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歲月

1923年，67歲的弗洛伊德發現他的顎骨明顯膨脹起來。但他並沒有把患病的消息告訴任何人。他沒想到這是致命的口腔癌的前兆，他獨自去醫院看病，並動了第一次手術。動手術後，口腔經常在晚上出血，但他仍然對自己的疾病不太在意。他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療自己的病，以致下顎迅速地萎縮，難以開口。四個月後，疼痛越來越嚴重，隻有靠吃止痛藥才能抑製住痛苦。

疾病的迅速惡化對弗洛伊德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他立誌要在戰後完成的事業和目標是很宏偉的，他希望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而站住了腳跟的精神分析學能迅速地傳播到全世界各個有關的科學領域。因此，他計劃在理論上、實踐上和組織上進一步推動精神分析學的發展。在理論上，他的建設重點是論證潛意識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應用到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社會學、文化史、人類學等廣闊領域；在實踐上，他則著重革新精神治療法，使精神治療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現代醫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和遺傳學等科學成果的基礎上；而在組織上，他計劃進一步擴大原有“委員會”的範圍，並使已經活動多年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發展。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使弗洛伊德萬分悲傷的事：他的小外孫海納勒突然因患肺結核而死去。這個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見到的孩子之中最聰明的一個。弗洛伊德說，這使他受到了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打擊，而且，“這種無盡的悲傷已經深深地潛入內心深處，分秒不離地伴隨著我的工作”。由於這一打擊，“在我的思想中已經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經很久沒寫一行字了”。

一段時間後，海納勒之死帶給弗洛伊德的沉重打擊轉化為巨大的動力，促使他除了發展科學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對其他事物感興趣，心中唯有一個信念：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達到自己的目標不可。為了更有力地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很重視組織上的建設。在組織上，他一方麵擴大“委員會”的名額，另一方麵擴大國際分析學會的規模。他首先建議由鍾斯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代理會長，同時建議艾丁根加入“委員會”。接著，弗洛伊德又讓他的女兒安娜加入“委員會”。

同時，在維也納正式成立了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的建立對於推動精神分析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自從該出版社建立以後，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幾百本書，並在1924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發行了五種關於精神分析學的雜誌。這個出版社得到了馮·佛倫德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

1922年以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繼續按例行規定每隔一二年召開一次大會。1922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柏林召開第七次大會。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因在學術上成績卓著被推選為學會會員。在這段時間內，國際精神分析運動又麵臨著新的分裂。蘭克和費倫齊，避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撰寫了一本論述精神分析學發展過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這本書在1923年底出版，震動了國際學術界，特別震動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使弗洛伊德及“委員會”其他成員感到不滿的是，這本書在出版前未征求過他們的意見，而且全書的觀點明顯地背離了弗洛伊德的“正統”觀點，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輕視兒童時期的生活經曆對形成潛意識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而把重點放在“此時此地”的經驗上。

1924年4月，在薩爾斯堡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大會，阿伯拉罕被選為會長。本來，弗洛伊德希望在這次大會上進行一次開誠布公的討論，以便在內部解決矛盾和分歧，加強團結。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參加大會，蘭克和費倫齊根本拒絕在會上討論他們的問題。蘭克自己在大會召開後的第二天便離開大會前往美國。在這一年，精神分析學會繼續在歐美各國獲得發展。“精神分析訓練研究中心”紛紛在柏林、維也納、倫敦和紐約建立起來。

1925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洪堡召開第九次大會。安娜代表弗洛伊德宣讀論文《論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異所產生的心理後果》。在這一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雖然在最後幾年內，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發生爭執，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誼。他在為阿伯拉罕所寫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一句詩文：“一位終生昂然挺立而又純潔的人。”這是對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評價。

阿伯拉罕死後，艾丁根繼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長，安娜擔任學會秘書。

1925年，弗洛伊德發表了《自傳》。這本書係統地、概括地總結了精神分析學的發生和發展的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論體係的中心問題，在學術上和理論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弗洛伊德在同一年還為法國的《猶太人評論》雜誌寫了一篇論文《對精神分析學的抵製》。同時，弗洛伊德還發表了兩篇醫療方麵的論文《否定》和《論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異所產生的心理後果》。

1926年，弗洛伊德的病惡化，而且他還得了心絞痛。經醫生診斷，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過度憂慮和過量地抽煙。為了治療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堅持到郊外散步。

1926年聖誕節，弗洛伊德夫婦訪問柏林。這是弗洛伊德動手術後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裏探望他的兒子和孫子，同時也見到了愛因斯坦。這是弗洛伊德與愛因斯坦之間的第一次會麵，他們在一起談了兩個小時。弗洛伊德評價說：“他很樂觀、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學，就像我了解物理學那樣，因此我們的談天是很愉快稱心的。”

