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去教授職位

柴可夫斯基想辭去教授的職位，但卻失望地發現尼古拉不在莫斯科。因為當時柴可夫斯基拒絕去巴黎博覽會擔任俄國代表，於是尼古拉自行前去。這讓柴可夫斯基的處境非常尷尬，一來他的辭職信不能向別人提出；二來他多年來受尼古拉的支持與鼓勵很多，於情於理都不容許他不辭而別。因此他隻好重執教鞭，他在寫信給莫傑斯特時，抱怨音樂學院像是一座“肮髒、可厭的監獄”。

尼古拉從巴黎回到莫斯科以後，曾發表過一篇演說，對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讚不絕口，並且說巴黎人特別歡迎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柴可夫斯基曾把這件事寫信告訴梅克夫人:“我似乎不必告訴你，他那篇演說真讓我感到痛苦。不過第二天我仍舊把我的決定告訴了他。本來，我還認為他一定會生氣，並勸我留下來，誰知道他隻是說，我若離開的話，音樂學院的聲譽將要減低不少。他那話的意思是說，學生們將不會因為我辭職而有任何損失。也許他說得沒錯，因為我是個沒有經驗的窮教師。可是，我事先卻隻以為他會說些比較堅決的話反對我辭職呢！”

他的自尊心受了創傷，1878年10月19日離開莫斯科音樂學院，到聖彼得堡住了3個星期。雖然聖彼得堡音樂學院提供的職位待遇較高，工作也比較輕鬆，但他卻因剛從莫斯科卸卻重擔，無意再執教鞭，結果辭而未就。

柴可夫斯基的生活照

他從聖彼得堡到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旅行時，途中在卡明卡和達維多夫一家人小聚。從此，他開始了長期的流浪生活，經常往來俄國與其他歐洲地區之間，每到一個地方都做短暫的停留，而且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

梅克夫人也在佛羅倫薩度假，她在那裏為他租了一間屋子。柴可夫斯基到達佛羅倫薩以後，看到了她的歡迎信，上麵寫明她每天散步的時間，為的是免得他們彼此碰麵。以前，他們曾經見過一次麵，但是因為她是深度近視，所以她自己可能並不知道。後來，他們雖無意中又碰過幾次麵，兩個人卻都沒有談過話。他們都很願意在書信中談對方，彼此的一舉一動也靠著文字而非常熟悉。

柴可夫斯基對佛羅倫薩的環境十分滿意，當他開始編寫《第一組曲》時，心情自然愉快得很，及至得知《第四交響曲》在聖彼得堡演奏成功的消息以後，精神更為之大振。

1879年1月9月，他又搬到瑞士的鄉下去，目的是想在那寧靜的天地中專心寫作。2月中旬再到巴黎，直到3月5日新歌劇編寫完成時，他的“隱士生活”始告結束。他在寫給莫傑斯特的信中說出他心中的感想：“10個星期以來，我每天都要從腦海裏將樂曲往外擠，那真是件苦事。現在我卻能自由呼吸了！昨天我到巴黎各處閑逛，覺得自己像是完全換了個人似的。”

他聽說科羅尼要指揮《暴風雨》的演出，心中十分興奮，但得知演奏後“掌聲寥落，而且夾雜著三三兩兩的噓聲”時，他的興奮又變成了失望。柴可夫斯基迫不及待地束裝就道，準備回莫斯科。行前他寫了一封謝函給科羅尼，說失敗的原因絕不是由於他的高超指揮技巧，而是樂曲本身不好。不知何故，這封信竟被一份音樂雜誌的編輯弄到了手，刊登出來時附加了一行含意不明的標題，說這封信是“一個作曲家高貴、真誠謙遜的難得見證”。

他回到莫斯科時，《葉甫根尼·奧涅金》首演的排練工作早已開始。柴可夫斯基對交響樂團及合唱隊的印象雖都不錯，但認為擔任獨唱的歌手有待改進。尼古拉說他很喜愛這出歌劇，塔涅耶夫表示他聽過第一幕後，唯一能做的隻是“哭泣”。

3月29日初次演出，當晚，安東·魯賓斯坦甚至特地從聖彼得堡趕來觀賞。柴可夫斯基在演出前被帶領到後台，他驚愕地發現音樂學院全體人員都在等著向他獻花。演奏完畢以後，他一再地謝幕接受喝彩。不過，他認為那都是針對他個人而發，並非他的作品使然。

安東·魯賓斯坦始終保持緘默，隻在回聖彼得堡以前對他妻子說：“《葉甫根尼·奧涅金》完全缺乏偉大歌劇的形態。”

評論家雖然都認為它沒有藝術價值，但有一份報紙預料它將來一定會成功：“它雖然缺少戲劇生命，不過柴可夫斯基的這種作品卻是我們最歡迎的……”

《葉甫根尼·奧涅金》的失敗隨即就無關緊要了，因為他回到聖彼得堡以後，立刻麵臨了更為重大的問題。有人說當他不在聖彼得堡時，米柳柯娃經常徘徊在他家附近。有一天下午，他發現她在等他，她見到他以後，對他訴苦了兩個小時。他答應給她錢，要她回莫斯科去，她才算暫時安靜了下來，但堅決表示不肯離婚，說她仍舊很愛他。柴可夫斯基本以為付出錢後，事情就結束了，沒想到事後發現，她用那筆錢在與他同幢的建築物中租了一間屋子，而且在搬進去以後，再度發起瘋來。可憐的柴可夫斯基成天遭受她的責罵及威脅。他沒有辦法，隻好跑到莫斯科。她不肯罷休，一路追到莫斯科繼續騷擾。最後，在他躲到達維多夫的家中時，米柳柯娃才停止找他麻煩。

當他從4月20日起安靜下來以後不久，就著手編寫《第一組曲》及名為《奧爾良的少女》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