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成就
1912年到1913年，在巴爾幹地區爆發了兩次戰爭。戰爭的結果，俄國和奧匈帝國的勢力進一步在這個地區滲透進來。奧匈帝國還伺機蓄意消滅塞爾維亞國家；俄國則把塞爾維亞當做自己爭霸巴爾幹的前哨。在奧塞衝突的背後，醞釀著俄奧的衝突並勢必引起俄、英、法三國協約與德、奧、意三國同盟的鬥爭。這樣，巴爾幹成了各西方列強矛盾的焦點和歐洲的火藥庫。
弗洛伊德對於戰爭爆發前所發生的國際危機早就心懷不滿。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譴責各大國的爭奪，稱當時為“可恨的時代”。但是，他對政治的厭惡又使他千方百計地逃離政治。當戰爭爆發時，他感到震驚。接著，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靜狀態，置戰爭於不顧，專心研究他的理論問題。
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月內，他堅持指導兩份雜誌《精神分析雜誌》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時，在1915年春的六周內寫出了五篇包含著他的重要理論觀點的論文。《本能及其變遷》和《論壓抑》是在三周內寫成的，他最滿意的《論潛意識》是在兩周內寫成的，而《對夢的理論的超心理學的補充》和《悲傷與憂鬱症》則是在十一天內完成的。他又接二連三地寫出了五篇以上的論文。8月，他寫信給鍾斯說，他計劃要寫的關於超心理學的12篇論文全部完成了。他說，他準備將這些文章以書的形式發表出去，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後來，在這一係列論文中，有七篇沒有被正式發表。這些論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燒毀了，因為他不滿這些文章的質量。從表麵看來，戰爭的爆發並沒有嚴重地幹擾弗洛伊德的學術活動，即使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活動也仍然沒有中斷。
由於阿德勒與容格相繼離開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一個“守護”弗洛伊德的“委員會”組成了。這個“委員會”首先由鍾斯向費倫齊提出，接著，又得到了奧多·蘭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覺得，“委員會”如果要發揮它的作用，就必須繼續擴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親自推薦馬克斯·艾丁根也參加“委員會”。在寫給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說：“‘委員會’的奧妙在於分負我的重擔以保證未來的前途，這樣一來，我才可以平穩而安心地沿著我的道路走到底。”“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它的創始人鍾斯。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在十年之內，一直很順利和很圓滿地履行著自己的曆史使命——保衛弗洛伊德的榮譽與學說，反擊對於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學說的各種攻擊。
1915年，蘭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費倫齊也成為匈牙利軍隊的軍醫。這時，弗洛伊德逐漸地感覺到了這場戰爭的危害性，它正逐漸地奪去他的好友和親人。他的兒子在戰爭爆發時應征入伍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與他的朋友的通信中尋求慰藉。
戰爭的爆發還促使弗洛伊德診療所的病人越來越少。戰前，從歐洲各地來看病的人很多；現在，病人寥寥無幾。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這是一段最空閑的時期。他利用這段時間寫了不少論文。他不僅努力地寫作，還絞盡腦汁地思考各種問題。他用學術和理論上的艱苦研究工作來回避外間世界的討厭事務。他在給費倫齊的信中說：“我給這個世界的貢獻大大地超過了它所給予我的東西。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脫離這個世界，我希望這種狀況能一直維持到大戰結束……”
在當時，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還給維也納大學開講《精神分析學導引》。在弗洛伊德的學生當中，有一位叫沙洛姆的女學生。她在戰前就已經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她是善於敏銳地發現偉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許多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瑞典劇作家斯特林貝格，奧地利詩人李爾克，奧地利劇作家斯尼茲爾和法國雕塑家羅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地說，她曾迷戀於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尼采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評價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學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聯係。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類的未來是樂觀的。弗洛伊德在給他的回信中說：“人類將戰勝這場戰爭，但我確實認識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將再也不會看到一個快樂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討厭的……”
弗洛伊德一方麵厭惡戰爭，另一方麵也對容格等人的分裂運動感到憤慨。所以，他對形勢的看法越來越悲觀。1914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論精神分析運動史》中嚴厲地批評了容格與阿德勒的觀點。在大戰爆發期間，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潛意識及其他有關人類精神生活的重大課題。通過這些不停地著述的活動，他試圖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理論陣營。
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說：“關於戰爭，很難說些什麽。沒有人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麽、會導致什麽以及會延續多久……這裏的消耗是很嚴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國也不再存在牢靠的樂觀前景。”他在信中還說，他的大兒子已升為中尉，而小兒子是準尉，他們倆都正在意大利前線作戰。他的另一個兒子奧利沃作為工程兵正在喀爾巴阡山開鑿隧道。弗洛伊德很關心自己的兒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報紙。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麵臨許多困難。戰爭使糧食嚴重地缺乏起來。在這一年弗洛伊德的許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麵臨著缺糧的威脅。他還得了重感冒，這使他的身體衰弱起來。
