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見拿破侖

時代的潮流依然在向前發展，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入到拿破侖的時代。1805年10月，反法聯盟戰敗，神聖羅馬帝國如歌德所料般瓦解。德國境內的各諸侯國組成“萊茵邦聯”，成了拿破侖和法國的保護國。

歌德之前一直認為德國人民應該在科學與藝術方麵謀求發展，而不是在政治上一爭短長。多年後，他的學生和秘書就拿破侖時代對歌德提出了置疑：“在那偉大的時代，你沒拿起武器，同時也沒有因為國民的非難而受到影響……”

歌德回答：“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麽，或期望用什麽去說服他人，這是很愚蠢的事。我心中不存憎恨，為什麽要拿起武器？我也不再有青春的力量去拿起武器，如果我是20來歲的小夥子，我決不落人後，可是當時我已是近60歲的老人了……在戰鼓震天時，坐在屋子裏——這是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如果我身處露宿的營帳中，深夜聆聽敵人前哨的馬嘶聲，那麽也許我會熱血沸騰，投筆從戎。但即使我寫出戰歌，歌聲也會絲毫不帶戰鬥的氣息，我對戰爭的感覺是那麽遙遠，我無法裝出關心戰爭的模樣。在我的詩中，從未出現過煽動性的詞句，我不曾一成不變地將實際的事實寫成詩，或迫切地將埋頭苦幹的事寫成詩，我隻在戀愛的時候寫詩。更何況我心中沒有憎惡之意，怎麽能寫出憎惡的詩？坦白地說，我一點也不懷恨法國人，但我還是感謝神的安排，使他們最後歸於失敗。文化與野蠻才是我迫切關心的事，我為什麽要憎惡地球上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素養大部分也是得自於這個民族的文化，我怎麽能去憎恨他們呢？本來國民性普遍的憎惡，在文化最低的階層最容易發生，也最為強烈。教養達到某一程度的國民，他們的憎惡便會消失，並且對於鄰國國民的幸福與悲哀感同身受。而我就是屬於這一層次的，在60歲之前，我的這種觀念就已經固定下來了。”

1806年，歌德雖然盡量與戰爭保持一段距離，但他還是被卷入戰爭的旋渦中。10月，耶拿戰役爆發，拿破侖集中九萬兵力對普魯士軍隊發動進攻。歌德以中立者的眼光，來看待整個經過。

下午五時左右，炮彈從屋頂交織呼嘯。五點半，法軍騎兵攻入城中開始燒殺掠奪，這真是個可怕的晚上。幸好建築物牢固，並且有法國一位軍官庇護，我們才幸免於難。

兩天之後，歌德又寫道：

……從不曾反對過我的所作所為，現在又和我共同接受危險試煉的克麗斯汀，我決定不僅把她當做女朋友，我要正式承認她是我的妻子。

10月19日，歌德和克麗斯汀在魏瑪城內的教堂公開舉行了婚禮，正式結束同居生涯。

耶拿戰役以普魯士軍隊幾乎全軍覆滅宣告終結，此後，歌德對拿破侖有了更強烈的信心。在這之前，歌德認為這個科西嘉人，隻不過是一位法國革命的統一者；可是現在，他確信拿破侖能夠整理政治支離破碎的歐洲大陸。

1808年10月，拿破侖召見歌德。歌德覺得這件事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在晉見拿破侖時，拿破侖給予歌德的讚賞，使他深銘肺腑，基於雙方的政治立場，歌德對拿破侖的欽服卻隻能用間接暗示的方法來表達。經過很長時間的踟躕，第二年，歌德才詳細描述了他與拿破侖見麵時的場景。

那是一個早晨，歌德晉見的時候，拿破侖正準備用早餐，他的餐桌兩側站著兩位拿破侖帝國的大臣。左側的一位正在與拿破侖談論軍稅問題。看到歌德進來，拿破侖以眼光暗示他停止再談。他深深地注視了歌德好一會兒，才開始他們的交談。

歌德還提到拿破侖自稱他曾讀過七次《少年維特之煩惱》，還說他遠征埃及時，帶了一本在身邊，並告訴歌德他對這本書的意見。他問歌德，維特的自殺原因，除了失戀以外，為什麽又混夾了一些別的因素。歌德微笑以應。他們談的是文學，沒有一絲一毫涉及政治。兩人相互地表示敬仰，“狂飆運動”以後的歌德信仰人類創造性的作為和實際上的努力，不崇尚空言；而拿破侖正是一個卓越的實踐者，一個軍事天才的最好榜樣。所以他成了歌德十分崇拜的人物。

拿破侖

拿破侖對待歌德也很謙恭，不帶一點傲慢，他發表什麽意見時，總是說：“歌德先生，你以為怎樣呢？”他讚美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談他所翻譯的伏爾泰的《穆罕默德》。拿破侖還邀請歌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我招待你。在那裏你可以為你的靈魂發現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你能找到很多可以作詩的材料。”

歌德欣然辭別後，拿破侖對他的左右說：“這是一個君子！”

歌德有意識地將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好在不安定的時代中保持心理的平衡。他和拿破侖之間沒有繼續來往，對那些反對他的議論，他采取了消極反抗的態度。魏瑪人士不僅在政治立場上孤立歌德，還不承認他和克麗斯汀的婚姻。輿論界冷淡的態度深深地傷害了歌德，因此他又縮回自己的世界中，固守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