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藏的危機
為和平著想
一度驕傲的德國人對於法國軍隊占領魯爾區深感羞辱，經濟蕭條的氣氛彌漫全國。以前的商人及職工都在街上乞討，人民在絕望中起來反對新日耳曼共和國的領袖。
回到柏林後，愛因斯坦仍然熱心支持那些和平主義者，他們企圖阻止一場恐怖的戰爭，可惜沒有效果。這種日漸嚴重的混亂情勢所造成的第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受害者，就是外務大臣華特·拉鐵諾，他被政敵殺害。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這位好友是一位真誠的自由派政治家，而他竟遭此橫禍，令愛因斯坦深感震驚。他同意大家的說法，拉鐵諾之所以遇害，不僅因為他是自由派，更因為他是個猶太人。愛因斯坦知道，反猶主義是一種危險的病態。他覺得隻不過是因為有猶太血統，就連拉鐵諾這樣的好人都不放過，那麽，這種疾病將會繼續擴張，到最後，德國境內每一個宗教及政治的少數民族都將遭到迫害。
中年時期的愛因斯坦
當“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成立之初，愛因斯坦接受了邀請，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學家及作家共聚一堂。這個委員會是“國際聯盟”的組織，希望他們能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後，愛因斯坦辭職了。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以為能以這種方式謀得和平，結果卻發現，聯盟隻是利用其影響力照顧其強大會員國的利益，而對弱小國家卻沒有任何貢獻，甚至未曾對他們提供任何保障。
他覺得，隻有經由國際和平才能獲得國際正義，如果有足夠的青年拒絕參戰，戰爭就不會發生。當他參加“國際反戰組織”時，他寫下這麽一段話：“我請求所有的人……聲明他們拒絕參戰或者為戰爭提供任何更進一步的資助。我請求他們寫信把這項決定告訴他們的政府，並請通知我，他們已這樣做了……我已獲得授權成立愛因斯坦反戰基金會。”一連幾年，他以大筆金錢及他的聲譽，繼續支持這項基金。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認為，這樣做是一種不愛國行為。他們宣稱：“如果我們的國家再度陷於危險，我們應該時刻準備保護它。”愛因斯坦卻認為，知識分子應該領導一項促進和平的活動，使將來不再發生戰爭。
但柏林的許多科學家急於發泄他們的仇恨。他們譴責愛因斯坦訪問英國及法國，並和祖國的敵人維持友好關係的行為。愛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們的譴責，因為他們竟然對“殺害我們兒子的外國人”表示尊敬。愛因斯坦越來越為這些國與國之間的仇恨心理感到困擾，他的本意是企圖通過科學研究，使這些國家能超越仇恨。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團體裏，已經出現了敵人。但一般民眾仍然愛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們仍然前來向他請教以及要求幫助——一位女演員希望借助他的影響力，使她在劇院獲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於得不到簽證，無法移民美國，也來請他幫忙。不過，愛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並不全是請求憐憫及幫助的。也有一些是說“我生了一個兒子，如果可以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我將感到無限榮幸”或“我剛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為‘相對牌’，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興”。
通常，訪客上門時，正是他剛忙完一天工作，準備拉拉小提琴，或是閱讀一本他喜歡的書的時候。他也許會看一出莎士比亞的戲劇，或是希臘劇作家的某個劇本。他現在已能欣賞他們那種平靜的智慧了。或者，他也會讀讀《堂吉訶德》（這已不是第一次），因為他對於這位狂熱的西班牙騎士的冒險精神永遠也不會感到厭倦。許多人嘲笑堂吉訶德，說他瘋狂而愚蠢，愛因斯坦則把他當做英雄。他和堂吉訶德同樣是充滿孩子氣的理想主義者，他同情堂吉訶德這位企圖向風車挑戰卻失敗的高貴騎士。
