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席勒的友誼

意大利之旅結束後，回到魏瑪的歌德在各個方麵都受到冷落，精神上陷於孤獨狀態中。與席勒的友誼是這一時期讓他覺得心境得到滋潤的唯一一件事。

席勒出生於1759年11月10日，是德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運動”的代表人物，被後世公認為德國文學史上地位僅次於歌德的偉大作家。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轟動文壇，席勒則以詩劇《強盜》一躍成為文壇的寵兒。

從歌德與席勒的經曆，以及他們所宣揚的思想上來看，這兩個人能成為知交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歌德經常強調，兩人的相識是“極幸福的事情”。

歌德與席勒之間幾乎隔著一道難以超越的鴻溝，尤其在學問興趣和對自然的態度方麵，這種差異特別顯著。席勒對曆史比較感興趣，他認為人類意誌和自然力量的衝突是一種能夠激發人心的助推劑。而對歌德而言，曆史無論在文化方麵和倫理方麵都是令他十分討厭的，他認為曆史是“一張錯誤和罪惡的，紛紊狼藉的桌子”，其中沒什麽是非正邪可言。他所感興趣的是對自然的研究，他覺得自然統一和諧的大秩序，可以作為人類建立生存法則的榜樣和楷模，可以糾正人類每每陷於錯亂的行為。

魏瑪城中歌德與席勒的塑像

他們倆之間不僅僅隻有上麵所闡述的這一點差異，更大的差別是他們對於抽象思想的態度。在這方麵，席勒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所要求的是“理論”和“觀念”，他在自然現象上加以觀察，將複雜的自然現象歸到同一概念的解釋上。而歌德卻是現實主義者，他對於感官所能接觸到的自然和呈現在他眼前的世界，並不作一些抽象概念的解釋，他尊重事實和經驗。

這些觀念上的差別也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們文藝創作上的態度和方法。歌德喜歡實地觀察事物，不帶個人主觀色彩。席勒說歌德的這種行為隻是“從外表上去看事物，而忽略了其內涵。”席勒的態度是主觀的，他所側重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物象在人的心裏所引起的意念。歌德年老時，曾對他的秘書說：“席勒的大作《威廉·退爾》裏的地方色彩全是席勒自己構思而成的。”《威廉·退爾》是一部描寫瑞士英雄獵人故事的戲劇，席勒從未去過瑞士，卻將這一傳說詮釋得極為生動。可見席勒的作品中主觀與抽象的色彩十分濃厚。

歌德和席勒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是，也正是由於這些不同，他們更能客觀而理智的批評對方，激勵對方的創作。他們倆由最開始的互相冷淡、輕視而發展為真摯坦誠地相互交往，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前麵我們提到，在創作態度上，歌德是現實主義者，而席勒是理想主義者，關於這一點，必須再做更進一層的解釋。現實主義者究竟是怎樣的概念呢？莫泊桑說：“現實主義者，假如他是個藝術家，他為我們顯示的並不是一幅生活平庸的景象，而是一個幻象，這幻象較之生活本身更完整、更深刻、更真實動人。”歌德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主義者。如他自己所說：“當我觀察時，我是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我真實細膩地去觀察當前的事物而不加增損。反之，當我運用心靈時，我又可以說我自己是個徹底的唯心主義者，我不問事物的本身，隻問它是否與我對它的概念相合。”

所以，所謂的現實和理想不過是更偏向哪個方麵而已，正如歌德不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樣，席勒也不是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他對歌德說：“詩人和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詩人和藝術家，是因為他們既能淩駕於純粹的現實主義之上，而又能不脫離感官的領域。”他的意思就是說，詩人和藝術家既要著眼於實在的物象，同時又不能讓物象禁錮自己的思想。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的思想中，似乎有一些共通之處。

歌德說：“席勒的理想主義和我的現實主義是絕對不相悖的，我們兩人的趨勢沒有合流前雖是各自孤立的，但最後仍是能夠相互融合的。”如此看來，歌德和席勒並非南轅北轍，而是殊途同歸。這可以融合的主張和思想是他們能成為朋友的原因所在。

1794年5月，歌德和席勒在耶拿大學一起聽一場科學演講。演講會結束後，他們在路上討論各自對演講內容的看法和意見，不知不覺就到了席勒家。歌德覺得尚未盡興，於是在席勒家裏，兩個人繼續討論自然現象、經驗、觀念等諸多問題。歌德又提出了他植物進化的理論，結果雖然兩人的意見相去甚遠，但歌德覺得席勒和他同樣對自然研究很有興趣，而且兩人都承認，這些意見上的差異，隻是途徑不同，在將來或許會有一個共同的歸向。兩人欣然作別，之後他們一直保持著通信來往，彼此間的友誼也就開始日漸深厚起來。

從席勒寫給歌德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歌德的處世智慧和他偉大的人格。下麵是席勒1794年8月，兩人交往漸深之後寫給歌德的一封信的節選：

很早以前，我就在遠處觀察著你。我經常以驚訝好奇的心情，看著你邁出的每一步路，你用意誌不堅的人絕對不會采用的最艱難的方法，探索自然界發展的法則，以個體來觀察整個自然，並且以整體的立場作為觀察個體的根據。你從簡單的組織開始，進而研究複雜的組織，最後將那些最複雜的自然構造素材加以組合……你巧妙地把表象豐富的精神全貌，當成美好的統一體，將之歸納出來，這可說是偉大而真正具有英雄價值的。你可能不希望終生隻為一個目標而努力，但是達成目標的過程卻比目標本身的意義更深刻。就像《伊利亞特》中的阿喀琉斯必須在菲迪亞和長生不死中選擇一項一樣，你也會麵臨如此的選擇。如果你生在希臘或是意大利，那麽從搖籃時代起，你就被理想與藝術所包圍。那樣你追求古典的路程可能會縮短很多。你身為德國人，而如此崇尚希臘精神，那麽在希臘的古典和德國的現實之間，你一定會麵臨二者擇一的境況……

