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中

1788年，歌德回到了魏瑪，意大利自由自在的生活過去了。在南方的歡樂歲月中，歌德沉浸在古典美的清明中，懷抱著對將來的憧憬客觀地審視自己的現實生活。現在忽然回到他身為官員的舊土中，幻滅後的失望和悲哀必然一直糾纏著他的心。基於此，歌德回到魏瑪後，態度變得非常冷淡，與許多朋友日漸疏離。

我從形象豐富的意大利，回到文化貧瘠的德國，仿佛由明朗的天空下回到陰鬱潮濕的小角落。我在遙遠的彼方所經曆過的感動，以及重回現實、陌生而被遺忘所感受到的苦惱和歎息，似乎沒有朋友能了解。他們不再關心我，不再慰藉我。這一切都使我陷入絕望之中。

歌德覺得被遺忘、被孤立了。最初賞識他的奧古斯都公爵，為了自己的任務長年出使在外；赫爾德覺得自己對歌德的影響力不如從前，也陰鬱不快地疏遠他了；施泰因夫人則因歌德意大利之行的不告而別耿耿於懷，事後總不肯諒解歌德的行為，到1789年初，二人以絕交收場。

回到魏瑪公國後，歌德再度成為政府官員，不過他隻接受了從前任務中的一小部分，形式上他仍是樞密顧問，但他全心貫注的，卻是公國的學術和藝術設施。其中他最關心的是耶拿大學的改進，他興致勃勃全力以赴，並時常留在耶拿大學與教授們交往。在此期間，歌德和席勒曾數度會麵，但二人之間並沒有產生親密的友誼，席勒認為他們最初的疏遠是因為彼此思考方式的不同：“歌德的哲學多半由感覺而來，而我卻是得自心靈……”席勒一開始對歌德的印象是這樣的：

經常處在歌德身邊，可能會使我陷入不幸。他對親近的朋友從不表現出感動的情緒。要探索他在想什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甚至覺得他是個極端自我的人。他善於觀察人心，注重小節，有透視他人內心，與他人溝通但又使自己本身隨時保持自由的才能；他不吝嗇做善事，但卻不犧牲自身。我認為這是他做人的一貫準則，簡單點說就是自我主義的極致。本質如此的人，身邊不應該招聚過多的人。本來我對他的才華非常傾心，但由於他的態度易招致別人的誤解、懷恨，他在我心裏喚起的是一種混合著憎惡與喜愛的情緒。我極想改變他的精神，卻又敬慕他成熟的思想。我決定在可能的範圍內，利用別人來觀察他。

席勒的這種印象跟魏瑪輿論界對歌德私生活的批評有很大關係。歌德由羅馬回來後不到一個月，就被一個“個性極端自然”的窮苦小市民的女兒深深地吸引了。不久之後兩個人便住在了一起，這個女人就是後來的歌德夫人克麗斯汀。

對於魏瑪社交界的否定態度，歌德輕描淡寫，用了這樣一句話來回應：“我們在不經任何儀式的情形下結婚了。”這樁婚姻帶給歌德安靜而滿足的家庭生活，當然，這是因為歌德對克麗絲汀的精神世界一無所求。同居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789年，他們的長子奧古斯特誕生，但這唯一的兒子卻在歌德晚年時，縱情酒色，客死他鄉。

1791年，歌德和耶拿大學的一些教授一起開辦了魏瑪宮廷劇院，這個劇院兩三年間便發展成為德國最大的劇院之一。可惜當時的人們對歌德和席勒的戲劇都缺乏興趣，而是熱衷於以娛樂為本位的通俗戲劇，歌德對此極為失望。

這一時期，歌德完成的文學作品也為數不少，如《羅馬悲歌》等，還有一些即興的戲曲作品。

當時歌德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已經勝過了文學，他不再實驗光學、植物學、解剖學，而是以“原始植物”的構想為基礎，發展植物進化論學說。他將自己的學說命名為《植物的蛻變》。這本書在1790年出版，歌德在書中證明植物是由蕨葉的某一部分發展而來，是經過多階段的變態才發展成現在的樣子，且就種種變態加以解釋。

植物萌芽、開花之後結成果實，但這些都是負有某種任務才發生的。經常改變形態以實現自然法則的是植物的同一個部分。在莖或葉長出的同時，相同功能的構造變為花萼、花瓣的形態，成為繁衍的器官，最後即發展成為果實。

這期間，歌德對骨骼學也展開了思考和研究。1790年，歌德在一個猶太人家裏，偶然拾到一個羊的頭蓋骨。他發現動物的頭蓋骨，都是由類似的脊椎發展而成。

18世紀的後十年間，正是歐洲大陸破舊立新的時代。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令歌德有些不安。受到植物進化論的影響，歌德認為人類社會的改革也必須循序漸進，不可訴諸暴力。

席勒、赫爾德等人很讚賞巴士底獄事件，而歌德對這種狂熱的**卻極力表示反對，他認為革命性的本能解放會使一切精神文化產生危機，造成不安。此後五年間，他的一些戲劇作品，諸如《大科夫塔》、《平民將軍》、《列納狐》、《德意誌逃亡者對話錄》等，都針對政治暴力行為加以諷刺。

