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和噩耗

1845年，狄更斯又開始創作另一部新小說——《爐邊蟋蟀》。一些評論家對它的評價不高，不過它仍像剛出爐的蛋糕般迅速售罄，同時在年底之前還被改編成戲劇在倫敦12家劇場上演。

經過國外一段安靜時光的休養生息，狄更斯萌生了新的想法——創辦一份日報。他四處搜尋資料，不過這件事畢竟不是那麽容易的，他感到有點茫然。最終，狄更斯找到了支持者，他自己也以“為進步和革新而戰的勇士”的身份，受聘為報紙的第一任主編。狄更斯為報紙的起步階段作出了很大貢獻，同時，這份報紙帶給他的收益也很可觀。

創刊號發行的三個禮拜後，狄更斯辭去了主編的職務。很多人責備他不負責任，其實他很愛這份工作，隻是這個責任太重了，他要關注報紙的銷量，關注報道和評論的內容，他很難再隨心所欲地寫自己的故事。一開始，福斯特就對狄更斯是否足以擔當這個職位抱著懷疑的態度，現在，則由他來接替主編的位子。

中年時期的狄更斯

狄更斯辭職之後，有三篇重要的文章刊登在這份報紙上，內容都是討論死刑問題的。他主張完全免除死刑，這種觀點有點超前。不過狄更斯對免除死刑的步驟也有相當實際的建議，他知道目前一般大眾還不具備這樣的意識，這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第一步，狄更斯反對在大庭廣眾下執行死刑。

不論在倫敦，還是在國外，狄更斯都看過很多諸如此類的場景：執行死刑時，圍觀群眾為了找一個視線清楚的位置，整夜排隊，並且相互推搡。當犯人走向絞首台時，他們尖叫、嘲弄，並且怒罵，在猥褻的笑語裏，眼睜睜地看犯人被絞死。

三年後，狄更斯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同樣主題的文章。不過，大概20年後，法律才有所變革，規定死刑必須在特定的地方執行，且禁止圍觀。

狄更斯辭去了主編的職位後，又開始了他的創作。他曾跟福斯特提起過一本新書的構想，這部小說從1846年4月開始連載，它的名字是《董貝父子》。

與此同時，狄更斯也開始了一段新的旅行。他選中了瑞典，全家人搭乘汽船，前往斯德哥爾摩。這個消息被當地群眾知道了，他們在碼頭迎接這位創造了“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天才。狄更斯的書已經在歐洲大陸，包括俄國，引起廣泛關注。他們發現狄更斯出乎意料的年輕，而且如此家庭化。

在離開倫敦之前，狄更斯主持了一些慈善活動。他有關人民福利的演講都傾向於提倡普及教育，讓所有階層都能和諧共處。英國的中產階級對改革持溫和的態度，和法國的革命成了強烈的對比。這與狄更斯內心的感覺相抵觸，他在新作《董貝父子》裏表達了他的看法：穩重的中產階級商人董貝就是腐蝕英國社會的“道德瘟疫”的象征，這個人不是惡人，隻不過是受鐵石心腸的經濟教條擺布的工具而已，充斥著這種人的社會是無法保持長久的安定和繁榮的。

這期間，狄更斯和凱瑟琳的關係產生了裂痕。在狄更斯的所有小說裏，幾乎沒有一個婚姻或家庭生活的結局是圓滿的。凱瑟琳的心智一直不夠豐富，不能給狄更斯任何智慧上的刺激。狄更斯因為傳統和孩子們的關係，必須與她廝守一輩子，可是他卻一直受“失落或缺憾”的折磨。

他們在斯德哥爾摩的郊外租了一棟種滿玫瑰的小屋。狄更斯除了《董貝父子》外，還在構思另一部小說。同時，他和孩子們一起打獵、散步、駕駛帆船、舉行舞會。

狄更斯也到了斯德哥爾摩的很多公共機構去拜訪，他很高興地發現監獄已經廢除了禁閉法，同時也驚愕地看到某些監獄仍然保留著古老的刑罰。在這裏，新教和傳統天主教之間有著明顯的分界線：新教呈現出來的是整潔、愉悅、勤勞；而傳統天主教則讓人看到了肮髒、疾病、無知、卑賤以及苦難。

《董貝父子》越來越受到讀者們的歡迎，這是狄更斯第一本有關“完全的生活方式”的小說，算是小說體裁的一個重要創新。狄更斯受此鼓勵，將家搬到了巴黎，他相信那個不尋常的地方的一切，將會啟發他的靈感。

不久之後，福斯特也辭去了原來代替狄更斯擔任的主編工作，他到巴黎度假，和狄更斯一起飽覽巴黎風光，和巴黎的知名人士會麵。

當福斯特要回倫敦時，他帶走了狄更斯的長子查爾勒，因為這個孩子到了要上學的年齡。回到倫敦不久，查爾勒患上了猩紅熱，狄更斯和凱瑟琳匆匆趕回倫敦。然後，他們決定不再回巴黎了。1847年4月，凱瑟琳又生下一個兒子。

經曆了這一係列的混亂，狄更斯掙紮著寫完《董貝父子》。由於這本書的收入，以及前麵幾本書滾滾而來的利潤，如今狄更斯的財務狀況已經相當樂觀了。

狄更斯永遠不能忍受無所事事的痛苦，不寫書的時候，他便投身於慈善義演，從策劃、排練、上演的種種瑣碎細節，都由他一個人包辦。在舞台上，觀眾們公認狄更斯是個優秀的演員，他有令人難以忘懷的幽默感，常常在戲裏穿插搞笑的台詞。義演的利潤基本上都用來資助貧困的藝術家。

這期間，噩耗接踵而至。首先是狄更斯的兩位朋友相繼去世：然後，狄更斯的姐姐芬妮罹患當時的不治之症——肺結核。狄更斯每天都去探望她，力求給她最好的醫療照顧，可是一切與事無補。

1848年9月，芬妮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