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別非洲

法國俘虜營

1917年9月,施韋澤接到法國軍方通知,要他們迅速整裝搭乘下一班船離開蘭巴雷內,前往法國的俘虜營報到。因為德法交戰,德國人不能在法屬領地上工作。傳教所的傳教士以及他所認識的黑人幫他整理藥品和醫療器具,把它們包裝好堆放在木造的小屋中。

之前,施韋澤被監禁時,他開始寫作《文化哲學》,這是他15年前就開始醞釀思考過的課題。那時,施韋澤想把他的書名定為“我們模仿者”。他一直在做相關的筆記。

這時施韋澤唯恐他之前寫作的有關文化、哲學方麵的文稿在途中遭到突檢而被沒收,隻好把它托給一位美籍傳教士福特先生,請他代為保管。這位福特先生謹慎保管了這些原稿,直到戰爭結束,又將它們安然交到施韋澤手中。後來,施韋澤回想起這件事,覺得當初實在沒有必要麻煩別人,大可隨手把稿子丟到河裏任其漂流。

因為有所顧忌,在臨行之前,施韋澤大約花了兩個晚上把原稿轉譯為法文,並且隨意做了幾個提綱,以便混淆檢查人員的眼睛,使他們誤認為這是有關曆史方麵的稿件。

在施韋澤臨走前,有兩位患了脫腸的土著前來求治,他在堆滿東西的小房裏,立刻動手施行手術,為他們解除了痛苦。

臨別時,黑人朋友依依不舍地將他一直送到河岸才離去,那裏停靠著即將送他們一行人前往俘虜營的汽船。此時,傳教所的所長也趕來送行,可是押送施韋澤一行的黑人士兵卻阻止所長和施韋澤見麵。當黑人士兵觸及所長投來的凜烈的目光時,怯怯地讓開了路,所長熱情地握緊著施韋澤的雙手說:“我代表此地的居民誠摯地向您致謝,希望我們仍有見麵的機會。”

所長的這番話使施韋澤深受感動。令人傷感的是,他和施韋澤永遠沒有見麵的機會了。戰爭結束後,他和一艘名叫“非洲號”的船同沉於比斯開灣(法國西部)。

到卡帕洛帕茨時,施韋澤曾經替一位白人的太太治過病,這位白人悄悄地走到他的身邊說:“我想你現在一定很缺錢用吧,請不要客氣,收下這筆款項好嗎?”

“謝謝你!我們身邊還有一點錢,夠我們用了。”施韋澤婉拒了他的好意。

在未到非洲之前,施韋澤曾考慮到一旦發生戰事,幣值一定會有大幅度的變動,唯有金子的價值是不變的,因此,他把所有的錢兌換成金子,再將其中的一部分托一位木材商的朋友兌換成法國硬幣,以便沿途花銷。

這艘駛往歐洲的船中,白人士官嚴密地監視著,不允許彼此交談,也不準寫東西。施韋澤隻好在心裏暗哼著巴赫的作品,以排遣旅程上的寂寞,並獲得心靈上的寧靜。船艙裏的男仆對他們態度親切、非常照顧,施韋澤暗忖著:“奇怪!他為什麽對我們倆人特別親切?”那位男仆看到他這種既感激又狐疑的神色,才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我並非為了貪圖什麽恩惠才對你們好,我知道俘虜本身都缺錢用。幾個月前,有一位紳士搭乘這艘船,曾一再地囑咐我說:‘如果有位蘭巴雷內的醫生以俘虜身份搭乘你們這艘船,請你幫我特別照顧他們,這位醫生曾經幫過我很大的忙。’因此,我才會盡可能地為您服務!”

在波爾多登陸後,施韋澤一行隨即被送到外國人俘虜拘留所,他們在那兒住了三周。在那裏,施韋澤感染了霍亂,幸好他身邊備有治霍亂的藥物,總算沒有造成什麽嚴重後果。

三周後,他們被送到西班牙的國境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加賴鬆俘虜所。有天夜晚,突然有兩位憲兵乘車來接他們。他們匆匆忙忙地整理行裝。在微弱的燭光之下整理行裝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憲兵等得有些不耐煩,叫他們把行李放下,隻要人去就行了。或許是他們突然間起了惻隱之心,反而動手幫他們整理。

抵達加賴鬆,有位士官將他們的行裝打開仔細地搜查,當他們看到施韋澤的行李中有一本亞裏士多德的《政治論》法文原稿時,大為驚訝,麵露慍色大喝道:“可惡!居然敢把政治書籍帶到拘留所來。”

看到他如此生氣,施韋澤鎮定地向他說明:“長官,亞裏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人!”

