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仁”

禮樂春秋

孔子生活的時代，周室衰微，詩書缺，禮樂廢，因此，他的晚年除了教育弟子外，就利用空暇時間整理古時候的詩書。他將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500多年的詩歌305篇整理成冊，並按用途和音樂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

孔子晚年時，尤其喜歡《易經》，簡直愛不釋手，每天都要翻閱。《易經》相傳是伏羲與周文王根據《河圖》《洛書》演繹並加以總結概括而來，是我國最古老的占卜術原著，其中蘊涵了很多自然哲學與倫理實踐的問題。

孔子曾歎息著說：“假如老天爺再讓我多活幾年就好了，我可以仔細地研究《易經》，這樣死後也就不會有什麽遺憾了!”孔子後來對《易經》裏關於人生哲理的內容有很多闡發，所以有一種說法：流傳後世的《易經》是伏羲、文王、孔子所作，即伏羲製卦、文王係辭、孔子作十翼。所謂“十翼”，就是孔子對《易經》的闡釋，這些流傳後世，使得《易經》由卜筮的書籍變成了包含深遠哲理的書籍。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經典幾乎被焚毀殆盡。由於《易經》被認為是卜筮的書，因而得以保存下來，未曾遭受祝融的厄運。

孔子除了整理《詩經》、闡釋《易經》外，還著力研究周朝的禮樂。詩書禮樂就是孔子教授弟子的主要內容。孔子自杏壇講學以來，先後教授的弟子共達3000人，其中身通六藝者72人，被稱為“孔門七十二賢”，顏回、子路等都名列其中。

孔子對禮樂有著執著不懈的追求，也有著很獨到的見解。他曾經和魯國的樂官談論樂的問題。孔子說：“音樂的演奏，其擎音節奏的全部過程是可以知道的。一開始，各種樂器一起演奏，接著放開音量，清濁高下立現，卻又互相和諧，宮是宮，商是商，不相混亂而節奏分明地連續不絕，直到一支樂曲終了。”

除了學問的積累，孔子還很注重人格修養。他經過長時期的磨煉，已經成為當代的聖人。孔子在與自己的鄉裏人相處時，態度溫和恭順，一副老實不愛說話的樣子。但在宗廟裏或朝堂上，需要講究禮法或決定政事的時候，孔子則詳詳細細地問、明明白白地解說，絲毫都不含糊。不過，這時候孔子的發言也總是很謹慎。

孔子在朝廷上和品階低一點的下大夫交談時，態度和藹而剛直；和品階相對較高的上大夫交談時，中正適度，和顏悅色中帶著不可侵犯的樣子。當國君臨朝時，他則恭恭敬敬，威儀適當而合乎禮儀。

日常生活中的孔子，對飲食要求得很精細，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米飯是養生的必需品，最好精致而白皙；魚和肉類最好切得小一些、細一些，因為切得太大，難以咀嚼，不合衛生。飯太熱、太濕的時候，不吃；魚肉變味了或腐敗了，不吃；食物的顏色跟平常不一樣，不吃；食物有怪味惡臭，不吃；烹調失宜、不生不熟的食物，不吃；不是三餐正常的時間，不吃；街上買來的現成的酒菜，可能不衛生、不幹淨，不吃。即便飯桌上肉類很多，也不能食用超過平時的量。喝酒雖沒有定量，但不能喝醉。不管吃任何東西，都保持定量，絕不多食。薑能除穢惡、驅風寒，所以要經常備著，飯後也不撤去。

