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赴非洲

1924年2月14日，施韋澤又前往非洲。施韋澤太太由於身體欠佳，沒有同他一道去，於是他決定帶學生基爾斯皮前往。

在波爾多乘船的時候，他遭到海關人員的懷疑：“帶這麽多信是怎麽回事？”施韋澤攜帶著塞滿了四個裝馬鈴薯袋子的信。“因為還沒有回信，所以打算在船上一一回複。”縱使他如此解釋，對方仍不相信，一封一封地檢查內容，好像是要檢查有沒有私藏禁用的紙幣似的，檢查人員大約花了一個半鍾頭的時間，好不容易檢查了兩袋，最後才搖著頭，中止繼續檢查。

4月15日一大早，他們抵達蘭巴雷內。醫院的房子大部分都已腐朽。從醫院到山丘上他從前居住的房子所必經的道路，幾乎都被雜草淹沒，難以辨認了。施韋澤首先迅速修理自己的房子及醫院方麵大致還能用的鉛皮房和竹造房子。這期間他一邊開始診療工作，一邊著手醫院的改建。

隨後，施韋澤每天中午以前擔任醫生，下午則扮演著工頭的角色，一點空閑都沒有。建造工作卻毫無進展，因為當時木材交易很興盛，無法招集到伐木工人。施韋澤隻好招集照料病人的人，以及已經康複的病人幫忙。結果，他們都不肯做這種工作，以致修建工作毫無進展。患者卻逐漸增多，所以施韋澤又從歐洲請來兩位醫生和兩位護士。

1925年秋天，醫院的改建工程總算完成到一定程度，所以施韋澤每晚有時間寫作《使徒保羅的神秘主義》。然而當時該地卻發生了驚人的饑荒，同時還迅速地蔓延著痢疾。這次的饑荒是由於建材業過於興盛造成的，人們把自己的田地荒廢下來置之不顧，專心從事森林砍伐，導致糧食缺乏。患者沒有食物，他們隻好利用歐洲友人所贈送的兩艘汽艇到遠處去買米。

他們醫院還沒有傳染病隔離室，痢疾患者也都放在一般病房裏，因此，整個醫院中散布著痢疾菌。另外也沒有專設的精神病房，凡是具有危險性的精神病患者，就不得不拒絕接納了。因此擴充醫院是刻不容緩的事，可是限於該地區已沒有場所可建，施韋澤不得不決定將新的醫院建在河流上遊三公裏處的開闊地方。

他的新計劃是為了防止洪水侵襲，準備在地麵上打下木樁，然後在木樁上建幾間釘鉛皮而耐久的小屋子，最後形成一個小小的村落。此後一年多的時間，施韋澤把醫療部門的重責委托給其他醫生負責，而他則全力監督建造工程。

這次的建造工程仍決定招募前來照顧患者的人，以及從複原的病人中征求願意幫忙的人，所以除了原有的老手外，其他的新人很難指揮。黑人木匠默涅沙利則非常勤奮地幫施韋澤工作，如果沒有他，這項工作幾乎無法進行下去。工作進行到將要完畢時，才從瑞士來了一位年輕的木匠。

1927年1月21日，新醫院的一部分完成了，施韋澤便把患者移到這兒，最後讓護士們用船裝載著精神病患者，護士們反複地告訴病人：“以後不必在睡到潮濕的地麵上了，因為新房子裏已鋪上木板床，這不是很好嗎？”

當晚施韋澤在病房四周散步時，聽到患者高興地說：“醫生，這裏的房子很好，真是好極了！”直到現在才讓他們住進像樣的房子裏，施韋澤心裏不免感到歉疚。

為了改善病房的環境，施韋澤還計劃在醫院的四周開辟果園。將原始森林雜木砍伐後，就在原地種植了許多木瓜、芒果、椰子等果樹。木瓜樹非新植不可，不過芒果、椰子樹原來已繁植了一大片，隻要把四周的雜樹鏟掉，就可成為純粹而壯觀的果園了。1927年4月，請來幫忙的拉塞爾夫人到了，施韋澤就將建設果園的工作委托她負責。黑人們很聽她的話，由此他才了解到他們實在比白人男人更加尊重女性。

