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發展儒學

軍事方麵的成就，是太宗執政生涯中最燦爛的一頁，他不但收服四夷，還使得唐朝的版圖成為曆代中最寬廣的一個朝代。但是，文治方麵的功勳也是太宗治理國家中耀眼光輝的一頁。

太宗即位後，首先就是把原本設在秦王府的十八學士館擴充為弘文館，招募天下有學識的讀書人，到府中共商國事，充分發表他們對政治民情的看法並提出建議和策略。太宗經常到館中聽取各方的意見並參照他們的決策。

這天，太宗和幾個親近大臣商討用何種學說治理國家最好。太宗認為，儒家是最合乎中道的學說，不管在什麽時候都能適用，本朝的學術思想中心應該仍以儒家學說為主。宰相房玄齡也十分同意，他說起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道理和取得的成效，認為應尊儒學為大統。

話還沒說完，杜如晦就搖手插進來說：“不可以，不可以，那多小家子氣，你聽過沒有？收納百江才能成大海，隻讀一家學說未免又限製了讀書人的眼光與心胸。”

“你們兩人不要太激動，我的意思是本朝的正統思想以儒家學說為準則，至於諸子百家的學說既能流傳下來，當然是有價值的，怎麽會把它們全部否定呢？”太宗連忙解釋，免得又有人再插進來爭論。

“陛下，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古籍太深奧了，除了大儒學者以外，一般百姓很難看得懂，這對文化的推廣一定會有影響的，該如何解決這問題呢？”孔穎達在一旁問。

太宗沉吟了一會兒，說：“以往隻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讀書，我覺得這規定太不合理，我希望普天下渴想識字讀書的人都能受教育。當然這實施起來有很大的阻礙，但我非實施成功不可，因為這是對百姓有利無害，你們就這方麵提供點意見吧。”

“創設學校倒不難，困難的是師資的來源，以及簡易的教科書的編撰。如果能有簡易的教本，想讀書的人隻要識字便能在家自修，那豈不是件好事嗎？”顏師古說。

“對，要先有一套教科書，一套易懂又全麵的教科書。從明天開始，弘文館的學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將深奧難懂的經籍加以注釋，並校看有無謬誤漏失的地方。”太宗當即決定解決辦法。

從貞觀三年（629年）開始，整理古籍的工作便緊鑼密鼓地展開了。不多久，顏師古等人就將考訂後的五經校正本頒布天下，使天下人都有齊備的教本可以研讀。太宗又命令顏師古、孔穎達、王恭、王玖、司馬才章等人合撰《五經正義》，將五經中的疑難詞句統一加注，經過這一番整理，中國上古的典籍才又以另一番新麵貌出現。

“這樣，考試錄用人才才能有一定的依據，”太宗高興地說，但一轉念他卻又輕皺眉頭，“不過，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我們要用什麽方法使百姓能輕易地了解本朝的思想重心在儒家呢？”

“那隻有用實際的行動、具體的表現，才能使人民一目了然。”虞世南說。

“實際的行動、具體的表現？”太宗沉吟著，“我已經命人把五經都整理分類了，又在各個州縣設立學校，難道這不是實際行動，不是具體表現嗎？”

虞世南連忙說：“可是您並沒有特別標榜儒家，我的意思是將儒家從諸子百家中特別提出來，給予最崇高的地位。”

“那其餘各家的學說呢？”

“當然並存，但以儒為中心，正如五經中陛下認為禮的影響力最大，特別命博士官撰五禮，但其他的經書並不因此就抹殺了價值啊。”虞世南進一步地解釋,“首先在國學中建立孔子廟堂，尊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為聖人，再征聘各地的名儒到國學中講課，講課期間陛下您最好能親臨聽講，這不就很明顯地告訴人民，本朝是如何的重視儒學。”虞世南陳述他的意見。

“還有，我們可以把前代有名望的儒學大家，像左丘明、子夏、伏勝、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這些人都入祀進孔子廟堂，這樣可使現代的學者有一個確切的目標，並明了思想的重心所在。”孔穎達也提供了他的見解。