這位教授穿著舒服而寬鬆的外衣——隻要能逃過夫人那雙敏銳的眼睛，他經常會不穿襪子——仰靠在客廳中他一貫坐的椅子上。他會耐心地聆聽某一位訪客暢談他最近的一次實驗，或是聽一位經濟學家講述如何使德國免於經濟崩潰的一項新計劃。某位政治家也許會激動地大談特談如何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社會，某些新成立團體的領袖們會要求愛因斯坦支持他們、資助他們。如果來訪的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他們就打開鋼琴，拿出小提琴，在優美的音樂旋律中，愛因斯坦找到了安詳與力量，有時候樂聲會從窗戶流瀉出，飄向寧靜的街道。
愛因斯坦喜歡溫暖的家庭生活，也愛好旅行。因為他喜歡看看新的地方，以及研究他以前沒見過的人。以前的幾次旅行都使他感到十分愉快，現在（1922年）他又急於出發前往東方旅行了。
伊麗莎和瑪戈爾對於未能獲準與她們的父親同行，感到非常失望，但她們的母親立場十分堅定。
“你們兩個在柏林有這麽多的朋友，不會感到寂寞的。”她說，“我平常照顧這個家，還要費心思阻止客人們進入你父親的書房，已經夠忙了，需要出去鬆弛一下身心。何況，現在我還要費很多心神去照顧一個大孩子呢。”說到這兒，她對她那位總是令她頭痛的丈夫皺了皺眉頭。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一向喜歡有她陪伴，但也忍不住惋惜地歎了一口氣,因為他知道,在這次旅行中，她將監督他的飲食及服裝。
有一次他抱怨說：“女人在家裏是跟家具黏在一起，整天繞著家具打轉,擦擦抹抹。當我跟一位女人出外旅行時，我就成了她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整天都在我身邊打轉,盡量找理由來改進我身上的缺點。”
艾爾莎對這種揶揄並不放在心上。她可以舉出幾百個例子，說明每當她不注意時，他就會舉止失措。
她憤憤不平地說道：“每次他出外演講時，總是我為他整理箱子。有一次他回來後，我真是想不通，為什麽箱子裏的每件衣服都疊得整整齊齊。後來,我好不容易才逼他說了實話，他根本沒有打開過皮箱，事實上，他就直接穿著他那套皺得不成樣子的旅行裝，上台演講去了。還有一次，他要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上發表演說。當時參加會議的每個來賓都穿著晚禮服，有人問他是不是也打算換上晚禮服……”
愛因斯坦打斷了她的話，他雙眼發光地說：“我告訴那位先生,我從來不打算買晚禮服,因此我要穿著身上這套晚宴服上台演講。如果要想使人們更尊敬我，我可以在脖子上掛上一塊牌子,上麵寫著：這套衣服剛剛刷過。”
不過，愛因斯坦教授非常清楚，正是因為有他的妻子在，他才少了許多麻煩。她可以在一分鍾內決定賞給侍者多少小費。她雖然不懂“相對論”，但對於簡單的加減卻相當熟練，她可以很快算出總賬，並且核對一番。在旅行初期，他很高興地在日記上寫了這麽一段：“在邊界我與我的太太走失了，但她立刻就找到了我。”人們說他是20世紀最聰明的人，但在這樣漫長的旅行中，如果沒有夫人照顧一切瑣碎的細節，他就要覺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不管到什麽地方，印度、中國、日本或巴勒斯坦，愛因斯坦博士總是受到當地人的熱烈歡迎，他不僅被稱讚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也被視為一個傑出的德國人。當他在抵達上海港口時，當地德國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一齊出來歡迎他。愛因斯坦覺得很諷刺：在柏林，那些嫉妒他的聲名或是痛恨他的和平主義的人把他當做外國人，而在這裏，他的國人卻唱著德國國歌來歡迎他。這些遠離家鄉的德國人相信，他們偉大的祖國將受到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愛戴與擁護。他們認為愛因斯坦是國際主義者，他一定也有此想法。
在日本，天皇與皇後以招待來訪皇族的隆重禮節來招待這位德國科學家。皇後領他到皇宮花園裏觀賞她那些得獎的**，一路上用法語和他交談。愛因斯坦很高興當時有他的太太在場，因為他對花卉所知甚少，而且很快就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了，對他來說，每一朵**都和另一朵一樣，沒什麽區別。但艾爾莎·愛因斯坦喜愛園藝，因此當她經過花團錦簇的花海時，能不斷說出合適的仰慕詞句。