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況更加困難。物質短缺、糧食不足，經濟上更加緊張。弗洛伊德還患了嚴重的風濕症，寫字的時候，手不停地顫抖著。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說：“我的精神並沒有受到動搖……這就表明，一個人的精神生活是多麽重要啊！”
這年春天，弗洛伊德寫了一篇論文《精神分析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在這一年，弗洛伊德還把1915年出版過的《精神分析導引》加以擴充再版發行。
夏天，他到措爾巴多山區度假。天氣很涼快，但時時有風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戶外散步，並興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費倫齊、查赫、艾丁根和蘭克也到那兒同他一塊度假。
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顎癌的最初征候開始表現出來。他的這種病最忌吸煙，但對他來說，戒煙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顎經常顫抖，而且不時地發痛。弗洛伊德逐漸地擔心，他會在他母親去世前死去，而這將給他的母親一個不堪忍受的打擊。
1918年8月，德軍固守多年的“興登堡防線”被英、美、法聯軍突破。這時，德國的戰敗已成定局。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結束前夕，中斷了三年多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第五次大會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
9月28日，大會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科學院大廳正式開幕。弗洛伊德寫道：“在德國全麵崩潰之前，最後一次集會於1918年在布達佩斯舉行。那時中歐同盟國曾派官方代表參加大會，他們讚同設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療戰場神經質病。可惜這個目標一直都沒有實現。同樣地，我們的主要會員之一安東·弗倫德曾設想一套周密的計劃，要在布達佩斯設立一個精神分析研究與治療中心，但也因為當時政治形勢混亂，加上弗倫德本人的早死，而無法實現。此外，在布爾什維克統治匈牙利時期，費倫齊也以官方正式承認的精神分析專家的身份在布達佩斯大學開設精神分析課。”
布達佩斯代表大會推選費倫齊擔任主席。幾個月以後，布達佩斯大學有數千名學生請求政府委派費倫齊到大學開設精神分析課。在布達佩斯代表大會上，弗洛伊德宣講的論文的題目是“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前進方向”。
第一次大戰結束了，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兒子們能從前線平安地歸來。12月，他終於收到他的大兒子馬丁自意大利寄來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馬丁和其他奧地利軍隊被意大利軍隊包圍，後來，他被送到意大利醫院治療。
在戰爭剛剛結束、紙張短缺的情況下，弗洛伊德還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論集》第四卷。這一卷厚達七百多頁，比前三卷的總數還要多。
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和平並沒有真正地到來。弗洛伊德在苦悶的氣氛中，隻好繼續發憤著書。這一年，他的愛情心理學中的第三篇論文《處女之謎——一種禁忌》發表了。與此同時，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維也納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個神經質兒童的故事》《惡心的東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後出版。
社會的動亂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籠罩了一片陰影。通貨膨脹的結果，使他原有的存款化為烏有，已經60歲的弗洛伊德仍然一文不名。弗洛伊德曾寫信給鍾斯說：“我簡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處境也很困難……遺憾的是，我不能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東西……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很壞的年頭裏。”
1919年底，瑪莎因患重感冒身體更加衰弱了。在戰後一段時間內，唯一給弗洛伊德帶來慰藉的，是精神分析運動的廣泛發展。戰爭帶來的災難，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數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們在精神上的空虛、苦悶和悲觀，使人們更加重視精神分析學，希望借助於它來探索解除精神苦悶的奧秘。因此，戰爭結束以後，西歐各國政府、學者和普通人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大大增加。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各國的支會進一步發展，對於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動也大大增加了。1919年，維也納大學把弗洛伊德從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沒有讓他在學校和係裏擔任學術上或行政上的領導職務。
1920年3月，弗洛伊德寫信給費倫齊說：“我剛剛完成一篇26頁長的論被虐待狂的病源學的論文，這篇論文的題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經開始寫第二篇文章，它的題目‘快樂原則的彼岸’帶有神秘的色彩。”這篇文章於那年夏末寫就。《快樂原則的彼岸》是弗洛伊德所寫的有關本能的一係列論文的第一篇。
1921年，弗洛伊德發表了《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2年，發表了《夢與精神感應》和《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戀之某些心理症機轉》。1923年，發表了《自我與原我》 《幼兒的原欲性體係》和《有關夢的解釋與實際》。1924年，發表了《心理症與精神病》 《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瓦解》 《受性虐待狂的經濟問題》和《精神分析學概要》。
弗洛伊德對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作了一個精辟的概括：“在我往後幾年的著作中，如《快樂原則的彼岸》《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自我與原我》等，我讓自己的那種由來已久的思索方式任意馳騁，並且對本能問題的解決方案做了一番整頓的工作。我把個人的自衛本能和種族保存的本能結合起來，而形成‘愛洛斯’觀念，並和默默地進行著的死亡或破壞的本能相對照。一般說來，本能被認為是一種生物的反應，是為保存某一種狀態以免外來的阻撓力的破壞的一種意向或衝動。本能的這種基本保存力的特征，因反複性的強迫觀念而更加明顯。而生命所呈現於我們麵前的景象，正是愛洛斯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間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結果。”
