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樂章

歐美旅程

柴可夫斯基滿懷憂傷地踏上前往美國的旅途，船上有一位乘客在出航後一個小時就自殺死亡，外加心中的思鄉病，使他的情緒更加低落。直到船快到美國時他才鬆了一口氣，但抵達紐約後他卻惱火極了，因為對方沒得到他的同意，就把費城及巴爾的摩都列入他的訪問行程。

到紐約的第一天，他逛過百老匯大街，他告訴莫傑斯特那是一條非常奇特的街道，一些九層大樓當中夾雜著一兩層的房子，他還為看到黑人數目之多而“感到驚奇”。美國對他的熱情接待立刻使他先前的疑慮一掃而空。他的四場音樂會是卡內基音樂廳揭幕的節目之一，而且每一場都很成功。

他在4月30日寫給達維多夫的信中高興地敘說著：“我相信我在美國比在歐洲出名10倍。剛開始，有人對我提起這事時，我隻認為那是善意的誇張；可是，現在我了解確實如此。我的許多作品，甚至在莫斯科都沒人知道的作品，也常在這裏演奏，我在這裏比在俄國時還更像是個重要人物。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不是嗎？”

巴爾的摩及費城的音樂會，證明了他在美國很受歡迎。華盛頓的俄國大使館在他停留的短暫期間，特別舉行音樂晚會向他們的這位愛國同胞致敬。柴可夫斯基在離開美國的前夕，參加了作曲家俱樂部在大都會歌劇院為他舉行的惜別酒會。

第二天，5月20日，他身心疲憊地乘船到歐洲去，不過因在美國訪問期間一切順利而感到相當滿意。他月底回到聖彼得堡以後，更因能和家人及朋友重聚而開心不已。

芭蕾舞劇《胡桃夾子》的大綱在7月7日完成，可是柴可夫斯基對它並不滿意。他在給達維多夫的信上顯示出些微的失望和無奈：“……它較之《睡美人》要差得多。我這老人家現在正是江郎才盡……不但頭發漸漸變白變少，牙齒也正逐漸脫落，眼睛也越來越不中用，身子很容易疲勞，腳也開始蹣跚不便，最嚴重的是越來越寫不出好作品了。”

他看來實在是比50歲要老得多，可是這並沒妨礙新歌劇《Yolanta》的編寫工作。9月中旬大綱完成以後，他轉移精力編寫大型交響樂曲《Voyevoda》，並且於11月18日在莫斯科由他指揮舉行首度演奏。排練期間，柴可夫斯基曾因朋友們把它與《羅密歐與朱麗葉》及《交響幻想曲》相提並論而極為惱火。

他以漠不關心的態度指揮演奏，在休息時間甚至威脅要毀掉樂曲，還說這種不成才的東西根本就不應該寫出來。第二天，他果真說到做到，幸好樂曲的一部分事先為人藏起而未被毀掉。以後，《Voyevoda》經他重新改寫，於他死後被編為78號問世。

柴可夫斯基在編寫《Yolanta》時找到了精神寄托，他在12月底將它完成，隨後，他起程到西歐去從事另一次音樂旅行。首先，他在基輔兩個音樂會中指揮演奏他自己的樂曲，接著又在卡明卡作短暫的停留。據莫傑斯特回憶說，柴可夫斯基看到他的老住所時，心中難過得很，因為那使他想起了死去的妹妹。

他在1892年1月10日抵達華沙，雖然“交響樂團比二流的還不如”，但他在4天以後舉行的音樂會卻很成功，華沙的許多名流都宴請柴可夫斯基，其中包括被他形容為“十分可愛”的波蘭女伯爵。可是，思鄉病仍然使他不能盡情享樂，他感傷地寫信告訴達維多夫，在能回到他所喜愛的俄國以前，他是“一天天數著日子和鍾表的時分”。

他從華沙到漢堡指揮演奏。歌手和交響團都有很好的準備，使他的印象十分深刻，但是歌詞由俄文翻譯成德文時必須將樂曲作一些細微的改動。柴可夫斯基對這事不在行，隻好把指揮棒交給當地的音樂指揮。他告訴達維多夫說：“這裏的音樂指揮實在很有天分。”

雖然歌劇並沒有特別受歡迎，但他認為演唱的成績“非常出眾”。幾天後柴可夫斯基抵達巴黎，非常想家並且顯得十分憂鬱，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放棄預定在荷蘭舉行的音樂會而直接回家去。兩天以後他決定不去荷蘭，立即返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