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談 十二蘇青
就想做個傲骨的美人
世人知她蘇青，
便是由那兩個豔才情絕的人的文字中曉得的。
不過，無論是張愛玲的《我看蘇青》，還是胡蘭成的《說蘇青》，訴諸於世人眼簾的都隻是一個鄰家妹妹的普通尋常。
然，這之外的蘇青，
實則是舊時上海灘上一個“極富盛譽的女作家”，是為一個傲骨的女子。
導 語
王安憶說，她是個懷舊中的舊人。
當人們對上海這座傳奇城市進行追憶的時候，她才姍姍登場。
她那活生生的，滿溢著生活之細節的文字，原是如此讓人驚豔不已。於是，人們便於懷舊中記住了她這麽個舊人。
她寫弄堂，寫胭脂水粉，寫婚姻生活，獨獨不寫愛情。於她而言，愛情隻不過是那俗世裏的一點愛戀罷了；男女間的那檔子事，於生活之中延綿也便罷了，斷不必使她用筆去記錄、去書寫的。
她隻寫活生生的生活，細至精髓，讓人心驚不已。
出生於寧波書香門第之家的她，免不了接受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促成的婚姻。隨之，她的生活便陷入那泛泛的世俗之中。
若不是那可恨的夫君於外花天酒地而不顧她之生活安穩，她便也可在那油鹽醬醋茶的生活裏過得紅紅火火。
她，終為了自己拋卻了無以回望的十年婚姻，做了那人前光鮮實則艱辛的職業新女性，以一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筆刻畫本真的生活。無關它好、它壞，沒有禁忌。
於是，她成了讓人側目的“最膽大的作家”。
她更於追逐“俗世中的愛戀”的厭煩中，把世間女子都寫作成欲望之中的“蛾”。
張愛玲說她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
誠然，她本心忠厚，願意有所依附。隻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裏的孫媳婦那麽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
隻是，世間男子多是些薄情寡義之人，無處可尋到她之所想的那樣。
如是，她的紅塵樓宇中隻剩下了無數春痕在那裏。她，唯做了一個傲骨的人，才可以安然地存活在這個世界。
20世紀
40年代的上海，可謂是個亂世，不幸被日軍占領淪為“孤島”。
於此，這期間許多文化界名流或撤離、或隱居。因而，彼時的上海文壇寂寞得可怕。然，在某一個晨曦，卻驚現了兩朵別致的花朵，一朵是那個世人皆知的傳奇女子張愛玲，一朵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傳奇女子蘇青。
她在自傳體的小說《結婚十年》中，盡數用了那大膽的標題和內容，她寫初婚的感受、生育的痛苦和歡樂，她亦寫婚外戀，寫與各種男人打交道，並於書中細微描述著婚姻生活中女性真實的性心理。一時，被稱為“大膽的女作家”。毀譽參半中，被推向曆史的風口浪尖上。
於是，她的生活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她渴望安穩，亦希冀男子帶給她愛，然而世間男子多是那薄情寡義之人。於是，她於每次男人們離她而去時，就忍住眼淚說她也是在玩弄男人。而她文字之中的那些男人女人，更是被撕破了溫柔的麵紗，一步步進逼，叫人無從辯解。
如是，她便免不了被人記恨。男人和女人都把她當作敵人。
孤島裏的人們，便看到一個於亂世中寂靜前行的“最膽大的作家”。以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攪亂著那時上海灘的男男女女的心。
是真實地活在現世的女子，在一如既往地寫著心底的魂，無論好與壞，快人快語地，做了人家芯子裏的活。
多年後，我們可從她的文字裏辨出上海女子那潑辣的一麵：能言善辯，占了男子上風；什麽事都懂，沒有什麽瞞得過眼；厲害、刻薄，卻不討人厭，隻是骨子裏世故罷了。
還是被曆史埋沒了。
時代演變，舊的下場，新的上場。當年的聲色，早已偃旗息鼓，煙消雲滅。一個蘇青，又有什麽？在人家的時代裏，隻能是寄人籬下的“亂世佳人”而已！
用一支柔弱的筆，寫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驚天動地的她，讓彼時的上海灘記住了一個叫蘇青的“膽色”女子。
她是自恃極高，眼裏揉不得沙子的清絕孤高的上海女子，骨子裏亦全都是經由歲月時光雕琢的脫胎換骨的涅槃。
蘇青，1914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原名馮允莊。
據說，她的家庭十分富有，祖父馮止凡乃是一介舉人，後經商遂成了那時城市裏新興的殷實市民。由此，這蘇青亦是那書香門第大戶人家的小姐。
