十七

一九二七--中華民國十六年的年頭和一九二六年的年尾，滬杭一帶充滿了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的空氣。在黨的鐵律指導下的國民革命軍，各地都受了工農老百姓的暗助，已經越過了仙霞嶺，一步一步的逼近杭州來了。

陽曆元旦以後，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路軍，真如破竹般地直到了杭州，浙江已經成了一個遍地紅旗的區域了。這時候淞滬的一隅，還在舊軍閥孫傳芳的殘部的手中。但是一夕數驚，舊軍閥早已經感到了他們的末日的將至了。

處身於這一種政治大變革的危急之中，托庇在外國帝國主義旗幟下的一股上海的大小資產階級，和洋商買辦之類，還悠悠地在送灶謝年，預備過他們的舊曆的除夕和舊曆的元旦。

醉生夢死，服務於上海的一家大金融資本家的銀行裏的鄭秀嶽他們的房東，到了舊曆的除夕夜半，也在客廳上擺下了一桌盛大的筵席，在招請他的房客全體去吃年夜飯，這一天係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天氣陰晴，是晚來欲雪的樣子。

鄭秀嶽她們的一家，在爐火熔熔，電光灼灼的席麵上坐定的時候，樓上的那一位吳先生，還不肯下來，等麵團身胖，嗓音洪亮的那一位房東向樓上大喊了幾聲之後，他才慢慢地走落了樓。房東替他和鄭去非及鄭秀嶽介紹的時候，他隻低下了頭，漲紅了臉，說了幾句什麽也聽不出來的低聲的話。這房東本來是和他同鄉，身體魁偉，麵色紅豔，說了一句話，總容易惹人家哄笑，在他介紹的時候說："這一位吳先生，是我們的同鄉，在我們這裏住了兩年了，叫吳一粟，係在某某書館編《婦女雜誌》的。鄭小姐，你倒很可以和他做做朋友，因為他的脾氣像是一位小姊，你看他的臉漲得多麽紅？我們內人有幾次去調戲他的時候，他簡直會哭出來。"

房東太太卻佯嗔假怒地罵起了她的男人來了："你不要胡說，今朝是大年夜頭，噢！你看看吳先生已經被你弄得難為情極了。"一場笑語，說得大家都嗬嗬大笑了起來。

鄭秀嶽在吃飯的時候，冷靜地看了他幾眼，而他卻隻低下了頭，一句話也不說，盡在吃飯。酒，他是不喝的。鄭去非和房主人戴次山正在淺斟低酌的中間，他卻早已把碗筷擱下，吃完了飯，默坐在那裏了。

這一天晚上，鄭去非於喝了幾杯酒後，居然興致大發，自家說了一陣過去的經曆以後，便和房東戴次山談論起時局來，末後注意到了吳一粟的沉默無言，低頭危坐在那裏，他就又把話牽了回來，詳細地問及了吳一粟的身世。

但他問三句，吳一粟頂多隻答一句，倒還是房主人戴次山代他回答得多些。

他和戴次山雖是寧波的大同鄉，然而本來也是不認識的。戴次山於兩年前同這回一樣，於登報招尋同住者的時候，因為他的資格身份很合，所以才應許他搬進來同住。他的父母早故了，財產是沒有的，到寧波的四中畢業為止，一切學費之類，都由他的一位叔父也係在某書館裏當編輯的吳卓人負責的。現在吳卓人上山東去做女師校長去了，所以他隻剩了一個人，在上海。那《婦女雜誌》本來是由吳卓人主編的，但他於中學畢業之後，因為無力再進大學，便由吳卓人的盡力，進了這某書館而作校對。過了兩年，升了一級，就算作了小編輯而去幫助他的叔父，從事於編輯《婦女雜誌》。而兩年前他叔父去做校長去了，所以這《婦女雜誌》現在名義上雖則仍說是吳卓人主編，但實際上則隻有他在那裏主持。

這便是鄭去非向他盤問，而大半係由戴次山替他代答的吳一粟的身世。

鄭秀嶽聽到了吳卓人這名字，心裏倒動了一動，因為這名字，是她和馮世芬要好的時候，常在雜誌上看熟的名字。《婦女雜誌》在她們學校裏訂閱的人也是很多。聽到了這些，她心裏倒後悔起來了。因為自從馮世芬走後，這一年多中間，她隻在為情事而顛倒，書也少讀了，雜誌也不看了，所以對於中國文化界和婦女界的事情，她簡直什麽也不知道了。當她的父親在和吳一粟說話的中間，她靜靜兒的注視著他那靦腆不敢抬頭的臉，心裏倒也下了一個向上的決心。

"我以後就多讀一點書吧！多識一點時務吧！有這樣的同居者近在咫尺，這一個機會倒不可錯過，或者也許比進大學還強得多哩。"

當她正是昏昏然心裏在那麽想著的時候，她父親和戴次山的談話，卻忽而轉向了她身上。

"小女過了年也十七歲了，雖說已在女校畢了業，但真還是一個什麽也不知的小孩子，以後的升學問題之類，正要戴先生和吳先生指教才對哩。"

聽到了這一句話，吳一粟才舉了舉頭，很快很快地向她看了一眼。今晚上鄭秀嶽已經注意了他這麽的半晚了，但他的看她，這卻還是第一次。

這一頓年夜飯，直到了午前一點多鍾方才散席。散席後吳一粟馬上上樓去了，而鄭秀嶽的父母，和戴次山夫婦卻又於飯後打了四圈牌，在打牌閑話的中間，鄭秀嶽本來是坐在她母親的邊上看打牌的，但因為房東主人，於不經意中說起了替她做媒的話，她倒也覺得有些害起羞來了，便走回了廂房前麵的她的那間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