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初戀
意大利歌劇團表演季於9月23日揭幕，柴可夫斯基前往觀賞羅西尼的《奧泰羅》，該表演最出色的地方不是舞台的設置，也不是歌唱。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一個30歲的女人。據拉羅什的說法：
她的外表雖說不上美麗，但卻有一張熱情且富於表情的麵孔，她的名字是黛西莉·阿爾托。
剛剛步上藝術巔峰的黛西莉·阿爾托，是著名的角笛手阿爾托的女兒，她的叔父也是一位有名的提琴家。她曾拜師於名門，她的嗓音有力，很適合表達戲劇的深度。
如果說，在全部音樂世界及整體抒情歌劇領域中，沒有一種形式是這個可愛的藝術家不能以聲音表達出來的話，絕非是大話……我曾說過她不美麗，然而她不需要憑借人工修飾，她的魅力就足以贏得每個人的心，以及讓每個人都注意她，好像她是絕代美人似的。
那一晚，柴可夫斯基的心無疑被她給贏去了，他瘋狂地愛上了她。黛西莉·阿爾托成為他所迷戀的對象。他毅然地把新交響詩《Fatum》的編寫工作拋在一邊，立即改寫了一首鋼琴曲《F調浪漫曲》給她，兩人結為親密的好友。
柴可夫斯基於10月21日寫信告訴阿納托裏說：“我和黛西莉已經成為要好的朋友，而且我很高興了解了她的特殊性格。我從來不曾見到比她更和善、更美好或更聰明的女人。”
傳聞柴可夫斯基與黛西莉在聖誕節時可能結婚。柴可夫斯基1869年1月7日和他父親討論過這件事情：
您無疑已聽到我訂婚的謠言，而且也可能因為我的悶不做聲而覺得受到了傷害。現在，我要把全部經過告訴您。我是今年春天才認識黛西莉·阿爾托的，但隻在她義演後的晚宴席上見過她一次。她秋天回到這裏的時候，我一整月沒去找過她。然後我們無意中又在一個音樂晚會中見了麵，她奇怪我為何不去找她，我就答應不讓她失望——若不是安東·魯賓斯坦路過莫斯科時拉我去參加晚會的話，我絕不會做那種承諾的。
以後，我經常接到她的邀請，去她家成了我每日的生活習慣。我們隨後陷入愛河，而且對彼此有了深切的了解。結婚問題自然馬上產生，如果沒有阻礙的話，婚禮將在夏天舉行……
我的朋友中尤其是尼古拉，極力勸阻我們結婚。他們認為我如果和一個有名的歌手結婚，那我就得扮演“我妻子的丈夫”那種可憐角色，同時還要花她的錢，陪她去歐洲各地……如果她不肯放棄舞台生涯，我就必須考慮犧牲自己的未來，如果我盲目依從她，顯然我必將喪失所有獨立生存的機會。
您從我朋友的這些意見中，該可看出我的處境是多麽困難。一方麵我很愛她，深覺沒有她我就活不下去；另一方麵理智卻讓我仔細考慮我朋友告訴我的那些不良後果。親愛的父親，請您告訴我，您對這件事情有怎樣的看法。
他父親的意見模棱兩可，對他的困難一點也幫不上忙。好在1月底傳來的消息使他擺脫了麻煩，阿爾托小姐事先沒有與柴可夫斯基打半句招呼，就和一個西班牙男中音歌手在華沙結婚了。
趁著《Voyevoda》再次排演的機會，尼古拉很高興地把此事告知柴可夫斯基。尼古拉譏諷地說：“我早就告訴過你，她並不需要你來作為她的丈夫。現在，你看看，我說得沒錯吧？那個西班牙人和她結婚是對的。你是我們俄國所需要的人，你不應該做外國人的仆從！”
幸災樂禍的尼古拉說這話時，柴可夫斯基臉色蒼白。他急匆匆地跑出了劇院。好在他悲傷的時間並不太長，實際上，他的自尊心所受的打擊遠大於他內心遭受的痛苦。他把迷戀錯認作是愛情，而且將阿爾托小姐的女人與歌手的雙重身份混為一談。
顯然，阿爾托的事沒有進一步影響到柴可夫斯基的事業，因為幾天後他仍然回來參加排演。不過這時，他雖然擺脫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異性的掌握，但在8年以後，卻再也沒有如此幸運了。
《Voyevoda》於1869年2月11日舉行首次公演，熱情的觀眾使柴可夫斯基謝幕15次之多。他對於自己的初次成功非常高興，但他對歌劇的興趣卻在《Voyevoda》第四度上演之後即告消散。
這次外界的評論頗令人滿意，但拉羅什卻說那出歌劇“缺乏俄國氣質及充滿德國與意大利的守舊主義”。柴可夫斯基為此深感不悅，兩個人因而失和多年。不過柴可夫斯基最後還是接受了拉羅什的批評，將大部分樂曲毀棄，隻留下受歡迎的序曲，以及一首合唱曲、一首間奏曲和舞曲。