由於疾病的幹擾，弗洛伊德不得不減少工作時間。他在診療所治療病人的人數大大減少。按照他的身體的實際狀況，加上年邁力衰，他應該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養。但是，他的經濟狀況還是不夠充裕，他不得不堅持給別人看病。因為看病的患者人數減少，弗洛伊德相應地將診療費提高了一些。

1927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召開第十屆大會後，原“委員會”人員同時成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領導核心小組成員。顯然，由於蘭克、費倫齊等人相繼脫離，“委員會”已經減少了人數，因此，“委員會”沒有必要再作為一個組織繼續存在下去。

弗洛伊德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與此同時，社會危機也籠罩著整個西方國家。經濟蕭條發展成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政府又陷入了軍備競賽的旋渦。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內外困難的夾攻，陷入難以克服的困境之中。

朋友勸弗洛伊德加緊治療自己的疾病，並向弗洛伊德推薦維也納名醫馬克斯·舒爾，建議弗洛伊德定期到舒爾教授那裏檢查身體。直到1939年為止，舒爾一直負責治療弗洛伊德的疾病。

疾病的折磨看來已經奪去了弗洛伊德的許多精力。但是，在1929年，弗洛伊德仍然寫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等。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滿信心的語調說：“在過去10年內，精神分析學本身的發展曆程，已雄辯地證明了精神分析學具有不可動搖的力量；但同時，它又遭到並將繼續遭到嚴重的阻力。”

1930年，弗洛伊德寫出了《文明及其不滿》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學獎，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他的心愛的母親在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惡化。弗洛伊德對他的母親始終懷有極其深厚的感情。每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母親的崇高形象給了他無窮無盡的力量。每當他在燈下思索著人類精神的奧秘時，他同母親之間的無形的然而是強大的感情聯係，使他產生神奇的靈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國的廣闊天地中。母親的死，雖然使他沉痛得無可比擬，但同以往所經受過的一切打擊一樣，給了他新的推動力量。

這年10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動手術。同往常一樣，這次手術從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塊皮，移植到下顎部。手術剛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氣管肺炎。

1931年，英國倫敦大學赫胥黎講座邀請弗洛伊德去講學。赫胥黎是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科學家，弗洛伊德從大學學習時期起就已經很敬仰赫胥黎。無奈病魔纏身，弗洛伊德隻好謝絕。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執政，他開始瘋狂地迫害猶太人。許多精神分析學家紛紛離開德國和奧地利。弗洛伊德麵對迫害狂潮，表現得很鎮定。他寫信給朋友說：“人們擔心德國的種族主義狂熱會波及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已經有人勸我逃往瑞士，那是毫無意義的。我不相信這裏有危險。即便他們把我殺了，也沒什麽可怕的。這不過是和平凡地死一樣，沒有什麽了不起。”

1933年3月，德國法西斯當局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沒收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的全部財產，但由於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該出版社仍能堅持工作，直到德國法西斯軍隊占領維也納。

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書是“禁書”，並焚燒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聲疾呼：“這是人做的事嗎？在中世紀的話，他們肯定會燒死我；而現在，他們隻好滿足於燒毀我的書！”

1934年，當弗洛伊德的學說遭受法西斯勢力摧殘的時候，國家精神分析學會在瑞士盧塞恩召開第十三次大會。弗洛伊德無法參加大會。這次大會以各會員的共同興趣為中心，把他們的工作向各個不同的方向推展開去，有些著重於心理學知識之澄清與深入，有些則著重於同醫學和精神病學有關的問題。

老年弗洛伊德

1934年，德國的法西斯分子幾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書籍都燒光了，納粹分子強迫改組德國的精神分析學會。許多正直的科學工作者都譴責納粹的這些野蠻行為。

1935年以後，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轉向了“摩西”和一神教問題。弗洛伊德在這些著作中抨擊了宗教的虛幻性及非真實性。他認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於真實的真理，而是由於曆史的原因”。考慮到書本上所表達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反宗教性質，加上當時納粹勢力已表示出對天主教會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決定不立即出版這些書籍。他清醒地估計到，這些強烈的反宗教書籍的發表必將引起法西斯勢力的瘋狂報複，並將累及他的同事們和整個精神分析學的工作。他堅信，宗教的曆史基礎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整個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給瑪麗·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認識顯然有了很大的進步，因為在這封信中他不僅痛斥了宗教，還揭露了法西斯勢力支持宗教的陰謀。