“很好，這是個可行的辦法，我立刻叫人著手去做。”太宗立即叫人將這些意見記錄下來，又說：“不觀史不知古今成敗，前兩天我翻查史籍，發現兩晉南北朝還沒有正史，而且北周和隋朝的史料也脫損了不少，如果不趕緊將這些史料匯編成冊，恐怕過不久這些東西都要湮沒了。”說到這兒太宗的臉色不禁凝重起來。

他接著又說：“史官是直言不隱的，當初孔子修春秋一字褒貶的成效，今日仍可從史書中看出來，要知道各個朝代的興替、得失，隻有從史書著手，我們一定要將曆史上發生過的事，翔實地記載下來，一來表示對前人的追念,二來也可給後人做借鑒。”

“陛下說得對，兩晉南北朝的變遷是中國少見的大變動，其中有許多的借鑒足以供後人警惕，當然要把它們寫下來。”房玄齡、令狐德棻在一旁點頭讚成。

“這整理編撰史料的工作就交給你們兩人啦，”太宗笑著對德棻說，“好好地寫，人手不足的時候，叫我一聲，我的學問不好，但抄寫的工作相信還能勝任。”

“陛下，您不必太客氣，到時您別推托就好了，怎能不借助您的長才呢？”玄齡和令狐德棻笑著說，由於太宗一向以誠心對待部屬，再加上大家日夜一起研究學問，君臣間的關係就像朋友一般。

君臣同心一意整理史籍，沒幾年，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合力編著的《周書》，李百藥的《北齊書》，姚思廉的《梁書》、《陳書》，魏征的《隋書》，以及李延壽獨力編撰的《南史》、《北史》，便陸續順利地完成了。

貞觀十八年（644年），太宗宣房玄齡和褚遂良入殿說：“經過這麽多年的努力，我們已完成不少史冊。不過，臧榮緒的《晉書》我總覺得不夠完善，因為在學術思想及生活形式上兩晉是最富創意、變化最多的朝代，如果不翔實地將這些人物故事記載下來，後人就無法領略到先人在思想、生活上曾有過的一大變革。”太宗感慨地說。

“陛下該不是愛烏及屋，因為喜歡王右軍的字，連帶地喜歡上那個朝代？”房玄齡以玩笑的口氣問，太宗愛好晉人王羲之的字是眾所周知的。

“你要這麽說也對。”太宗笑著回答，“事實上那本書有修整的必要啊。”

玄齡正色地說：“陛下您說得有理，我和褚侍郎會立刻開始動手的。”

不久一部完備的《晉史》在太宗君臣的策力下完成了，其中司馬懿、司馬炎、陸機、王羲之四人的論讚，是太宗親自動筆寫成的。在太宗的大力推動下，儒家中庸、篤實的入世思想，擊倒了魏晉南北朝時所盛行的屬於玄學方麵的出世思想。科舉製度也為寒門子弟開啟了一條上進的途徑，擊垮迂腐狹隘的門第主義，一股全新的文化氣息散遍這塊廣大的領土。

在這種風氣之下，還大大發展了中華文化遺產之一的唐詩。

貞觀十八年（644年）前後，太宗的政治生涯已到達顛峰，無論在內政、外交上的成就，都是超越前朝令人震驚的。這些也隨著領土的擴充發揮出萬丈的光華，更在無形中融合了許多民族。當時，由這股強大而無形的力量所統治的王國跨洲越海，比太宗實際擁有的版圖更廣大。東邊從倭國（今日本）、高麗、百濟、新羅到現今的東北各省；北邊則到達現在的內外蒙古和西伯利亞；西方則包括了今天的中亞、克什米爾、印度、波斯等地，甚至到達了歐亞的門戶拂菻（就是西洋史上的東羅馬帝國）；南邊則控製了整個南海地區。這些偏遠落後的民族在接觸到唐朝的燦爛文化後，就忍不住被吸引了，不僅到長安學習典章文化、學術思想，也將他們的特殊文化風俗傳到唐朝。在雙方頻繁的交流中，各種文化、思想在長安城中被攪碎、調勻，融合成一種國際性的新思潮，這種新思潮更開拓唐人包納各色人種、各種文化思想的胸襟，所以才能創造出睥睨古今、雄渾豪邁、多彩多姿的唐人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