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頂點
當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兩個人彼此通信的次數越來越少,及信的內容也越來越短以後,柴可夫斯基的日記就能提供一些寶貴的數據。例如,我們從日記中知道,他回到卡明卡以後,並沒有編寫新曲的心情。
他在1884年4月25日的日記上提到,《音樂會幻想曲》是由以前的一首鋼琴協奏曲改編而成的。4月28日他的日記上又說:“我在進行編寫新曲時,工作很不順利……”
他所編寫的是《第三交響樂組曲》,因進度不佳,心情也就日益沉重。他懷疑自己的創作靈感已經枯竭。他在5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並不是有心假意謙遜,我實在是毫無成就!在我的實際工作中,沒有可作為模範的作品。寧靜的環境與生活已與我絕緣,苦惱和疑慮使我再也無法忍受了。現在,我想獨自一人以自己的方式度日,我需要的是個溫馨的家。”
這是他第一次表示想要過家庭生活。幾天後他寫信給梅克夫人時,也提到這種意念:“我向往的是一處不大新的小屋,附有一個美麗的花園,最好也有一個小溪和叢林。附近如果有火車站更好。”
思考中的柴可夫斯基
但是,梅克夫人因為財產受到損失,被迫把在布萊洛夫的房屋出售,隻能邀約柴可夫斯基到她那較不華麗的鄉居中去。他為此十分感激她的盛情,在那裏直住到10月底才離開。聖彼得堡在10月底再度演出《葉甫根尼·奧涅金》時,觀眾表示熱烈歡迎,但批評家的反應依然冷淡。丘伊說它“單調無味”,可是那並未使它成功的聲勢有所動搖,以後它果然成為繼格林卡的《為沙皇而生》之後,全俄國最受歡迎的歌劇。
雖然柴可夫斯基在當時並未注意到這些,但此次演出卻是他生命的轉折點。莫傑斯特認為《葉甫根尼·奧涅金》的成功使柴可夫斯基“名利雙收”:“……他的名字一向隻有音樂界的人知道和尊重,現在卻是家喻戶曉,以前的俄國作曲家誰都沒有這種知名度。”
但是,這時柴可夫斯基卻有另外的心事,因為在瑞士的柯代克因肺病而生命垂危。在聖彼得堡演出第二場《葉甫根尼·奧涅金》以後,柴可夫斯基便急忙趕往瑞士,去見柯代克最後一麵,以後又再轉往巴黎。
流浪的生活使他一天比一天痛苦,使他更下定決心要成立一個家,無論它是在卡明卡或是莫斯科。當他再回到莫斯科以後,便以一年的租期在離克林不遠的地方租了一所屋子,1885年1月起搬往那裏定居以後,寫信告訴莫傑斯特說:“現在我可以隨意地吃、住及行動了。這才是實際生活。”
其實,他極有理由過愉快的生活。除了《葉甫根尼·奧涅金》演出成功及在俄國的聲譽日隆外,《第三交響樂組曲》在聖彼得堡初次演奏也很受歡迎,而且,莫斯科音樂協會一致推選他為負責人。此時,他開始把心愛的歌劇《鐵匠瓦庫拉》重新改寫,使它在4月時呈現出嶄新的麵貌。他把自認為不好的地方全都舍棄,好的則保留下來。
這一番修改工作非常重要,完成後,柴可夫斯基將它拿到聖彼得堡去,和歌劇院研商上演問題,結果相當圓滿。
在聖彼得堡停留期間,阿納托裏陪他共度了他的45歲生辰,並出席音樂學院的宴會。回莫斯科後接獲通知,要他繼尼古拉的遺缺出掌音樂學院。一切努力總算有了收獲,他愉快地編寫著新交響曲《曼弗雷德》。巴拉基列夫在3年前曾向他提起根據拜倫的詩劇《曼弗雷德》編寫樂曲的事,但他當時對此並不感興趣。到巴拉基列夫在1884年冬季舊事重提以後,他卻應允第二年夏季以前將它完成。
柴可夫斯基曾為此事表示後悔,6月25日他寫信告訴塔涅耶夫說:“我去年冬天輕率地答應過巴拉基列夫以後,就決心要把《曼弗雷德》編寫完成,否則我將不會安心。我不知道結果會怎麽樣,但心裏感覺不是味道。因為在沒有一定格局的情形下編寫樂曲,要比這樣愉快得多。”
