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演奏

1920年複活節後，施韋澤接受了瑞典烏帕撒拉大學的邀請，到那兒去演講。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施韋澤長時間地隱居在斯特拉斯堡，隻有一次曾去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演奏管風琴，他全然沒想到會有這次的邀請。

第二年，由於施韋澤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複，所以需要妻子在旁照顧，陪伴他一起去烏帕撒拉。他們在烏帕撒拉受到瑟德布羅姆大主教的照顧，他負責解決他們的住宿問題。由於這個城市有新鮮的空氣和大主教的殷勤關照，施韋澤的病已完全康複，又恢複到以前那種精神飽滿的狀態。

不過，唯一令人擔憂的是，在戰爭時期，施韋澤為了經營醫院而從各方貸來的款項，還沒有還清。有一天，在散步的時候，施韋澤對大主教提起了這件事。“既然如此，為何不在瑞典舉行幾次管風琴演奏和演講會，不知你意下如何？因為戰後的瑞典已成為比較富裕的國家了。”大主教說完後，隨即代他向四處寄出推薦函。

施韋澤在幾次演奏和介紹蘭巴雷內的演講會中，募得相當多的款項，總算能將最擔心的貸款問題解決掉了。

7月中旬，施韋澤離開瑞典。當時他下定決心：誓必再回到蘭巴雷內，繼續從事醫療工作。在這以前，他曾想再次回到大學從事教職，因為他當時獲得了蘇黎世大學神學院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從瑞典回來後不久，施韋澤便著手寫《水與叢林之間》的非洲回憶錄。這本書隔年被翻譯成瑞典語出版了，緊接著德語版、英語版、荷蘭語版、法語版、丹麥語版、芬蘭語版均相繼出版。這本書所采用的珍貴照片，是在以前進入集中營時，幫他帶藥品的克拉遜到蘭巴雷內買木材時所拍攝的。

1921年4月，施韋澤辭去了斯特拉斯堡市立醫院和聖尼古拉教堂的工作，決定以寫文章和管風琴演奏維持生活。

為了整理自在非洲時期持續不斷寫作的《文化哲學》文稿，施韋澤帶著妻子和兩歲的女兒移居到京斯巴赫的牧師宿舍。隨後，他不得不經常赴各地的大學去講授哲學及宗教道理，並介紹一些有關蘭巴雷內醫院的事情，有時還舉行管風琴演奏會，目的是籌募重辦醫院的資金。

從1921年秋到第二年春天，施韋澤探訪了瑞士、瑞典、英國，然後再到瑞典，歸國後隨即又到瑞士去。

施韋澤決心繼續做在那段原始森林當醫生時期斷絕了的三件事。那就是：管風琴的演奏、大學教授、使自己的經濟能夠獨立。現在他就開始做這三件事。

托巴黎巴赫協會的福，施韋澤得到一架附帶有腳踏板可作為管風琴用的鋼琴，因而使他的管風琴技術並未受到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四年半的影響而有所退步。他辭去了大學的教授職位後，在歐洲各地大學講學。而且寫文章和管風琴演奏的收入，使他的經濟情況恢複獨立。這些工作不斷地激勵著他克服了戰後的種種困難，並給予他莫大的生存勇氣。

1923年春天，施韋澤完成了《文化哲學》的第二卷《文化和倫理》，並予出版。當校正《文化和倫理》之際，他又著手第二次赴非洲的準備，同時開始寫《我的青少年時代》，於1924年出版。

施韋澤寫《我的青少年時代》是有原因的。1923年初夏，他從瑞士西部前往東部的途中，曾經去拜訪老朋友菲斯特博士。他一邊為施韋澤倒飲料一邊對施韋澤說：“少年雜誌希望獲得關於你的傳記，你為什麽不敘述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於是，施韋澤就記憶所及，給他講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隨即用速記記錄下來，經過整理後再寄到施韋澤的住處。當時，施韋澤曾拜托博士暫時不要在雜誌上發表。接到博士寄來的草稿後，施韋澤才開始寫成《我的青少年時代》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