這樣的訪問比其他許多酒宴有趣多了。在為這位德國科學家所舉行的宴會中，每上一道菜都要舉行一項特別的儀式。
“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教授對艾爾莎說，“今天晚宴的主人對我說，他已經寫了四大冊的書，用以描述喝茶時所要舉行的儀式。”
艾爾莎笑了，“這種繁文縟節對你來說，大概相當難吧！是不是？我想，你永遠無法使這些人明白，為什麽你在洗澡和刮臉時都使用相同的肥皂，尤其是有些仰慕者已經送了一些最昂貴的肥皂給你。”
“使用兩塊肥皂，會使生活變得太過複雜，”愛因斯坦堅持說，“如果我必須用我的精力來決定使用哪一塊肥皂，或是怎樣倒茶，我又怎能專心做我的研究工作呢？”
令他覺得有趣的是，盡管日本人保留了許多在西方人看來顯得十分怪異的習俗，但日本人仍然從其他國家那兒學來了收集簽名的熱狂。日本人請他拿著長長的毛筆在絲巾上簽名，他覺得，這是很愚蠢的風俗，日本人也並不比那些歐洲及美國仰慕者好到哪兒去呀！
這時候的愛因斯坦幾乎已習慣了擺姿勢供攝影師拍照了。若在柏林，他不是把刊登他照片的報紙不耐煩地丟在一旁，就是出於一種愉快的幽默心理，假裝不認得那張已為大眾熟知的臉孔，他會質問說：“這個又醜又胖的假貨究竟是誰？”但是，不管他到哪兒去旅行，總有許多人會堅持送給他禮物，使他不知該如何表達感激之情。
一群可愛的日本兒童送給他一本彩色畫冊，另外有人贈送絲巾、刺繡、木刻品等。甚至連一向喜愛漂亮家具及擺飾的艾爾莎，在源源不斷地收到禮物時也忍不住感到煩惱，柏林的公寓已經夠擁擠了，現在怎能容得下這些東西？
在日本，愛因斯坦接受邀請，發表了一連串的演說。當然，他不會說日語，必須由另外一個人把他的全部演講內容翻譯給那些耐心的聽眾。後來令愛因斯坦大感驚訝的是，他的第一次演說以及完整的翻譯，竟使這些極有耐心的聽眾在大廳裏坐了四小時。因為他覺得，對於大多數日本聽眾而言，以日語再重複一次他的演講其實沒有太多意義。他決心辦點好事，所以第二次演說時就把時間縮短到兩個半小時。
但當他到第二個城市旅行時，他注意到，陪他同行的日本人不斷聚在一起，並以譴責似的眼神望著他。這些有禮貌的仰慕者竟然表現出如此無禮的態度，這令愛因斯坦深感詫異，決定找出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他問一位懂得法文的日本青年說：“我究竟做錯了什麽，使得你們不斷地瞪著我，並且彼此竊竊私語？”
這位日本青年有點躊躇，他不想解釋，但他知道，這位貴賓所提出的問題必須予以回答。
“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你說，才不會冒犯你。”他終於說道，“既然你問了，我必須要回答你，我們正在討論，在我們剛剛離開的城市裏，你侮辱了很多人。”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越來越覺得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忽略了什麽儀式？他不是一直遵照他那位細心的妻子的指示行事嗎？他並未要求那些傑出的日本音樂家再演奏一曲，這樣做是不是太無禮了？他不喜歡日本音樂，在一次冗長的酒宴結束時，他覺得再也無法容忍任何日本音樂了。
“我怎麽侮辱人了？”他問道。
“那位安排你作第二次演說的先生受到了深深的侮辱，”這位日本人說，“第二次演說隻有兩個半小時，而第一次有足足四小時。那位先生認為，你不看重那些聽眾，並企圖輕視前往聽你演講的各位先生。”
愛因斯坦把頭往後一仰，哈哈大笑。他的日本朋友亦禮貌性地陪著他笑笑，不過他們卻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認為什麽事情這麽好笑。
愛因斯坦在回程途中訪問了巴勒斯坦，對他而言，這是一塊陌生的土地。但愛因斯坦博士卻比許多現代觀光客更了解它。觀光客隻知道它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猶太教——的聖地。
古耶路撒冷的每一塊石頭，都寫滿了豐富的曆史與傳奇。在“岩頂”處，一位阿拉伯導遊虔誠地指著那塊大石頭說，就是這塊石頭把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帶上了天堂。在“岩頂”附近就是“哭牆”，耶穌當時曾從彼拉多的審判所沿著這條街道，走向各各他（髑髏地）。現在，來自各國的觀光客已把這條街道踏平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站在寺廟的殘壁前，一麵哭泣一麵祈禱，祈求使分散各地的猶太人能再團聚。