不久，病房的建築工程已完全落成，即使有200名以上的患者，也不必擔憂了。不但痢疾患者的隔離室完成，就連精神病房也有了著落。於是，施韋澤把之後的事情交由其他的醫生負責，打算再度回國。1927年7月，他離開了蘭巴雷內。

施韋澤回到歐洲後的兩年期間，四處作管風琴演奏和演講。在1927年和1928年間，他探訪了瑞典、丹麥、荷蘭、英國、瑞士、德國、捷克等國，於1929年又在德國舉行了幾場演奏會。

旅行期間，施韋澤在德國的楷尼非斯斐爾特、蘇特拉斯布爾克與妻子和孩子們共享天倫之樂。但在這期間，假如有蘭巴雷內的醫生或護士辭職，他就不得不立即尋找替代的人去接任。他雖送了四位醫生和一位女醫生到蘭巴雷內去，但不幸的是有一位醫生竟在途中因急症而去世。

施韋澤一有空閑，就寫作《使徒保羅的神秘主義》，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這本書的最後一章是在1929年12月赴非洲的船上完成的，它的序文還是在聖誕節第二天赴蘭巴雷內的輪船甲板上寫的。

此次非洲之行，施韋澤太太也一同前往。施韋澤抵達蘭巴雷內後，又不得不作擴建醫院的打算了。他不在的期間，流行痢疾，隔離室已不夠用，於是施韋澤決定把患者送到精神病患的病房，再另建新的精神病房。

他一邊做醫院的工作，一邊請先前的木匠默涅沙利幫忙。在一年內，除了建造新的精神病房外，也建了罹患重症者的病房和食品倉庫，以及照顧病患的人所住的宿舍。阿爾薩斯年輕木材商芝貝爾也出了大力來幫忙完成這些工程。他不僅就有關種種建築事務給予建議，而且寄贈了拌混凝土用的容器，連作為餐廳兼居所用的那棟混凝土造的雄偉房子也幫忙建好了。

不過，施韋澤太太由於在原始森林中生活，身體狀況轉壞，於1930年複活節又回歐洲去了。

施韋澤醫院的聲名連數百公裏以外的人都知道，有人竟從用獨木舟需花幾個禮拜時間才能抵達的地方，把需要動手術的病人送來。幸得歐洲各位友人的好意協助，施韋澤現在已建成完備的手術室，也配備了熱帶病所需要的貴重藥品，對貧困患者所準備的食物也能充分地供應。

醫生、護士等人員都很健全，所以就不再像先前那樣勞累了。今天能夠由原先雞籠式的病房，改建成現在這般雄偉的病房，對那些給予他們鼎力支持的熱心人士，施韋澤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他們才好！

此後，施韋澤堅持不懈地為非洲的醫療事業做貢獻。有時為了募資，他仍到大城市中演奏他最拿手的風琴。1952年，施韋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獎代表多年來全世界人民對他的尊敬和推崇。施韋澤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獎金及演講、演奏所得的錢用來增蓋蘭巴雷內的麻風病院。

1965年，施韋澤90歲了，他的生命旅程將要終結。他說：“上帝啊！該跑的路我跑過了，盡力了，我一生紮實地活過了。”施韋澤從三十幾歲初到非洲，在蠻荒、貧窮、落後的地區為他素不相識、語言不通的非洲居民奉獻他所有的精力、智慧和愛心，最後在蘭巴雷內逝世。愛因斯坦稱讚他說：“像阿爾貝特·施韋澤這樣理想地集善和對美的渴望於一身的人，我幾乎還沒有發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