“真的嗎?他是學者?”士官向站在一旁的一位先生詢問著。

“是的,他說的沒錯!”被稱呼為先生的人這麽回答他。

“政治竟然在公元前就存在!好吧,當時的政治和現在的政治或許有很大的出入。”他向另外一位士官這麽說,隨即也就不再為難施韋澤了。

拘留所是一座很大的古老修道院。因為長久無人居住,年久失修,建築物的外觀斑駁殘舊,更顯得孤零零的。戰爭爆發後,這裏被征用為俘虜拘留所。第二天,施韋澤站立在中庭,有一位俘虜走近他的身邊說道:“請問你是施韋澤先生嗎?我是波凱羅工程師,由於您的照顧,我太太的身體及早康複,實在感激不盡,您如果有什麽困難,盡管直說,隻要我力所能及,必定為您效勞!”

施韋澤遍索枯腸,怎麽也想不起這麽一個人。“先生,您當然不認識我,我是間接從一位德國人那兒拿到您的處方,給我太太服用的。”經他這麽一說,施韋澤才想起在戰事剛爆發時,有位德籍木材商從蘭巴雷內被送到南非的法國殖民地的拘留所。臨行之前,施韋澤曾和妻子配了許多種藥,附上標簽送交給他,以應急難。想必是這位德籍木材商遇到波凱羅夫婦,正值他太太有病,用了施韋澤配製的藥而獲得痊愈。施韋澤萬萬沒想到,善心經過這番迂回輾轉回報到自己身上。波凱羅先生從倉庫中找來一些木板,替他做了一張桌子。現在,他不僅可以在這桌上寫字,同時還可以練習演奏,他把桌麵當琴鍵,地麵作踏板。

幾天後,俘虜中有一位音樂家問施韋澤:“抱歉,打擾一下!請問羅曼·羅蘭寫的《今日的音樂家》中的阿爾貝特·施韋澤,是否就是你?”

“是的。”施韋澤答道。

“啊!那太好了,我們經常在倉庫裏舉辦音樂會,希望你能接受我們的邀請前來參加。”在戰爭前,這些音樂家曾在巴黎的咖啡廳擔任演奏工作。在此地隻要經過主管的同意,可以利用閑暇時間練習演奏。

施韋澤他們到達拘留所後不久,有另外一批人從其他拘留所調來此地,他們來到此地後,對於夥食大肆批評:“這兒的夥食真差,非常難吃。”

加賴鬆俘虜拘留所的廚房負責人曾是巴黎第一飯店的廚師。現在有人發出怨言,這位廚師非常憤怒,因而發生爭執。所長知道後,就把爭執的雙方找來問話:“你們中間有原來擔任過廚師的人嗎?”

“沒有,我的職業是做皮鞋。”其中有兩個人回答說。

其他的人依次回答:“我是蓋房子的。”“我是專門製作帽子的。”本行是廚師的一個也沒有,他們隻是在以前的拘留所裏被派到廚房工作,僅僅知道一點用什麽材料配什麽樣的菜而已。

“好,從現在開始,這兩周由你們擔任廚師的工作。如果能比現在做得更好,以後就由你們繼續做下去,如果做得比現在差的話,就對你們不客氣,把你們監禁起來。”所長狠狠地說。

他們接下了廚房的烹調工作,以馬鈴薯、高麗菜等做成佳肴,確實比以前那位廚師做得好,從此,原來的廚師被趕出了廚房。

“你們烹飪的密訣在哪兒?可以告訴我嗎?”施韋澤好奇地問他們。

“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以愛心來烹飪。”他們得意地答道。

俘虜中隻有施韋澤一個人是醫生,但是,所長嚴禁他從事醫療工作。如果有病人,他會請一位上了年紀的軍醫來醫治。可是,病人逐漸增多,醫療人員備感不足,施韋澤也開始從旁協助,並沒有人發出異議。不久,施韋澤被分配到一間小房間,可以自由地診治病患,如此一來,他又重返原來的崗位,從事醫生的工作了。空閑下來,施韋澤還可以寫寫稿或者練練琴,這就是他在拘留所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