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獲自由

施韋澤在加賴鬆拘留所遇到許多不幸的人。最可憐的莫過於在俘虜生活中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的人。每當晚上吹起收工的喇叭時，人們紛紛返回宿舍，透過牆壁的裂縫觀賞外麵的雪景。遠山任由雪花飄落在它的身上，非常好看。運動場中有幾位俘虜踱著方步走來走去，一副頹唐的樣子。下雨天，大家躑躅在走廊前，或無精打采地倚柱而立。他們大部分都呈現出營養不良的樣子，拘留所中備有暖氣的房間少之又少，許多人因為禁不住寒冷的侵襲而病倒。

過去的身份地位、財富榮耀，如今已成幻影，毫無價值可言，有朝一日從俘虜營中放出去，還不知何去何從呢！運動場的中央，有幾個小孩子在玩戰爭的遊戲，他們由於長期的饑餓，個個麵黃肌瘦，令人憐惜。

所有人都來自不同的行業，有鞋匠、學者、裁縫師、銀行董事長、經理、藝術家、牧師、建築師、工人、商人、傳教士、船員等。所有人也來自不同的種族，有土耳其人、希臘人、巴爾幹人等。

每次在運動場集合點名時，便可看到各種奇怪的事情。在這裏不用翻書本，就可以獲得各類的知識，每位專家都會不厭其煩地向你解說他所通曉的那門學問。無論是建築、穀物的栽培、製粉機、空調的製作法以及其他有關事物都可以在這裏學習到。

他們每天反複地做同樣的事情，生活上單調乏味。有人送給施韋澤太太一塊布料，那些裁縫師知道後，都靠攏過來說：“讓我來為你剪裁好嗎？我很想再拿起針來縫製衣服，當然，一切都是免費為您效勞。”

從未做過農活的人，也會自告奮勇地動手幫忙做農事。隻有船員能忍受這種單調乏味的生活，他們整日無所事事地**來**去，由於過去長年的海上生活，使他們較一般人更能忍受這寂寞的日子。

1918年初，德軍占領了貝魯特，他們對待當地的居民極為殘暴。加賴鬆拘留所的主管要德籍人士寫信回國，請政府禁止這種殘暴行為，否則，施韋澤他們也將會受到法國政府的報複，把他們送到北非的特別拘留所。

當他們接到這項通告後，才知道俘虜中原來也有許多有地位的人。他們剛到俘虜拘留所時，都要登記職業，有些人基於虛榮心，往往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比如說，原本是飯店的服務生則謊報為飯店老板。諸如此類的例子著實不少。如今卻又害怕捏造的身份過高，會首先被送到北非特別拘留所去，因而大為驚慌失措。但是這種緊張的氣氛不久就消失了，不論是身份高低都沒有誰被送到北非的特別拘留所。

1918年春，施韋澤夫婦被轉送到聖雷米的拘留所。聖雷米拘留所專門拘禁阿爾薩斯人，在這裏他們遇到許多老朋友。

拘留所所長在戰前曾擔任過警官，是位非常隨和的人。有時候施韋澤向他提出一些請求，他總是說：“俘虜們的要求按照常理是不能允諾的，但是隻要不觸及法令，我可以斟酌情形辦理。”

所長對於他們的所求，幾乎沒有拒絕過。施韋澤和妻子被安置在一間很大的、似曾相識的房間。這間屋子備有暖爐，煙囪從這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才通出去，令人有種窒息的感覺。

“哦，這不就是梵高畫的那間房子嗎？”施韋澤不自覺地驚叫出來。

最初這裏是個修道院，後來改為精神病院，梵高生前有一段時間被送到這裏來休養，他現在住的房間就是當年梵高的病房。當時梵高就在這高聳的圍牆下散步。在北風呼嘯的寒冬，踏在這冰冷的石地上，不知道是什麽樣的滋味。

這間拘留所有專門的醫生照顧病患，施韋澤因此而有閑暇時間寫稿。不久，由於交換俘虜，這位醫生被送回國，由施韋澤接替他的工作。

施韋澤太太因為受不住冷風與冰涼的地板，健康狀況大受影響。施韋澤自感染痢疾以來，健康情形也每況愈下，以致行動不便。他們可以在監視之下集體散步，一般人都希望走得遠一點，由於時間的限製，步伐就必須加快，施韋澤和妻子由於行動不便，隻好放棄散步，留在屋內。仁慈的所長卻非常體恤他們，常常親自陪他們在附近走走，施韋澤由衷地感激他。