雖然心中極感不安,但柴可夫斯基仍然想在9月以前把它完成。他很怕工作成績不好,作品演出一兩次後即告無影無蹤。由於對它缺乏信心,及擔心它不受一般人歡迎,他不肯讓尤爾根鬆出版,因為他覺得這位出版商沒辦法靠它賺錢。
他在作曲期間曾換過住處,新房子的內部裝飾與布置工作由索伏朗諾夫負責。據莫傑斯特說,索伏朗諾夫是一個“缺乏任何美感或鑒賞力”的人,於是屋子裏被他弄得淨是些最簡陋的家具和沒有用處的東西。
柴可夫斯基自己也買了一些生活中根本不需要的東西,包括費了很大心思才買到的兩匹馬,及一座根本不走的英國鍾。但是,柴可夫斯基對這兩樣新東西頗為自豪,他曾高興地指這指那說:“這是我的桌布,這是我的狗,這是我的銀器。”莫傑斯特說:“柴可夫斯基高興得像個小孩子。”
他的家隻歡迎像卡什金、塔涅耶夫、休伯特、阿裏布列赫特,及拉羅什等這些人物,柴可夫斯基每天在家中過著極有規律的生活,直至他去世為止。他在早晨7點至8點鍾之間起床後,花費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喝茶,閱讀聖經與其他讀物。九點半開始工作以前,他常做片刻散步。
中午1點鍾用過午餐後,獨自散步兩小時,將構想出來的許多樂曲的想法都記在小冊子中,像貝多芬的做法一樣,以便第二天早晨在鋼琴前麵編寫。
4點鍾回屋用茶時,如湊巧有客人到來,柴可夫斯基就和他談天。5點起再工作兩小時,晚餐前與別人一起散步。在一天結束以前,他利用閱讀、玩牌、談天或彈琴來鬆弛身心,晚上11點回房寫日記或讀書。
自此時起,柴可夫斯基不讓別人得知他未出刊的新作品,甚至連最親密的朋友也不例外。他在《曼弗雷德》未完成前即已著手編寫歌劇《女巫》。9月21日他寫信告訴梅克夫人,第一幕中充滿動作與活力,非常不錯。如果不受阻礙,全部工作可望在春季完成。
當第一幕在兩星期內完成後,他又對她表示自己越來越起勁了。工作開始時雖然一切順利,但以後卻遭遇到種種困難,直到一年半以後才全部完成。他一直在家中待到1886年3月,才去莫斯科參加《曼弗雷德》的首演。
演奏成功證明了他認為這是他最好的交響曲誠屬不虛。奇怪的是聽眾反應冷淡,批評家卻反而讚譽有加。甚至連丘伊都說:“我們應該感謝柴可夫斯基,因為他豐富了我們國家的交響樂財富。”
雖然,丘伊和別的批評家都很欣賞《曼弗雷德》,但是它卻找不到經常演奏的場所。一個月以後,他和阿納托裏到第比利斯去參加演奏他作品的音樂會。當他進入包廂時,全場的人起立向他致敬,此時他的一切失意全部一掃而空。以後他接受獻禮,而且當地音樂協會的歡迎會中也發表了動聽、誠懇的讚詞向他致意。
柴可夫斯基非常重視這小鎮給自己的禮遇,認為它比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的讚許來得有意義。他受寵若驚地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個月。以前從未體驗到這種事……這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回憶。
他從第比利斯乘船轉往馬賽,然後再坐上火車,於5月底抵達巴黎。他在巴黎的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歌劇院中,但同時也在編寫《女巫》的第三幕。他曾在那裏遇到拉羅等名人,然而最使他深為感動的事則是法國音樂大師德利伯的來訪。6月回到家中後,他告訴梅克夫人說還是自己的家好:“當我離開家時,小屋子是深埋在雪中,現在它卻被花草環繞著,十分美麗可愛。我在國外3個月期間,把工作的時間都浪費了,不過我感覺現在的精神很充沛,即使把全部時間都用在工作上也不會疲倦。”
