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治療法
1886年到1891年,弗洛伊德幾乎沒有做什麽研究工作,他隻發表了一篇關於對患偏盲症的兒童的觀察及治療的總結和分析的論文。這一時期對他來說,最可貴的是獲得的臨床經驗,尤其是他所接觸的精神病患者。
弗洛伊德在治療精神病病人的過程中,多采用浴療、推拿療法和催眠療法等,他深信這些治療方法有著積極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治療精神病方麵的初步成果,並不是輕而易舉得來的。許多人不接受弗洛伊德關於“男性歇斯底裏”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裏麻痹”的研究成果。甚至把弗洛伊德趕出腦解剖實驗研究所的大門,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發表講稿和論文的刊物,迫使他隻能夠在私人診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療法。這時,對他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是他結交的一位忠實朋友弗萊斯。弗萊斯是柏林的一位年輕醫生,他曾聽過弗洛伊德的演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兩人開始通信。
弗洛伊德在實踐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術。實際上,當時比較流行的是用電療。弗洛伊德通過實踐發現傳統的由德國最著名的神經病學權威尓伯所倡導的電療法的效果不是很明顯,而且有不少的錯誤。他在電療中發現了另一種有用的副產品,即“暗示法”。
弗洛伊德在學生時代就已經開始關注催眠法的使用。他曾寫道:“當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就曾參觀過催眠術專家漢森的當眾表演,親眼看到一個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臉色蒼白,一直到催眠術完全表演完畢才蘇醒過來。由於這一事實,我深信催眠現象的真實性。不久之後,海登漢就給催眠術提供了科學的根據。但是,那些心理、精神病的專家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停指責催眠術是一種欺詐行為,甚至把它說成具有危險性的方法。巴黎則相反,我見過催眠術被人自由地運用,去引誘症狀的發作,然後又用它解除症狀。此外,據最新的消息報道,法國的南錫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學派,他們廣泛而極為成功地應用暗示於治療上麵,有的就是借助於催眠。”
催眠術的應用不僅標誌著精神病治療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從對歇斯底裏病症的治療中得到有益的啟示,這是他轉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關鍵。正是通過催眠術的應用,弗洛伊德發現在人的意識背後,還深藏著另一種極其有力的心智過程——“潛意識”。後來,他發掘這種潛意識,並加以分析,最後促使了他的精神分析學整個科學體係的建立。
潛意識是指被心理抑製和壓迫著的領域,它棲息在內心陰暗的角落裏,要經過外力的幫助、引誘和啟發,經過某種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壓力,才能轉化為“意識”。而這種“潛意識”在未被發現以前是深不可測的,就其內容和傾向性而言,也有好的有壞的;它有時甚至抑製為一種荒誕不經的“夢魘”。催眠療法為“潛意識”的發現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本身並非是主觀杜撰出來的臆想,而是在實踐中總結和發展而來的理論。
1882年,弗洛伊德與約瑟夫·布洛伊爾教授共同合作治療一位叫安娜·奧的女歇斯底裏症患者,進一步掌握了催眠療法的奧秘。
布洛伊爾教授是維也納著名的醫生,也是卓越的科學家。年輕時,他在埃瓦爾德·赫林教授的幫助下研究呼吸生理,發現了神經的自動控製作用。接著他研究半規管,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是一位“富有多方麵才能的人,他的興趣遠遠超出他的職業活動的範圍”。1868年,布洛伊爾擔任維也納大學的榮譽講師。1894年,他擔任維也納科學院的通信院士。
弗洛伊德曾寫道:“他雖是一名家庭醫生,但他也有過一段科學研究的生涯,而且寫出了好幾部關於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學著作,具有永久性的價值……我們之間的關係很快就親密起來,而他也終於成為我的知友和我患難中的援助者,我們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學上的興趣。當然在這種關係中,獲益的首先是我。不過,後來由於精神分析的發展,我失去了和他的友誼。要我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實在令我為難,但為了真理,我終於不得不犧牲了和他的友誼。”這指的是以後弗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在精神分析方麵的分歧。但布洛伊爾教授對弗洛伊德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在醫學史上,治療安娜·奧歇斯底裏症是劃時代的病例。安娜原名芭達·巴本哈因姆,是一位富有的猶太商人的女兒。她原本是一位健康、聰明的姑娘,患病時才21歲。她的病是在照顧病危的父親時開始發作的,手腳突然麻痹,眼睛斜視,視線嚴重受阻,不能吃東西,不斷咳嗽,還表現出雙重性格。布洛伊爾寫道:“她的情緒快速而極端地變化著,時而過度興奮,時而非常焦慮,頑固地反抗醫生為她所作的各種治療。”
布洛伊爾認為,要想治愈安娜,要把困擾她記憶的東西排除出去。一開始,布洛伊爾所使用的治療辦法效果不大,於是,他創造了一套新的治療方法。即把安娜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後讓她說出內心深處困擾她的事情。布洛伊爾用這種方法,克服了安娜反複發作的抑鬱性精神錯亂。她在清醒的時候和別的病人差不多,說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來,也無法指出這些症狀和她生活上的經驗有何關聯,但是一被催眠,她馬上就能理出原先弄不清的關係來。事實上,她的一切症狀,都和她照顧父親時的精神狀態有關。