蘇青的童年，幾乎都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在那個清一色女性的古老大屋裏，承載了外婆、姨婆、母親等女性的無私關愛，讓小小年紀的蘇青，心底充滿了無限的愛，這亦對她以後的寫作風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人生並非一切都是完滿和美好。
回憶裏還有一個父親的影子，那個叫作馮鬆卿的人是庚子賠款留洋的留學生。年輕時，多待在國外，對蘇青的關愛亦是少之又少；回國後，對家庭亦是不甚盡責的。這些於年幼的蘇青而言，是傷痛和無奈。
自古以來，女子於家中的地位都是輕的。
出身於書香門第之家的蘇青，雖說有幸受到正規的文化教育，但是在父母的眼裏，這到底不是女兒家的正經事。所以，她還是落了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的命運，於十四歲那年經由家長之命、媒妁之言與一個叫李欽後的男子訂了婚。
1934年，已為南京中央大學外文係學生的她，和在上海東吳大學法律係的李欽後於老家正式完婚。不久，她便因懷孕而退學，正式結束了她少女年華的生活。
之後不久，她和丈夫肄業移居上海。
至此，她的生活便與那個十裏洋場、滿眼飛花柳絮的上海灘有了綿密的糾葛。
1935年，她為抒發生產的苦悶，寫就了那篇名為“產女”的散文，並被發表於時為《論語》的雜誌上。由此，她正式踏上海派文學的道路，並與那個傳奇的女子張愛玲一起，走了一條現在看來完全是“非主流”的寫作路線，一起紅遍當時的上海灘，且一起被中國現代文學史遺忘。
然而，她終究是個懷舊中的舊人。當人們在追憶老上海的風花雪月時，張愛玲終於紅透祖國大地，而她隻一如那影裏的舊人，隻把一抹春痕隱約在舊時上海的夢裏，就此模糊在今人的心裏。
※
於蘇青而言，這場婚姻是“舊式”的，完全與“愛情”不沾邊。所以，多年後，她如是輕省回望地寫出這樣冷僻的句子：“婚姻不如意，便是頂薄命的事，理想婚姻是應該才貌相當的。”
於是，世人仿若可以看到那個因無愛而決絕的淩厲女子曾怎樣的彷徨疼痛著。
是有過愛情出現的，於她生命裏。
但對她而言，卻是苦澀悲涼的。大學裏的那次情動，於開頭算不上浪漫，於結局也隻剩下悲淒。於是，我們在她的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裏看到：“應其民在知道她有了未婚夫後，唯一過激的反應也不過是將一枝三顆的櫻桃摘去最小的那顆，然後把連理的兩顆遞給她，傷心地說：‘我是多餘的。’然，她亦沒做過任何努力於這段感情，青澀的兩個人就這樣哭過一場便把感情的傷掩埋。”
無奈之下，生活就此進入所謂的軌跡，她以青絲如黛、紅顏初豔之好年華成了他李欽後的妻。如此，開始養兒育女，相夫教子，且日日裏盡是些柴米油鹽，與長巷深院中芸芸眾生絕無二致。
寂寞、孤獨、無聊、煩瑣的主婦生活，生生將生性活潑好動的她壓得喘息不過來。而身邊那個同床共枕的男人，更是暴露出自私、懦弱、虛榮、沒有主張的惡劣來。生活真真仿似那“一襲長滿虱子的華麗袍子”，有萬千的難以忍受在裏麵。
讓她心死的，是那個她說不上愛也說不上不愛的男子的外遇。
那個受過高等教育，端拿著大律師的道貌岸然的丈夫，日日於上海燈紅酒綠之中逍遙買欲，獨獨忘了家中還有妻兒要養，更甚的是他極不負責任地拒絕承擔生活費。
中國的舊式女子怕是女人裏頂頂悲哀的，不過是男權社會裏分得甚為清楚的十等男人後的“第十一等”的人，千篇一律地被冠以“賢良淑德”的美名，就此失了自己的脾性好惡，低到了塵埃裏。
所以，當她向那胡來的少爺乞求家用時，得到的隻是那一記響亮的耳光，及那傷人心的話：“你也是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去賺錢啊！我可沒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也不能給你固定數目，你愛怎樣便怎樣，我橫豎不大在家裏吃飯……老實說，就是向我討錢也該給我副好嘴臉看，開口就責問仿佛天生欠著你似的，這些錢要是給了舞女向導，她們可不知要怎樣奉承我呢！”
於此，她不得不讓自己成了娜拉，開始醒悟，原來女子除了婚姻子嗣更該有著自己的理想追求。
1944年，她與他離了婚。這一年，她三十一歲，結婚整整十年。
這段婚姻，於她而言真真是無以回望，頂薄命的一件事情。
於是，我們看到她這樣的文字：“我要說我所要說的話，寫我所要寫的故事，說出了寫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痛快地寫，一字一句，說出女人的痛苦，有時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夠應用。我焦急地思索著，幾乎忘卻了自己的存在。”