我隻是依自己的見解，來判斷你的精神發展，而我所說的未必是你真正的麵貌，我想你會明白的。

四天後，席勒就收到了歌德的回信，信中充滿感激，毫無芥蒂地承認了他的見解：

你充滿友誼的手，將我全部存在的麵貌都揭開了，由於你的關心和鼓勵，我將竭盡所能發揮我的才能。這個星期是我的生日，而你的信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義、最好的禮物。我很樂意告訴你我的一切活動和內心的想法。由於能力的極限和時間的限製，我想盡量把我所計劃的事完成，隻有這樣，才能讓生命更有意義。

在我們的關係更親密之後，如果你在我身上發覺你清楚地意識到，但卻無法解決的某種憂鬱和遲疑，那麽你就會知道你的關心，對我有多大益處。

歌德與席勒經由直接的交談或間接的書信往來，交換著彼此的想法。這為雙方帶來了“純粹的樂趣與真實的利益”，歌德調整了席勒對極端物象的喜好；席勒則把歌德從自然科學研究的道路上，拉回到文學創作。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席勒，歌德就不會在寫完《浮士德片斷》後，繼續執筆，最後完成這部偉大的作品。歌德曾對席勒說：

你給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再度成為詩人，以後，我不會停止寫詩。

他們之間的書信往還，漸漸決定了他們偏向古典主義的藝術觀。歌德早年埋藏在自然科學研究背後的思想及法則，而今終於以文學的、藝術的形象表現出來。

1794年，歌德在席勒所編的雜誌上發表《德意誌逃亡者對話錄》和《羅馬悲歌》的一部分。兩人還在這本雜誌上共同發表了一千多首短詩，主要抒發他們對一些惡意批評家的不滿。

1796年，席勒將自己以前的詩作結集出版。在他的激勵和鼓舞下，歌德也在這一時期創造了很多曠世的敘述短詩，其中有《溫和的贈辭》《赫爾曼與竇綠苔》等。

這之後，席勒開始著手他的《華倫斯坦》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歌德則完成了《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又繼續寫《浮士德》。

在敘述詩《赫爾曼和竇綠苔》中，歌德將他的思想和煩惱公開了一部分，這使得他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

歌德和席勒的文學作品及論文，都能發人深省，而且大部分都有明顯的教訓傾向。隨著光陰流逝，兩個人共同的活動日益緊密，歌德以“極歡樂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就像看待草木萌芽、枝葉日茁的新春”。為了擴展交際範圍，席勒在耶拿大學取得了教授資格，1799年遷居魏瑪。主持魏瑪劇院的歌德，由於席勒的加入，迸發出一種新的力量。他們開始共同嚐試將很多名家的譯作，如莎士比亞的作品，以偏向古典主義的方式和原理搬上舞台。於是，這小小的魏瑪，由於二人的努力，成為德國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

1805年初，歌德與席勒相繼病倒，他們彼此交換心得的習慣也被迫中止。兩個人對恢複健康都沒有十足的信心。尤其是席勒，他對自己身體的信心已完全動搖，歌德在後來的作品中寫道：

在席勒生病的那段日子裏，相繼發生了幾件驚人的事。傍晚和半夜的火災，使他過度震驚，於是本來已即將痊愈的病再度複發。他覺得像被繩索捆綁一般，被迫斷絕了和人們溝通的機會，唯一能夠緩解這種束縛的就是和朋友們的通信。從2月到3月，他所寫的幾封信中都是苦惱、忍耐、以及逐漸消失的希望。5月初，他不顧一切地想到外麵走走，很湊巧地，我們在路上相遇。這時候，他的神智已經不大清醒，於是我便陪他一起走。最後，到他家門前，我們分手了。這時候，我預感到，這一別很可能就是永訣了。9日，他終於去世了，帶走了疾病，也帶走了重重的折磨。

席勒的死，讓歌德的精神陷入了一種“空虛”的狀態，他不關心自己的工作，對一切事情都提不起興致，整個人仿佛迷失了。他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上說：

我失去了一個朋友，我自己也等於死了一半。

這個重大的打擊，讓正在患病的歌德，更加難以痊愈。直到這一年秋天，他離開魏瑪到各地旅行之後才逐漸康複。1822年，歌德才終於寫出追悼的詩作，節選如下：

脫落的肩胛骨曾經裝飾無數飾物，

而今誰能夠想象——

活潑的四肢已失去了生命。

疲倦的人們，

竟不能安息於墓穴中，

而是被掘出置於明亮的陽光裏。

曾有一顆高貴的心，

如今已成枯幹的頭顱卻不為人所愛，

這不是真理也非啟示，

每個人終將如此。

被遺留下來的是有形的詩文，

在這堆無法動彈的骨骸中，

再也認不出曾經優雅的風華。

在這狹窄陰冷充滿黴味的屋子裏，

自由地安息吧！

生命之泉由靈魂中奔流而出，

那形態神秘而令人陶醉，

似乎保存著神的行跡，

如同水以高貴之姿流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