1918年7月12日的夜晚，施韋澤他們被喊醒。因為要交換俘虜，要他們立刻整裝返國。第二天清晨，他們排隊步出聖雷米拘留所。臨行之前施韋澤先到所長辦公室向他道別，心裏有種難以壓抑的感傷，喉頭似乎被異物哽塞，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彼此四目相交，強忍住離別的傷感。施韋澤後來仍和他保持著書信的往返，他給所長的信上寫著：“寄給親愛的寄宿人”。

施韋澤他們前往火車站的候車室等火車，大大小小的行李對他們夫婦來說是個非常大的負擔。當他們在碎石地上彷徨無助時，一位男士朝他們走來說：“把你們的部分行李交給我吧，讓我來幫你們拿。”

原來，施韋澤在拘留所診治過他的病，他身體有些殘疾，原不該麻煩他，可是此時自己正需要幫忙，隻好接受他的好意了。從此以後，凡是看到攜帶著很重行李的人，施韋澤的腦海中便會浮現出這位朋友的身影，他也會主動地上去幫忙。

在塔拉斯空和裏昂之間有一個火車站，有一隊類似某種團體的人正在車站候車，他們每個人都顯得疲憊不堪，似乎剛剛經過長途跋涉。事實上，這些人是從德國遣返回來的俘虜，他們的裝束和一般人大不相同，看著有些狼狽，零零散散慵懶地斜靠在長椅上。

不久，遣返俘虜的專用火車進站了，施韋澤搭上這載滿俘虜的車子，經過瑞士再駛抵德國。沿途每靠一站，便會有大批俘虜下車返鄉。這條路非常長，不知停了多少站，一列一列的車廂逐次卸下，最後，隻剩下幾節了。7月15日清晨，火車駛近瑞士某一個城市的車站，突然聽到有人在喊：“施韋澤先生！施韋澤先生！”

施韋澤循著聲音望去，啊，那不是神學教授阿諾爾德·邁耶以及歌唱家考夫曼等一群老友嗎？他們向他揮手，大喊他的名字，迎著他走了過來。

不久，車子又發動了，在駛往康斯坦茨（德國國境上的一座城市）的路上，車窗外呈現出一片荒涼的景象，原有的田園風光消失得無影無蹤。戰禍波及之處，不知毀滅了多少生靈，隻留下了饑荒與悲愴。

康斯坦茨的街道受到炮火的洗禮，處處是斷垣殘壁，似乎還可以聞到火藥的味道。目光所及是一張張清瘦的麵孔，拖著蹣跚的步子，好像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

施韋澤在康斯坦茨受到嶽父嶽母的招待後，隨後又起程前往斯特拉斯堡。抵達斯特拉斯堡時已近傍晚，為了預防空襲，城裏的燈火受到管製，街上一片漆黑，隻能借著月光趕路。施韋澤和妻子在此必須暫時分手，他妻子到附近親戚家借宿，他到托瑪斯教堂旁的一位朋友家暫住。

施韋澤父親的住宅在京斯巴赫，現正處於交戰區，必須要有出入許可證才可以進入。幾天後，他終於拿到許可證，興衝衝地立刻上路，火車隻能駛到京斯巴赫，剩下的15公裏要靠步行。由於受到戰火的洗禮，已辨別不出昔日的影子了。1922年他們離開這裏前往非洲時，此地還是一片寧靜祥和，如今已麵目全非，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不時聽到從遠處山區中傳來陣陣的大炮轟擊聲。許多地方都安上了機關槍架，房屋全都被破壞，繁茂的樹林隻剩下光禿禿的樹幹稀稀落落地豎在那兒。到處都貼著標語，警告大家要隨身攜帶防毒口罩，可是，村裏人好像已忘記了戰爭這回事，各忙各的，仿佛完全脫離了戰爭險境似的。

父親對於炮擊視若無睹，埋首於書案毫不動容，村裏有許多軍人進進出出，牧師公館也駐紮了軍隊。農民們對於戰爭已經麻木，他們隻關心農作物的收成。由於很久沒有下雨，農作物都枯萎凋零，牧草也是一片幹黃，不時從養家畜的小屋中傳來一陣陣悲鳴聲。

施韋澤太太的通行證也領到了，她隨即趕到京斯巴赫與施韋澤會合。他在聖雷米拘留所的時候，曾發高燒，迄今未見起色。8月底，體溫又上升，當時感染上的痢疾也還沒有痊愈，施韋澤非常痛苦。在妻子的陪同下，他來到斯特拉斯堡接受斯托爾策醫學教授的治療。體力恢複以後，由斯特拉斯堡市長介紹，施韋澤擔任市立醫院的助手兼任聖尼古拉教堂的副牧師，重回到聖壇上傳道。

施韋澤在彈鋼琴

不久，戰爭終於結束，阿爾薩斯再度從德國手中轉為法國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