讓患者自己用言語表達幻覺的方法,布洛伊爾稱之為“談話治療法”或“煙霧掃除法”,後來,布洛伊爾把這一方法簡稱為“滌清法”或“淨化法”。當一個病人在催眠的虛幻狀態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達到自由表達其情感或表達原先被壓抑的心智行為的目的時,症狀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現。
當布洛伊爾把安娜的病例告訴弗洛伊德的時候,他產生了興趣。弗洛伊德說:“那時我發覺對於精神病人的這種治療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過的觀察法都來得有效些。”弗洛伊德從巴黎回到維也納以後,他才進一步考慮同布洛伊爾一起研究安娜的病例。但弗洛伊德並不滿足於布洛伊爾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爾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隱含的問題,終於發現了催眠療法的奧秘,揭示出催眠療法的使用範圍及其與人的內在精神狀態的關係。
弗洛伊德寫道:“在這個病例催眠治療的過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澀、曖昧的帷幕掛在那裏,而布洛伊爾則一直沒有把它揭開過。我想不通,為什麽布洛伊爾不肯為科學進一步盡力,而把那些在我看來極有價值的發現瞞著我那麽長時間。不僅如此,問題還在於布洛伊爾在一個病例上所發現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廣之,普遍地應用到別的病人身上。在我看來,布洛伊爾的這些發現,既然具有那樣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個病例上應驗過,我就不相信它對別的歇斯底裏病人無效。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經驗,於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嚐試應用布洛伊爾的方法。”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安娜的病終於治愈了。後來,她成了一名社會工作者,並活到了77歲。
1889年夏,弗洛伊德前往法國南錫,想進一步獲得有關使用催眠治療法的經驗。在那裏,他親眼見到法國醫生裏鮑特不辭勞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們的家屬當中進行治療的感人場麵。他還親自看到另一位法國醫生本漢對病人進行的令人驚異的實驗。在觀察這場實驗時,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啟示。他寫道:“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得知在人類的意識後麵,還可能隱藏著另一種極為強而有力的心智過程。”
弗洛伊德帶著一位和安娜有些相似病症的女病人一同到南錫去。就在這次治療這位女病人的過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漢的討論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果,即認為催眠療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弗洛伊德采用催眠療法為這位女病人治病,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勉強地維持自己的生活。但是,催眠療法卻不能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狀不時地複發。起初,弗洛伊德以為,這是由於自己能力有限,不能使催眠達到最好的效果。所以,把她帶到南錫,同本漢一起研究和討論,並讓本漢親自對她實行催眠療法。結果發現,催眠療法確實對她的作用不大。本漢坦率地承認,他用暗示法所獲得的成功治療,也隻見於住院的病人,至於他私人診所遇到的病人則一樣沒有得到成功。
弗洛伊德把本漢的有關暗示及其治療效果的巨著《催眠法、暗示與精神病治療法》的第一卷翻譯成德文,還為其寫了詳細的序文。同時,弗洛伊德在《維也納醫學周刊》上發表了該書的詳細摘要。
1890年,弗洛伊德不斷地研究他的新技術。他和布洛伊爾一起討論、驗證和工作。弗洛伊德發現,讓病人吐露出心聲是件複雜而困難的事。他們有潛在的抵觸心,不願意把自己的真實想法透露出來。弗洛伊德還發現,反抗最強烈的意識,經常是最關鍵的。因此,隻要發掘了反抗的症結,就可以找到根本的線索,了解產生這種疾病的原因。
弗洛伊德注意到,許多病人在催眠開始時毫無保留地訴說,也不再將他看成醫生,而像是在對自己的父親或母親說話。換句話說,他們把反映他們早年與其父母的關係的感覺與思想,轉移到分析者身上。雖然,“轉移”是另一種複雜的因素,但弗洛伊德終於發現它和“反抗”一樣,經常能有助於探索到不能記憶的過去。
189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論失語症》一書。這本書詳細分析了當時被公認的維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學說的不足之處和缺點,並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探索,向不同的症狀提出了功能性的解釋。這個學說假設大腦前額葉和顳顬葉的交叉部位是產生失語症的興奮中心,弗洛伊德認為失語症是功能性疾病。弗洛伊德列舉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維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學說本身的矛盾性。他還指出,人的觀念和記憶根本不是當時庸俗的“學者”們所斷言的那樣,是什麽“特殊的大腦細胞的造型”。但是,將近10年的時間,沒有人理會弗洛伊德的這本著作。
同年,弗洛伊德與同事奧斯卡·李合著有關兒童腦麻痹症的書籍,書中詳細地列舉了35個病例,這是迄今為止仍然很有價值的臨床實踐總結。另外,弗洛伊德還為諾斯納格編寫的《醫學百科全書》撰寫了論述小兒麻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