祭祀後，分配到的肉，要馬上分送給別人，不能留到隔宿，因為會腐敗，有礙健康。

孔子在吃飯的時候，絕不說話，必須保持肅靜；睡覺的時候，也是如此。

雖然有時候吃的是粗飯、菜湯，孔子也會先拿出一部分祭祀先人，而且態度恭敬嚴肅。

如果遇到朋友不幸死亡，沒有家屬親人料理喪葬事宜時，孔子就會主動地負起殯葬的責任。

朋友有所饋贈時，除非是祭肉，否則即使是貴重的車馬，孔子也絕不拜受。不接受禮贈是孔子剛直的表現，獨獨可以接受祭肉，則是因為這表示敬重朋友的祖先。

孔子睡覺時，不挺直四肢仰臥，因為他覺得這樣的姿勢像屍體。

孔子平時在家裏時，儀容整潔，卻從不故意裝出肅穆的樣子，態度上也很隨和。

他看到穿著喪服的人，即使是平素很親近的熟人，也會馬上作出一副悲傷的樣子表示哀悼。他遇見戴著禮帽的大夫或是盲人，雖然經常見麵，也仍然以禮相待。

有時候，孔子坐車外出。上車前，他一定端端正正地站著，手拉車上的繩索。坐進車子以後，不回頭看，不高聲說話，也不向窗外指指點點。如果在路上遇到穿喪服的人，他總要站起身來，手扶車上的橫木，彎身以示對死者的敬意。

這就是萬世師表，偉大聖人的生活態度。

公元前481年，即魯哀公十四年，孔子71歲那一年的冬天，哀公要到大野狩獵。

當時，國君狩獵是一樁大事，非常隆重。大夫和貴族們都得參加，孔子也在被邀請之列。

大野，又名巨野，在今山東省巨野縣北麵。當時是個沼澤地區，各種鳥獸非常多。

君臣到傍晚時，已經獵得不少鳥獸，哀公極為高興。不一會兒，叔孫氏策馬奔來，報告哀公說，他的手下獵得一頭怪獸，從未見過，不知道名稱，請哀公看看。

哀公命人將那頭怪獸抬來，隻見它的外形有點像鹿，但是體形比鹿大得多；尾巴像牛，蹄子又像馬；頭上還生了一個角；背部的毛五彩繽紛，非常漂亮；腹部的毛是淡黃色的。大家看了都嘖嘖稱奇，卻沒有一個認識，誰都說不出它的名字。

季孫氏認為，出現了怪物，這是天降異兆，不祥。

哀公卻不這麽想，他認為這動物如此少有，或許是祥瑞的象征，於是立刻吩咐人去把孔子請來。孔子當時正準備和幾個弟子回城，聽到哀公召請，就趕忙前往。

孔子隻見一群人圍在那裏，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一會兒怪獸，一會兒不祥，不知道在說些什麽。哀公見孔子來到，命眾人讓開，讓孔子去辨認那頭怪獸。

孔子一看，不覺大驚，啟奏哀公說：“這是麒麟。”

哀公聽說是麒麟，大喜，果然是吉祥之物。可是大喜之後未免覺得可惜，因為這頭麒麟已經死了，要不然帶回宮中豢養以供玩賞，那該多好。

哀公一國諸侯而已，竟妄想豢養麒麟這種靈獸，也不怕自己消受不起。

先不說哀公的心思，且說孔子見到這隻被殺的麒麟後，先是一驚，繼而悲從中來。

當他辭過哀公，轉身返回自己的車時，禁不住以袖拭淚，歎息著說：“吾道窮矣！”

隨侍在側的子貢看到夫子如此哀傷，不禁感到惶惑不解。他說：“夫子，我聽說麒麟是一種仁獸，它的出現是祥瑞之兆。您為什麽反倒如此悲傷呢？”

孔子告訴他說：“子貢你說得不錯，麒麟確是仁獸，它的出現，象征明君在位，國運亨通。堯舜時代，麒麟曾出現在郊外，百姓雖然見它長得凶猛，卻都不敢傷害它。周朝的時候，鳳凰鳴於岐山。這些靈獸都是出現在聖明之世，否則，就會一直隱匿不出。如今並沒有明君在世，它卻出現了，還死於傭仆之手，你說這怎麽能不令人慨歎呢？”

子貢又問道：“那夫子剛才因麒麟之死而自歎道窮，這又是什麽緣故呢？”

孔子長歎一聲，說道：“我就好比是那麒麟，出現得不是時候，因而遭害。所以，我的主張也將窮盡，沒有人知道我了。”

子貢說：“怎麽說沒有人知道夫子呢？夫子的學說一定會流傳後世的。”

孔子說：“我不能被世俗所接納，不能被君王所任用，但我並不怨恨天，也不怪任何人，隻是專心學習學問和為人處世，從淺近處下工夫。經過這麽多年，這才漸漸領悟到天理，天總會知道我的。”