柴可夫斯基繼續編寫《女巫》,他在每天的長篇日記中提到許多問題。10月2日他寫道:“在我死了以後,世間的人可能會發現我的音樂偏好及偏見很有意思。”
他在貝多芬的若幹書信公開發表以後,說他自己“無條件地”敬佩貝多芬,但卻並不喜歡貝多芬。他發現莫紮特在音樂領域中是“一切美好的累積點”;他欣賞先進音樂家巴赫的原因,隻是覺得“他彈奏的賦格曲很好”,而並非因為巴赫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他說亨德爾“不過隻是第四流”的作曲家,還說他“甚至連一點風趣都沒有”;他認為格魯克“值得同情”,雖然“他的創作天才很糟”;他說海頓的“若幹作品”有可欣賞的地方;他覺得勃拉姆斯是一個“怯生的凡人”,他曾為了人們說勃拉姆斯“應被看做是天才”而憤憤不平。
柴可夫斯基在12月患上嚴重的偏頭痛,但不久他仍回到莫斯科指揮《鐵匠瓦庫拉》的演出。這是他多年來首次在指揮台上公開露麵,經過排練後效果很好,他對自己的技巧也很感滿意,他愉快地寫信告訴莫傑斯特。
演出的日期被安排在1887年1月31日,但是當天早晨他醒來時,卻感覺到自己“真正生了病”,整天“心裏有說不出來的疼痛”,傍晚到達劇院時,他已經呈現“半死”狀態。幸而聽眾的熱情非比尋常,他的精神才勉強提了起來,苦撐到完成一場成功的演出。
回家後他聽說亞曆山德拉的大女兒在卡明卡死去的消息,但仍然埋頭編寫《女巫》,而且告訴梅克夫人說他夢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在外國舉行音樂會”。現在,他已不畏懼公開指揮了,他對梅克夫人說,他的精神比以前強韌得多,凡是不曾想到的事,隻要他去辦都可辦得到。他允諾在1887年3月17日親自指揮演奏自己作品的音樂會以資證明,而且事後證明演出成績確實不錯。
不過,《女巫》直至當年5月才告完成。接著,他開始在夏季四處旅行。他十分欣賞高加索的美麗風光,每天花費在編寫弦樂六重奏樂曲及一首名為《莫紮特風格》的交響樂組曲的時間隻有1小時,他的假期在7月中斷,因為康德拉契耶夫在亞琛生命垂危,要他前去。
無奈他起程前往時,竟感到自己此行是基於責任而非友情。亞琛之行並未使他的憂鬱感解除:“……每一個人都敬佩我的犧牲,但我實在沒什麽犧牲可言。我的生活很安靜,吃喝不愁。別人連購辦生活必需品都感到力不從心,根本沒有餘錢可供揮霍;但我除了花錢買奢侈品以外,竟然無所事事。這是不是利己主義?我並沒有像對待自己那樣善待我的鄰居呀!”
他在亞琛完成了《莫紮特風格》交響樂組曲及《隨想小品》大提琴及交響樂曲,於9月回到家中。兩個星期以後他接到康德拉契耶夫死亡的消息。由於情緒不佳,他在日記中寫出了頗富於哲學意味的話語:“生命何其短促!我還要做的、要想的以及要說的事情究竟還有多少?我們始終沒有什麽成就,可是死亡卻已經在向我招手了。”
《女巫》於10月在聖彼得堡排練,11月1日由柴可夫斯基指揮首演,以後又再上演4次,他深信這是他最好的歌劇作品。但是,聽眾竟然對它缺乏熱忱,第五次演出時座上觀眾隻有五成左右,使得柴可夫斯基備感屈辱與惱怒,他對梅克夫人抱怨說:“我對它所付出的精力及所作的犧牲較之任何別的歌劇都多,可是我卻不曾被批評得這麽厲害過。”
好在幾天後情勢有所改變,他在莫斯科的音樂會非常成功,聽眾和批評家對包括《1812序曲》及《莫紮特風格》交響樂組曲在內的全部樂曲都表示滿意。柴可夫斯基恢複了信心,他計劃從事第一次國外音樂旅行,而他的國際性事業也就此揭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