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去世

1850年10月，柴可夫斯基和母親長途跋涉到聖彼得堡，一起觀賞了格林卡的《為沙皇獻身》歌劇，這件事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切事情看起來都很順利，但是母親要離開時，柴可夫斯基非常痛苦，陷入了幾乎瘋狂的境地。據莫傑斯特後來回憶說，他的哥哥一生都不曾忘記當時那一幕痛苦的經曆。

“母親要走的時候，哥哥完全失去了控製，發狂似的纏著母親，不讓她走。安慰和答應很快就回來看他全都沒有用，他好像一切都聽不進去似的，死賴著母親。雖然人們把他拖開，而且在母親的車子離開之前不讓他接近，但是當人們放開他以後，他還是失望地追趕……”

問題到此還遠未終結。開學後不到一個月，學校裏發現了猩紅熱，瓦喀爾夫婦立刻把在學校寄宿的柴可夫斯基接到家中。不幸的是，瓦喀爾夫婦的大兒子受到感染而死亡，柴可夫斯基反而幸免了。瓦喀爾夫婦雖然勸柴可夫斯基不要放在心上，但他由於內疚和自責而深感不安。柴可夫斯基要求父母親準他回學校去住，但是家人的答複是必須等到傳染病平息以後。

柴可夫斯基雖然神情沮喪而且思鄉心切，可是第二學年的成績卻很有進步。再加上1852年父親退休以後，全家又搬到聖彼得堡，柴可夫斯基因此與家人團聚，心情自然寬慰很多。夏天的時候，一家人愉快地去鄉間度假。

進入法政學校後的柴可夫斯基，很快結交了一些新朋友，包括以後成為著名詩人的阿布赫金、愛好音樂的奧德莫夫等。該所學校偏重文學能力的發展而不注重音樂才能，但柴可夫斯基的表現依然不凡。自從離開勞妮後，隻有進入政法學校的最初一年半的時間，是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比較安定和快樂的時期。

1854年7月，14歲的柴可夫斯基麵臨了一次重大的打擊。他母親感染霍亂病與世長辭了。我們不能揣測這件事對柴可夫斯基的影響如何，因為他並沒有留下透露當時心情的過多話語，唯一留下的，是他在兩年後給勞妮的信上所說的幾句話：“我母親感染了霍亂，經診治後，病情曾一度好轉，但是好景不長……她在離開我們時，竟然沒有來得及道別。”

在母親去世一個月以後，柴可夫斯基寫出第一首有名的樂曲。當年夏天，他雖然考慮過要為詩人奧克亥佛斯基的獨幕歌劇譜曲，但是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