孔子出生之前的時代，曆史文獻的不足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他曾說過：“夏代的禮製，我還能說出一個大概來，可惜夏的後代杞國所保存的文獻太少，已經沒法考證了。殷商的禮製，我也能說出一個大概，可惜商的後代宋國所保存的文獻太少，已經沒法考證了。如果兩國的典籍、人物都充足的話，就能證實我所說的一切了。”

孔子出生的時代，周朝的文獻資料很豐富。他曾說：“周代文化繼承夏、殷兩代，所以更為完備而燦爛。這也是我推崇周公的原因之一。”

在孔子看來，周公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他一直想效仿周公，並一直認為曆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孔子的心裏一直有一套政治及文化建設的藍圖。他曾說過：“如果齊國能夠好好地變革，就可達到魯國的程度；魯國如果再好好地變革的話，就可達到近乎理想的王道境界了。”

孔子認為齊國是太公之後，自齊桓公稱霸以來，政治上日漸急功近利，喜歡用精巧詭詐的方法來治理內政外交；魯國是周公之後，雖然國力逐漸衰弱，但是重禮教、崇信義的優良傳統作風仍勝過其他各國。不單是齊、魯兩國大有可為，就算是其他國家，不論大小，哪怕小至百裏之地，仍然有望，問題隻是肯為與不肯為而已。這就是孔子耗費了14年的光陰，風塵仆仆奔走於各國，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實現的主要原因。

結果曲高和寡，孔子的治國理想到處不能見容，於是隻好回到故鄉來教育弟子，著書立言。

孔子生活的時代，周室衰微，聖賢之道幾乎已經被世人忘記，天下一片混亂。家臣弑主、大夫篡君、權臣專橫、武將跋扈，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不足為怪。至於一般的老百姓，賦稅已經很重了，還得常常為貴族服勞役，或者被征調到各地參與戰爭，萬一遇到水、旱天災，更是求告無門，苦不堪言。

一向具有悲憫胸懷的孔子，以天下為己任，他希望改革政治，上位者清廉自持，愛護人民，善待百姓；一般人民知廉恥、重信義，守法安分，共享安康。這是孔子周遊列國的另一個原因。

他的政治理想最後終究不能實現，於是倦遊歸魯。此時的魯國內部，依然混亂如麻，君主懦弱、權臣囂張。孔子痛心之餘，開始著手編寫《春秋》。

《春秋》一書是魯國的史記，上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這是一部記錄12位君主，共計242年曆史的編年體史書。其中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

《春秋》是我國保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編年史。有關曆史事件、天文景象（日食、月食等）發生的年、月、日都有明確的記載。它最大的特點是，沒有濃厚的神話色彩，這在2000年以前，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孔子把他的一套“王道”理想，寄托於這本著作中。例如，吳、楚兩國尚屬蠻夷之邦，卻自稱為“王”，在《春秋》裏，孔子把它們貶稱為“子”。又如晉國曾叫周天子去朝拜晉君，這是僭亂行為，如果照寫，不僅損害了周天子的尊嚴，更是告訴後人，這是一個沒有是非公道可言的時代。強權如果至高無上，能操縱一切，那麽，掌權者就會任意妄為，天下也將永無安寧之日了。

在政治上或社會裏，應該有一套合理的規則可行，這種規則是基於人性和道德予以製訂的，絕不能由強權自行決定。周天子雖無實權，但名分上畢竟是天子。這種名分大義，不容不遵守。

基於孔子的以上觀點，《春秋》不全是客觀的事實記錄，而是有他一套主觀的立場。凡是值得鼓勵的，竭力予以宣揚；至於亂臣賊子，則予以筆伐。

當年孔子出仕為官時，在文辭方麵，多半與別人商量後才下筆，並不獨斷專行、堅持己見。唯獨寫《春秋》時完全依照自己的思想，該寫的就寫，該刪的就刪，可說是千錘百煉，一字不苟，可見孔子對這部著作的重視。

他曾經對弟子們說：“後世的人們，可能因這部書而知道我孔丘這樣一個人，也可能因這部書而責罵我。這些都留給後世去印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