歌德關於革命的看法自然不會被民眾所接受，他們不關心歌德崇尚的自然進化論，隻在乎自己的權利是不是得到了保障。歌德的這些言論會招致非難也是意料中的事。

1824年的時候，歌德曾向奧古斯都公爵解釋當時的情況：

我的確不是革命的讚同者，革命將帶來善果或惡果還難以預料，但恐怖行為在我周圍不斷地發生，使我既震驚又憤怒，某些人想在德國發動類似法國事件的事實，使我無法繼續沉默下去。

同樣地，我也不是傲慢任性的執政者的支持者，我確信革命不是國民的責任，這個責任應由政府承擔。如果政府能不斷地追求公正，適應大眾需要而改革政治，社會將呈現一片清明；如果對人民的意願不辨是非便橫加否決，則人民群起反抗，革命因之而起是不可避免的。

就因為我憎惡革命，所以被認為是當權派的同黨，這真是極大的誤解，我絕不認為現在的政府沒有缺點。如果現存的政府一切都是優秀善良的，我倒很樂意成為他們的同黨，但是現存政府的缺點是有目共睹的，被視為當權者之友，即意味著冥頑不化。時代在進步，人類的觀念也在隨時發生改變，1800年認為完美的製度，到了1850年可能就會被視為落伍。

1792年，法國大革命引起了周邊國家的不安，普魯士、奧地利成立聯軍攻打法國。夏天，聯軍的一場戰事失利之後，歌德便與這時代的大事有了直接的接觸。身為普魯士聯軍指揮官的奧古斯都公爵邀請歌德作為隨員，赴前線參加戰鬥。

30年後，歌德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和對有關資料的詳細研究，寫成了《法國的政治運動》。在這本書中，歌德敘述了自己對戰爭的體驗，對在秩序與非秩序、維持與破壞、掠奪與付出之間維持生命的艱難的感歎。這部作品沒有熱烈的情感，隻有旁觀者的冷漠。

歌德到達前線後，對戰術絲毫不感興趣，他的多半時間都花在觀察炮轟對人類心理的影響上。有一次，在普魯士的陣地裏，歌德甚至無視那些猛烈的炮火，興趣濃厚地觀看積水的炮彈坑中，悠遊自在的小魚。

1792年9月，普奧聯軍再次戰敗。這時，真正預見到神聖羅馬帝國即將瓦解的，似乎隻有歌德一人。

今天已經結束了，法國軍隊的陣地仍完好無恙……友軍從炮火中撤退，但我卻並不覺得驚訝。最令我震驚的是全軍士氣的變化：今天早上，聯軍還一心一意想殲滅法軍，士氣高昂。我之所以加入聯軍，也是由於這股亢奮的軍心以及對奧古斯都公爵的信賴；而現在大家卻都垂頭喪氣，茫然不知所措，士氣已低到極點，甚至有人開始詛咒天怎麽還不亮。

我們依然圍聚在一起，但卻不像往常一樣升起炭火，也沒有年輕人歡樂的呼叫聲。大部分人都沉默不語，隻有少數幾個人偶然交談幾句，大家似乎都已經喪失了思考力及判斷力。

他們叫我對這件事情，向大家做個簡短的談話，以提高軍隊的士氣，但我想說的卻是“從此時此地起，曆史就要展開新的一頁了”。

一個星期後，聯軍潰敗。士兵中有的斷手殘足，有的病容淒惻，有的長籲短歎，他們零零落落地在泥濘的道路上踉蹌行走。歌德在撤退中，輾轉回到魏瑪，暫時從戰爭的殘酷中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第二年2月，聯軍卷土重來，且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國家。夏天，聯軍包圍了法軍占領的緬因茲市，跟隨著奧古斯都公爵的歌德又再度目睹戰爭的慘烈。

7月，聯軍攻下緬因茲市，在法軍戰敗撤出時，發生了一件事。歌德在緬因茲市公路的關卡附近，看見一群憎惡法軍的人們，襲擊一支由城中撤出的流亡法軍。歌德一無所懼地走過去，阻擋了憤怒的人群，讓這支軍隊繼續通過。通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歌德悲天憫人的胸懷。

我在排解這場糾紛之後，走到一位朋友家，他用英文夾雜著法文向我說：“他們哪裏冒犯了你？你幹涉這件事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我才不擔心這件事呢！”我回答道，“就如同我把你家前麵的廣場收拾幹淨一般，這不是件很好的事嗎？激烈地煽動民眾的情緒，就如同在廣場上撒下對任何人都無益的碎片一樣，才真的不會有什麽好結果。”

現在，法軍靜靜地經過我們的窗下撤退了，聚在一起交頭接耳的群眾也慢慢散去，他們走到街上尋找失散的親戚及在戰火中幸免於難的財產。當他們看著滿目瘡痍的街頭景象，又發現自己已孑然一身時，難免遷怒於這些敵人，於是積壓在心中的怨恨形諸於色，使他們向正在撤退的法軍做出報複性的舉動。

我不顧危險地對撤退中的敵人表示同情，我善良的朋友對我的解釋並不滿意，我反複地指著他家前麵的廣場加以說明，最後，我焦躁地說：“要我忍受這種混亂無序的場麵，我寧可犯罪”。

1794年，歌德在關於緬因茲戰役的報告中，再次清楚地闡釋了他對朋友所說的那些話：“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使科學與藝術的神聖之火在灰燼中得以繼續保存，直到戰爭的黑夜過去，和平的黎明亮起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