愛因斯坦也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新生活，他訪問了醫院及幼兒園、農業學校、現代化的報紙與銀行。他看到了新社區，那兒的年輕男女以福特牌曳引機及最新的農業技術，征服了當地貧瘠的土地。他不僅在希伯來大學發表了愉快的演講，在特拉維夫市也同樣的高興。特拉維夫是當時世界上唯一全部由猶太人組成的城市，城內的每種工作都由猶太人擔任。在這兒，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像在歐洲時那樣受壓迫。
但愛因斯坦博士並未被興奮衝昏頭，他對於當地的某些情況感到困擾，並認為那是巴勒斯坦理想生活中的瑕疵。他的批評為教友們所憎恨，但他們仍然讚揚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工作者，也是當代最偉大的一位猶太人。
愛因斯坦夫婦是薩繆爾子爵——英國指派的巴勒斯坦總督的貴賓。薩繆爾子爵身為英國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榮耀中，每當他離開官邸，都要發射禮炮致敬，每到一處，都有一隊戎裝的騎兵跟隨。在隆重的接見、宴會和早餐時，都要一絲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國禮儀。到這時候，愛因斯坦已經學會不去理睬他認為是毫無意義的那些繁文縟節。但艾爾莎由於長久以來公開露麵，突然產生了反抗心理。
“我隻是一個普通的德國家庭主婦，”她憤憤地說，“我喜歡自然而舒適的生活，我對所有這些荒唐的禮儀不感興趣。對我丈夫來說，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位著名的人，他可以不拘禮節，人們會說，因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種禮儀，人們卻說我缺乏教養。”
她越說越激動：“報紙記者在厭煩了為我丈夫編些愚蠢的報道之後。他們就開始對我亂加報道。他們知道我近視，就寫什麽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綠葉當成沙拉吃掉了。”
愛因斯坦夫婦回國時，是搭船沿著可愛的地中海海岸悠閑地航行，他們很高興暫時擺脫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徹底地享受著航海之樂。他們抵達馬賽港時，艾爾莎急著要趕回家。但愛因斯坦喜歡當地的美麗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藝術，忍不住接受邀請，前去訪問那個國家。
在馬德裏大學，他又接受了一個榮譽學位。到目前為止，他已接受了許多榮譽學位，這是不是國際間已獲得諒解的一個良好的象征？他在心裏如此想著。在戰爭期間，西班牙一直和德國維持著友好關係，大家都知道愛因斯坦是位猶太人，猶太人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驅逐出境，過著流亡生活。即使是現在，也隻有少數的猶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學者卻推選他為西班牙學院的委員，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在皇宮召見他。奇怪的是，這位不負責任隻知享樂的國王十分仰慕這位不拘小節的教授。愛因斯坦對待阿方索國王的態度沒有什麽特別，和他在旅途中對待每個人的方式一樣。他在漫長的旅程中，曾見過日本皇後，也碰見一位印度腳夫要求他多賞些小費，他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他的溫情和真誠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從未想過要取悅任何人，始終保持自己純真的本色。
他知道，在德國，仍有許多敵人歧視及嫉妒他。但當回到德國以後，他卻發現，他在祖國的聲名已比以往更為穩固。因為當他還在東方旅行期間，已經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