如此，若她“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何嚐不是一種境界！
古今中外男子，曆來薄幸寡情，他們朝秦暮楚的心思如水遊弋不止，而女子卻多是不顧男人形容外貌肯與其終身廝守的。想來，真不禁心寒如那夜水，骨子全是那心灰意冷。
想她蘇青，離婚後頂著獨立新女性的頭銜，日子自是艱忍難熬的；更是為那一身瘦影在床，人形潰敗的。
於是，我們在她的傳記小說中看到這樣的影射：“……天下竟沒有一個男人是屬於我的。他們也常來，同談話同喝咖啡，也請我看戲，而結果終不免一別，他們別開我，就回家休息了。他們有妻、有孩子、有小小的溫暖的家，就算是同我很要好，又怎肯放棄他們的已經建築起來的小家庭呢？他們對我說那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哼，那我的丈夫怎麽有辦法同我拆散了這個家呢？
我恨他們，恨一切男人，他們不肯丟棄家，至少不肯為我而丟棄，我是一個如此不值得爭取的無價值的女人嗎？”
事實上，她的身邊從來是不乏男人的，他們欣賞她，引她為紅顏知己，和她談文學人生，然而他們多有妻兒和戒律標準，全然都是不屬於她的人。於是，他們一個一個地接著走掉。可是，身在俗世紅塵，竟還是免不了那些男女之間的那檔子事兒的。於是，她仍是要他們的，日日裏身體亦是迎來送往。畢竟是一個正常的女子，斷然不會成了古典愛情小說裏那種為了破碎的愛情終身守節的標本。
她是有所希冀的，於這無望的俗世紅塵中，她亦希冀真愛、承諾，及那溫柔的歸屬。隻是，她最後希冀到的卻全然是架構於無愛之中的那層疊的性。於是她“悔恨交並”，忍住眼淚說她也是玩弄男人。
不過，她畢竟不是喬治·桑，於情欲驕縱混亂中也可安然無所謂。她仍是被“賢良淑德”之類古訓影響著的中國女子。於是，她的心底遂有了那恥和悔：覺得自己“吃了虧，還沒處訴苦”，甚而“恨不能把自己毀了”。
但，她並沒有毀掉自己。
不過是俗世中的一點愛戀罷了，斷不可使她傷心至斷腸的。
十年婚姻再是不可回望，都可讓她擁有一顆強壯的心。愛戀狀態下，她亦可擁有亦舒說的那種“丟在泥淖裏還是啪啪跳動，淌著血”
的心。
蘇青之前，沒有一個中國女作家能像她那樣直言不諱地談“性”。
她，把女人溫情脈脈的假麵撕掉，還原出一張“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真麵目，可使無數女子花容失色，亦可令一些衛道士暴跳如雷。實則，她的“**裸的直言談性”，是讓許多的正人君子挑燈夜讀，捂在被窩裏竊笑的。
她寫：“欲望像火，人便像撲火的蛾，飛呀，飛呀，飛在火焰旁，讚美光明，崇拜熱烈，都不過是自己騙自己，使得增加力氣，勇於一撲罷了。”
如此，一語言中了世間女子都是那欲望之中的“蛾”，都有為那愛欲、情欲而飛身赴火的決絕。
她是深懂女人的，亦深知男人心機的。於她眼中女子全然是那欲望中的“蛾”，男子則全然是那薄情寡義的“負心郎”，多是靠不住的，見異思遷得很。家中有嬌妻，卻還要於外麵廝混一個情人，這還不能夠滿足，於是就去嫖妓。
如是深懂，讓她的文字有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驚世駭俗。
人說，驚世駭俗的原是最招人罵的，但她不怕挨罵，仍要發表言論：“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盡可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分居並不礙著眾人什麽事，同居亦不見得肯分惠些什麽給眾人也。”這言論一出，便是在滬上之地“一石激起千層浪”。
如此，別人便對她另眼相看，然多半是側目而視。
不過，她索性就豁了出去，用那拉家常的語氣談著這些事，且還妙語連珠的。
她言：“男人是壞的，因為他們愛情不專、不永久，但其實這可能是他們生理上的本能，他們至少是真實的。他們喜歡年輕美貌的女人，因為年輕美貌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實。女人口口聲聲說是喜歡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學問，或者內心暗自估計他的地位金錢……”
由此，有學者如是說：她是一個“無須長發蔽體，也能**馳馬”的女人。
寫就一部上海《長恨歌》的王安憶曾如是說：“蘇青是有一顆上海心的，這顆心是很經得住沉浮，很應付得來世事。”
如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於亂世中堅忍的、獨立的單身女子，以一身的傲骨飛簷穿梭於她自己的紅樓之中，留下一些看似無關痛癢，無關風月瑣碎的句子，實則那處遺留下的全然都是春痕似海的傷痛。