《Voyevoda》首演過後兩個星期，尼古拉初次指揮演奏《Fatum》，莫斯科的聽眾對它表示熱烈歡迎，可是以後的成績還是《Voyevoda》比較好。在莫斯科演奏過後，柴可夫斯基就把《Fatum》樂曲送給了巴拉基列夫，希望他能在聖彼得堡演奏。柴可夫斯基說：“我要把這樂曲獻贈給你，不過我希望你能先保證並不討厭它。”
巴拉基列夫在3月29日擔任指揮演奏《Fatum》，事後，他寫了封信給柴可夫斯基：“你的《Fatum》已經演奏過，我要大膽地說成績不錯，至少看起來每個人都對它感到滿意。至於掌聲不多的原因，是結尾時的樂器聲響得太可怕。我自己卻不滿意這樂曲，它未經過精心構思，有的地方像是急著趕出來似的，而且演奏時有許多銜接的地方能清楚地被聽出來。
“拉羅什說我對古典音樂沒有充分研究，可是我倒自認不太熟悉現代音樂。你永遠沒辦法從古典作曲家學到自由的形態；你在他們身上找不出新東西來……李斯特的樂曲也在同一音樂會中演奏，你將會發現那樂曲形式是多麽奇特——每一段的銜接是多麽自然。但這並不是偶然的。或者以格林卡的《馬德裏之夜》為例，那首序曲的各部分接合得又是多麽美妙！
“《Fatum》所缺少的正是這種有係統的連貫性……我坦率地寫信告訴你這些事，絕對相信你不會放棄把它獻贈給我的念頭。你這份獻贈十分珍貴，那足以表示你對我的關心，我十分感謝你的美意。”
柴可夫斯基雖把《Fatum》樂曲贈與巴拉基列夫，但並沒有答應將它出版。幾年後，他把它毀棄，不過遺留的一部分在他去世後又被發現，經過一番整理，出版時被編列為第77號。
《Voyevoda》及《Fatum》先後失敗後，柴可夫斯基把希望寄托在1月份開始的新工作上。他把莫特·富克著名的故事《水妖記》（Undine）譯成俄文歌劇，並在夏季結束時完成，可惜送到聖彼得堡審查時，主事者互相推諉，直到1871年仍然未獲通過。他一怒之下，在兩年後將樂曲取回，付之一炬，至此，他的失敗紀錄總共達到3次之多。
不過，他在焚毀這樂曲時，仍然留下了四章：其中有一章結婚進行曲以後成為《第二交響曲》的第二章；一章愛情二重奏成為《天鵝湖》中有名的慢板樂曲，而且在配以抒情器樂曲以後，更成為奧斯特洛夫斯基《雪娘》樂曲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柴可夫斯基絕不是一個浪費好材料的人。
由於接二連三地遭受打擊，柴可夫斯基變得意誌消沉，他再次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在回莫斯科的途中，他的心情簡直壞到了極點。不過，他隨即發現，還有件事必須由他出麵打抱不平。這一次是巴拉基列夫在5月被強迫辭去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工作，因音樂學院院長的音樂立場與喜好和他的意見相左。
柴可夫斯基認為這是對藝術工作的不正當幹涉，於是按照過去對裏姆斯基·科薩柯夫事件的做法，發表文章攻擊院長，並極力為巴拉基列夫辯護。裏姆斯基·科薩柯夫在回憶錄中說，柴可夫斯基那篇文章的“熱情與力量使每個人都很感動”。
那篇文章使得柴可夫斯基和愛國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更為加強，他和巴拉基列夫在1870年秋季也經常在一起。但是柴可夫斯基對這種友情多少仍然有所保留。後來，他曾對阿納托裏說：“巴拉基列夫雖然是一個大好人，而且對我也很不錯，可是我依然不能和他坦誠相處。我不喜歡他那器量狹小的音樂見解和尖酸刻薄的談吐。”
實際上，他與巴拉基列夫相處的時候，生活的確比他所想象的要幸福多了。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以後，痛苦地抱怨缺乏音樂靈感，唯一的作品隻有受托為魯賓斯坦的歌劇所寫的鋼琴序曲，最後還是接受了巴拉基列夫的勸告，才著手編寫另一首新的重要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