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在為了拯救困於饑荒的人們而日夜奔波時，並沒有放棄小說的寫作，相反，他的創作欲望越來越高昂，已到了非發泄不可的地步。

他曾寫信給朋友，他說：“我不斷地想吐出思想，內心充滿了寫作的意願。不管我所吐出的汁液是上好的還是最下級的，我都想在這美妙的秋天長夜中，一吐心中思慮。”

托爾斯泰想寫一部以曆史人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如同《戰爭與和平》一樣。

他將自己想描寫的曆史人物定為彼得大帝，他是俄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帝王，1682—1725年間在位，他繼位後加強封建專製的中央集權製，發展貿易、文化、教育和科研事業，改革軍事，開疆辟土，為俄國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托爾斯泰多次去圖書館收集與彼得大帝相關的資料，他認真閱讀這些資料，有時也作一些批注。但是托爾斯泰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並不十分順利。

隨著資料搜集的深入和完善，托爾斯泰的筆記本上已經滿滿地寫著與那個時代有關的所有事件以及一些簡圖等。但是越研究、調查，托爾斯泰就越對彼得大帝的性格與作為產生了厭惡感。他認為大帝的政治措施絕不是單單為了國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他自己的利益為中心，他恣意地過著奢靡的生活，對首都聖彼得堡的建設也極盡奢華。漸漸地，托爾斯泰對彼得大帝不感興趣了，這部小說的創作也就中途夭折。

相反地，由於妻子半開玩笑的鼓勵，托爾斯泰對另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說的靈感日漸成型，這部小說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事情是這樣的：身兼母職的伯母塔迦娜一直臥病在床，一天午後，身體衰弱的伯母躺在長沙發上，托爾斯泰十歲的長子謝廖沙正為她誦讀普希金的小說，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亞坐在一旁編織毛線，一邊聽兒子誦讀。

不一會兒，伯母進入了夢鄉，謝廖沙就停止誦讀，悄悄地折起書頁放在桌上，退出了房間。

托爾斯泰進入房間後，無意拿起放在桌上的普希金小說，不知不覺中輕聲地從頭念起來：“客人們都來到了村莊——”

他立即嚴肅地說：“這樣開頭的寫作方式很好，單刀直入地就進入到事件的中心。”當時索菲亞半開玩笑地說：“你也用這種方式寫小說嘛。”

瞬間，托爾斯泰眼前一亮，妻子的話無疑給了他靈感，他決定嚐試用這種方式寫一部小說。

托爾斯泰馬上回到自己的書房，坐在桌子前，提筆寫道：“奧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地紛亂複雜。”而後他又接上一句，“幸福的家庭是類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

在這之前，亞斯納亞·博利爾納附近曾發生了一起自殺案件，那時候托爾斯泰正在集中精神搜集彼得大帝的相關資料。領主畢科夫的妻子安娜是一個嫉妒心很重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師時，她就懷疑她們可能會和丈夫發生曖昧的事。夫妻二人經常因為這件事爭吵，最後安娜出走了。

第三天，安娜帶了一個小提包出現在火車站，她托街上的馬車夫送一封信給她的丈夫畢科夫。

車夫很快將信送去，等他再回到車站時，安娜已經臥軌自殺了。

一審檢察官以及驗屍的人都到齊後，安娜寫給丈夫的遺書被公開，信上這樣寫著：“你就是殺我的凶手，殺人犯如果能過上幸福生活的話，你就和那個女人去過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見我，就請你到車站來，你會看到我的屍體躺在鐵軌上。”

當時托爾斯泰還去火車站看過安娜被解剖的屍體，這個悲慘的事件使他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

現在，他又想起了這件事，於是就以它作為影射，開始寫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

不過，他的小說內容和事實卻有些出入，他將這部小說中的這位美麗婦人安娜·卡列尼娜描寫成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偽和冷漠，追求真正愛情和幸福的人。但是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終於臥軌自殺。

托爾斯泰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幾乎都以實際人物為塑造對象，他們似乎都在人生中不斷地找尋著真理。

1874年春天，托爾斯泰將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報社排印初稿。之後，這部小說開始陸陸續續地連載，到1877年4月，除最後一卷外，其他章節均已連載結束，單行本開始出版發行。

這期間，托爾斯泰沒有放棄他的教育事業，他將住宅的一部分撥為私塾教室，對農奴的子女進行基本教育，並出版了《國民教育論》，以及《初級讀本》十二卷。

1873-1875年間，托爾斯泰又失去了幾個親人，首先是伯母塔迦娜的病逝，接著第四個兒子貝薩夭折，第五個兒子尼克萊也在十個月大的時候不幸夭折，這些噩耗陸陸續續地打擊他，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的寫作無法順利進行。最後的第八卷，沒有在報紙上刊載，是因為托爾斯泰明顯的反戰思想與編輯產生了衝突。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將全部私有財產都捐贈出來，編成一隊騎兵遠征他地。托爾斯泰認為這是上流人士盲目的行為，但當時俄國社會卻認為這是高尚的愛國行動。

早年托爾斯泰從軍時，先後寫了《哥薩克》《塞瓦斯托波爾紀事》，這時他卻又堅決反對戰爭，這是他人生觀的轉變。

托爾斯泰曾聽人說過：“各人有各人的特色，有的人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有的人則為了精神而生活。”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寫作過程中，他經常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

托爾斯泰是亞斯納亞·博利爾納的領主，又是貴族，在撒馬拉縣還有為數可觀的土地和馬匹，他是為了欲望而生活嗎？他寫小說、辦教育，說不定將來會成為普希金或莎士比亞那樣的大文豪，那麽他是為了精神而生活嗎？托爾斯泰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1875年，他在給朋友的信上說道：

最近我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滿足，但是看到身旁的人們受到饑荒的威脅，卻又使我的內心非常痛苦。

你會不會認為很奇怪呢？這種思想使我產生了恐懼。

在我們家的餐桌上，有黃色的奶油、咖啡色烤得微焦的麵包，以及美麗的餐巾；院子裏有綠油油的樹木，還有穿著柔軟薄毛衣的年輕婦人在涼爽的樹蔭下愉快地閑談。

但是遠處，可怕的饑荒卻正像惡魔般張牙舞爪地啃噬著人們，田間變得一片荒蕪，到處是枯萎的雜草，幹涸的土地上現出了裂痕，農奴們的腳跟布滿了厚繭、皮膚皸裂，家畜的蹄子也都裂開來了。

貧民們因饑荒而沒有食物充饑，但是領主貴族們卻無憂慮地享受著美食，而且穿著華麗的衣服，悠閑地在樹蔭下納涼，這種情況算是公平嗎？

這些疑問在托爾斯泰心中越來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