其實，她隻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一如她小說中的女子，天真、感性、瑣碎、軟弱，渴望愛與依靠。所以，張愛玲說：“蘇青的諷刺是不徹底的，她對人生有基本的愛好。”因而，盡管她臉上有看透一切的諷刺的笑容，但她還是要在紅塵樓宇之中兜兜轉轉，即使得不到她想要的愛和恩慈，卻還要自己奮不顧身，飛蛾撲火。
人說，上海這地方的高樓和馬路，哪一樁是精神變物質地變出來的？全是一磚一石壘起來的。你一進這城市，就好像入了軌，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隻能隨著它運行。
因而，她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她開始經營自己所寫的書，亦辦了那收攏了不少知名作家的《天地》雜誌。
她是深知亂世裏的男女歡愛是由人情世故裏滋生出來的一夜夫妻百日恩愛或相互體己罷了。於是，在報紙邊角裏，她開辟了一個小專欄。除卻風月，她什麽都談，談男人女人，談結婚離婚，談子女家長，談職業人生……
王安憶說：“上海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這樣的上海之地，她斷然不能再靠那“愛”來安慰了。於是，她便隻在自己的“紅塵樓宇”中書寫那一紙的細碎和無愛的真實。
幸運的是，上海繁榮的報業成全了她，龐大的市民讀者成全了她。
如是，她便將細碎生活做舟筏，寂寂渡過那苦海，在城市最黯淡的時光裏，可從那緊掩著的三層閣樓窗戶裏，飄出一絲小壺咖啡的香氣。
張愛玲說：“蠻荒的日夜，沒有鍾，隻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鈞窯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
於我看來，蘇青在自己的“紅塵樓宇”中，也是這樣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過著，春痕滿處也好，淡淡紫暈也罷。
我想，把真實生活寫得淋漓盡致的蘇青是有先知先覺的吧。
早年間她於《續結婚十年》中寫過這樣的句子：“他們都是騙我的，也許將來我還得受孩子們的騙，辛辛苦苦一場空呀！”
誠然，生活便是這般地給她以捉弄，竟真的應了驗。
當新中國成立伊始，當張愛玲眼見花開無人賞，別人的熱鬧亦是和自己不相幹，於是遠走高飛時，她蘇青卻因著骨子裏是個天真熱心的人，想著一個新的社會總是好的，便在了上海紫祥裏於芳華越劇團裏熱熱鬧鬧地安了營、紮了寨。
過的依然是真實的日子，卻也因著自己紮實的文學功底，亦寫出了不少好劇本。然而，人世浮華如夢，滄桑過眼如雲，好日子才開了頭，厄運便從天而降，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掀翻了汪洋裏的無數扁舟，她也不能例外。
她被投放在一個叫“提籃橋”的監獄，過了一年多白日不可辨黑夜的牢獄生活。出來時，已物是人非，被開除公職，貧病交加，一無所有。當她求助於至愛骨肉之時，寒更由心底涼，對方聲稱：已與她劃清界限，從此斷絕往來。
麵對親人的無情，她唯有躲在真實生活之下隱匿地過活。她閉門謝客，隻守著滿園的花草，她說：“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侶。”病中的身體，於時間的飛轉流逝中愈來愈惡化，她並不去醫治，一任它如同惡魔般侵蝕她的身軀。她是已經對生活失望了，抑或是絕望，唯一希冀的便是快快死去，好讓那不如意的險惡的世相如那滾滾東流的逝水般流去。
忽不見了那個用十年走完百年路的堅韌女子，關於她的那些繁華過往便都隱匿於那夢裏，便隻成了繁華舊夢一樁而已。
“生命不過是一場墳地裏的盛宴，飲罷唱罷，死亡就微笑著翩翩飛臨。”1982年
12月
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的蘇青於上海寂寞離世，時年六十九歲。
據說，當時靈堂裏沒有哀樂、沒有花圈，前來送行的親友也隻不過四五個人，全部的送葬時間僅七八分鍾，十分淒涼。
“什麽地方是我的歸宿？”蘇青曾在《歸宿》一文中言之鑿鑿地如是說過。
可是，時至今日她依然沒有歸宿。因為，今人還沒有誰可尋到她那“文人蘇青之墓碑”。
安妮寶貝說：“有些人是可以被時間輕易抹去的，猶如塵土。”
而她蘇青卻不能，因她是淨土，傲骨凜然的淨土，這般的淨土有時不在那遼遠的世外桃源，而就在你的心裏。即使我們尋不到那顯石顯字的文人之墓碑，她的傲骨的靈魂亦仍是存在於那“善良與愛”裏的。
所以，無論歸宿如何，她蘇青永都是人們心中、愛玲眼裏的明亮的中國風的房間內那“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著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