當然，弗洛伊德的理論成果並不是在那五六年內短期思考的結果，而是長期發展而來的。早在1911年，弗洛伊德就已在《心理功能兩原則之剖析》一文中注意到人類心智活動中“快樂”和“痛苦”兩原則以及取代它們的現實主義原則的重要意義。正因為經過了這樣長時間的準備，弗洛伊德才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社會生活開始逐步安定的情況下，集中精力解決精神分析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即本能及其與“超我”的關係。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論工作並沒有就此結束。
弗洛伊德最感興趣的課題仍然是宗教和文學藝術。他開始更多地同羅曼·羅蘭、托馬斯·曼、茨威格、李爾克、威爾斯、薩爾瓦多·達利等藝術家來往。他同他們的直接接觸給他一個良好的機會，得以直接地探討他們所共同關心的文學藝術問題。
在當時的作家當中，最早拜訪弗洛伊德的是20世紀初最著名的象征主義詩人李爾克。李爾克在1915年被召入伍而路過維也納時，在弗洛伊德家度過了最愉快的時刻。李爾克的象征主義文學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是有密切的關係的。象征主義認為“真正的藝術”不是直接反映現實生活，而是以夢幻的浪漫形式表現作者的內心世界。他們認為，作家的王國是深沉的夢境。他們歌頌黑夜，回避光明的白天生活，反對理性，強調內心深層的任意變化。他們認為，詩人首先隻能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別人；應該寫個人的細膩的病態感情，而不應直接地關心社會生活，因為隻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為文學家和藝術家們開啟心靈的大門提供了鑰匙，但具有不同的世界觀的作家可以沿著這條道路而達到不同的終點。而象征主義的文學流派受尼采的悲觀哲學的影響很大。尼采認為“藝術就是藝術”、“藝術高於一切”，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學影響下的頹廢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們脫離現實的道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德國和奧地利的象征主義就是這樣一些悲觀厭世的人在文學創作上的表現。實際上，他們隻是片麵地應用了精神分析學的成果。
德國作家茨威格寫信給弗洛伊德說：“我認為，你必須為公眾樹立起你的形象，因為你已經通過你的生活給這一整個時代留下了你的印記。”
1924年5月14日，羅曼·羅蘭在茨威格的陪同下拜訪了弗洛伊德。三個人各抒己見，探討著文藝創作和人類心理活動的關係。1904年至1912年寫《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羅曼·羅蘭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這次拜訪弗洛伊德時，他正在創作新的長篇小說《欣悅的心靈》。
弗洛伊德認為，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心理活動確實是異常複雜的。作家、畫家、音樂家、詩人、雕塑家等藝術家們可以在心理的三個層麵——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進行活動。創作者在三種心理領域中自由翱翔，當然有利於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一個有高度文學修養和敏銳的觀察能力的作家，可以很熟練地把他所觀察到的事實用各種適當的想象、幻想的形式表達出來，其選擇題材的準確性及其表現手法的技巧性，結合在一起可以創造出極其感人的作品來。
文學藝術作品，從其表現形式來看，與哲學這門科學的表現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學形式必須富有戲劇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動而具體。這和夢所表現的潛意識活動形式有很大的相同點。所以，弗洛伊德說，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恰恰需要放鬆意識和理智對於潛意識的控製力，使潛意識獲得任意馳騁、“自由聯想”的機會。但是，在潛意識活動之中和之後，作者畢竟還是有理性的人，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發揮“自我”和“超我”對於“原我”的控製作用，保持意識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的獨立自主的領導地位。歸根結底，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是創作者的頭腦對自然和社會生活的反映。藝術並不是純粹情感的表現，而是理智與感知、意誌與感情、意識與前意識和潛意識的聯合表現。
1927年，弗洛伊德發表《幽默》，繼續探討在20年以前在《機智與潛意識的關係》一書中所探討過的問題。《幽默》隻用五天的時間就寫成了。這本小冊子很成功地探索了幽默性文藝作品的創作問題。
1928年，弗洛伊德發表了論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完成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寫作。這部作品描寫了俄國貴族資產階級的腐化，同時宣揚“靈魂淨化、順從命運”的悲觀哲學。這個作品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種先是參加革命，後又轉而對革命失去信心並悲觀失望的特殊矛盾心理。弗洛伊德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發表在由埃克斯坦因和費勒伯·米勒主編的一本評論《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論文集上。弗洛伊德的這篇文章從1926年春就開始執筆，這是弗洛伊德論文學心理學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弗洛伊德讚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本小說的藝術性。弗洛伊德說：“作為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並不比莎士比亞遜色多少……”弗洛伊德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是文學史上三部表現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之最典型、最優秀的作品。
1929年，弗洛伊德又寫了一篇論文學藝術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滿》。為了獎勵弗洛伊德在文藝創作中的貢獻，1930年7月，德國歌德協會給弗洛伊德頒發了文學獎金。1932年3月，德國作家托馬斯訪問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享有盛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