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與學術

年輕的候補牧師

1893年10月，施韋澤在巴黎經商的伯父將他介紹給巴黎著名的管風琴家查爾斯·馬利·維多，並讓施韋澤拜他為師。

維多的招生原則是，隻收巴黎音樂學院管風琴科的學生。施韋澤曾經受到尤金·孟許老師的悉心指導，因而通過了維多的嚴格測驗，正式被納為入室弟子。維多老師對他而言，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他促使施韋澤在技巧方麵更加精純熟練，還使他認識到音樂作品結構的重要性。

10月下旬，施韋澤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就讀。斯特拉斯堡大學處處洋溢著青春蓬勃的朝氣，完全擺脫了那些古老教條的束縛，教授與學生打成一片，毫無芥蒂地暢談，同心致力於新時代賦予的使命。

教授群中，幾乎看不到一位老人，整個校園充斥著歡快氣氛，施韋澤決定同時選讀神學與哲學這兩門學科。第二年的4月1日，他誌願服兵役，在克魯爾上尉全力的支持與鼓勵下，被獲準在每日上午11點到大學去上課，聆聽文德爾班教授的哲學史。從軍隊回來後，施韋澤立誌要重新選修神學與哲學。

除了神學與哲學外，施韋澤還選了由雅可布斯塔爾所教授的音樂理論。雅可布斯塔爾教授認為隻有貝多芬以前的東西，才能稱得上是藝術，施韋澤從他那兒學習到許多寶貴的東西。尤金·孟許的兄長恩斯特·明希當時正在斯特拉斯堡的聖威廉教堂任管風琴師。明希對於施韋澤管風琴演奏的技巧以及巴赫方麵的研究，有莫大的幫助。

1898年5月6日，施韋澤通過了神學考試，並受到霍爾茨曼教授的推薦獲得了戈爾施獎學金，金額為每年1200馬克，期限是6年。10月下旬，他前往巴黎，原先預計在巴黎大學主修哲學，同時繼續深造管風琴。事與願違，他在學校上課的情緒極為低落，而且思維紊亂，這使他對自己產生了一種厭惡的情緒。但是，他不想在巴黎虛度整個冬季，於是把這段時間充分地運用在音樂與寫哲學論文上。

這一次，是維多老師免費指導他管風琴。他隨即又師從音樂學校的教師菲利浦，同時也向瑪麗·哲威爾·特勞曼學習鋼琴。特勞曼是弗朗茲·李斯特的入室弟子，也是李斯特的女友。施韋澤從她那兒學習到許多東西。特勞曼不幸於1925年逝世，而施韋澤與菲利浦和維多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情。

維多知道施韋澤生活拮據，吃飯時總是擔心錢不夠。每次上完課後，他都會邀請施韋澤去餐廳吃一頓。施韋澤在巴黎受到許多人的照顧，他經常到伯母瑪蒂爾德家去做客。有時，他晚上也到查爾斯伯父那裏去，查爾斯伯父是一位現代德語老師，通過他的關係，施韋澤認識了許多大學教授和語言學家。就這樣，他逐漸喜歡上了巴黎。

施韋澤的健康狀況很好，即使熬夜苦讀，身體也不會有任何不適。寫博士論文和學習音樂，這兩件事情同時進行，互不幹擾，也不妨礙他與名人們的交往。他曾經徹夜不眠地努力學習，第二天早晨照樣在維多麵前演奏管風琴。

1899年3月中旬，施韋澤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學，將他剛剛完成的論文交給蔡格勒教授，論文受到教授的青睞，他在7月間獲得學位。7月底，施韋澤返回斯特拉斯堡大學，接受學位證書的頒發。這年夏天，他住在柏林，主要是閱讀有關哲學方麵書籍，他準備讀遍古代與近代的傑出著作。

蔡格勒教授征求他的意見，問他是否願意擔任哲學係的無薪講師。他當時誌在神學，所以婉拒了教授的好意。施韋澤變得非常喜歡講道，每禮拜日麵對許多聽眾，討論有關人生的問題，他覺得非常有意義。

通過第二次神學考試後，施韋澤擔任聖尼古拉教堂的傳教士，最初是助理牧師。

聖尼古拉教堂有兩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鑠的牧師，施韋澤的主要任務是擔任這二位牧師的助手，每逢午後禮拜或星期日兒童禮拜時，便由他負責宗教教育。他對於這項工作的熱愛與日俱增，從不感厭煩。

午後禮拜參加的信徒不多，他能盡情發揮父親傳給他的那種祥和講道的態度。要是人多他就會緊張，心裏雖然很有條理，卻無法順利地表達出來，這種現象始終無法改善。

當兩位年邁牧師行動不便時，施韋澤偶爾也會代替他們上台講道。他在講道前會把要說的內容一一記錄在紙片上，在謄寫之前還得再三過目，可是，正式講道時卻常常前功盡棄，所說的與紙上寫的完全不一致。

施韋澤在聖尼古拉教堂的月工資是100馬克，工資雖然微薄，可是宿舍費用與餐費極為低廉，他的生活尚算富足。這份工作的好處是有閑暇的時間做學問與研習音樂，這是他夢寐以求的。

施韋澤每年有兩次休假，複活節後一個月和秋季後兩個月，共計三個月。春假他多半住在巴黎的叔祖父家，同時到維多老師那兒學琴，秋假則返回京斯巴赫父親那裏去。

往返巴黎幾次，施韋澤結交了許多新朋友，羅曼·羅蘭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初次邂逅是在1905年，剛開始時隻不過是泛泛之交，隨著時光的推移，他們發現彼此思想相通而成為至交。這段期間，施韋澤也認識了安利·修特貝爾裘，他是法國人，感覺敏銳，專門研究德國文學，施韋澤與他成為摯友。

施韋澤的生活日趨安定，這一時期是他人生旅程上很重要的一段，他孜孜不倦，有條不紊地開展著自己的工作。

1902年3月1日，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學聘施韋澤擔任神學院的講師。聽說教授中有人反對，認為他的神學研究法相當荒謬，如果讓他來授課，將攪亂學生們的神學思維。最後，經過霍爾茨曼教授的極力說服，才決定正式聘用他。

1903年10月，他出任托瑪斯神學院的舍監，年薪2000馬克，並且分配到一間新寓所。公寓位於托瑪斯神學院旁邊，這是一座日照良好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