同年4月，弗洛伊德因病情嚴重不得不離家前往奧爾斯貝格療養院，在那裏，他又動了幾次手術。

5月16日，弗洛伊德度過了難忘的80歲壽辰。弗洛伊德在家中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宴會。接著，在連續六個星期中，他收到了從世界各地寄來的賀信，其中包括托馬斯·曼、羅曼·羅蘭、朱利斯·羅曼、威爾斯、維吉尼亞、茨威格等人寄來的。最使弗洛伊德高興的是愛因斯坦寄來的賀信。

弗洛伊德立即給愛因斯坦回信：

尊敬的愛因斯坦先生：

你不讓我給你回信的願望落空了。我實在得必須告訴你，當我收到你熱情的來信，聽到你的判斷的演變過程的時候，我是非常高興的。當然，我始終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僅僅是出於禮貌關係以及對我的學說的某種信賴；盡管我自己經常反問自己，你對這些學說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內容，假定我的學說不正確的話，也就是說，假定它並不包含許多真理的話。順便說一下，難道你不認為，如果我的學說包含了相當大的錯誤成分的話，對我來說就會得到比現在更好的待遇嗎？你比我年輕得多，所以，在我的“繼承人”當中定會有人在你到達我的歲數時對你作出評價。我是不會知道這些事情的，所以，我隻好現在提前為此而高興……

1938年3月，德國法西斯入侵奧地利。弗洛伊德難免要遭受所有的猶太人所遭受到的厄運。他要像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過的流浪道路那樣，背井離鄉、顛沛流離。不同的是，弗洛伊德這次流亡生活是以一個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份進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來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來一直夢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國。

德軍入侵後不到五天，鍾斯為了營救弗洛伊德，親自飛往維也納。到達維也納後，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同鍾斯見麵，安娜首先請鍾斯去交涉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的財產處理問題。鍾斯出麵解決這個問題，為的是給德國人一個印象：出版社的財產是國際性的。當鍾斯前往出版社時，德國的武裝人員荷槍實彈地占領著這個地方。鍾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已被武裝監禁，當鍾斯開口說話時，德國武裝人員竟然也宣布鍾斯“已被捕”，不許鍾斯自由行動。隻是在鍾斯表示自己的國籍並要求與英國大使館聯係時，鍾斯才被釋放。鍾斯從出版社出來以後，徑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正如鍾斯所擔心的那樣，弗洛伊德決心留在維也納。鍾斯懇求弗洛伊德趕快離開維也納。鍾斯說：“在這個世界上，你並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對許多人來說是很珍貴的。”

弗洛伊德歎了一口氣說：“如果我是一個人的話，我什麽都不在乎。”鍾斯苦口婆心地勸說，終於使他同意離開維也納。接著，鍾斯前往英國，希望英國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國政府表示歡迎。

為了使納粹政府同意讓弗洛伊德出境，鍾斯又同美駐法大使布利德聯係。布利德本來就認識弗洛伊德，所以，他熱情地進行活動。由於布利德與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一方麵，羅斯福通過國務卿命令美國駐維也納臨時代辦維利先生盡全力幫助弗洛伊德離開維也納；另一方麵，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國駐法大使，不許迫害弗洛伊德。

經過這一係列的努力，納粹終於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決定讓所有的學會成員離開維也納。

弗洛伊德臨走以前，清理了家中的一切文件，又寫信給在倫敦的兒子厄納斯特：“在這黑暗的日子裏，我們的麵前隻有兩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兒安娜及兩個女用人離開了居住了79年的城市——維也納。當弗洛伊德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知道，這一去是不會複返的了。

到達倫敦以後，弗洛伊德抑製不住激動的心情。在從車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車上指手畫腳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導遊”來了。其實，弗洛伊德對倫敦的建築物、街道並不熟悉，他隻是在起程前反複地翻閱了倫敦市區地圖。

鍾斯為弗洛伊德租到一間位於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對這個新住所感到很滿意。花園、櫻草色的大廳和舒適的臥室，都使他感到清新。尤其使他高興的是，在英國的朋友紛紛前來拜訪、禮賀他。英國的精神分析專家們、著名的科學家們、猶太人協會的代表都熱情地接踵而來，慰問他。倫敦的報刊熱情地報道了弗洛伊德到達倫敦的消息。他剛剛到達倫敦不久，美國克利夫蘭市以“全體市民”的名義發來電報，邀請弗洛伊德去那裏安家。弗洛伊德還收到了許許多多陌生人的賀信。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興奮，他真正地體會到自己並非孤立的。

弗洛伊德並沒有忘懷自己的祖國，他想念著維也納。對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現實。他懂得今後應該怎樣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無數的新人們。不久，弗洛伊德遷入更美麗的新寓所馬勒斯費爾特公園道的一所房子，他對這所新房子非常滿意。他盡可能用更多的時間在安靜的花園裏散步，欣賞著大自然的一切。這時，弗洛伊德的病情惡化了，他不得不再次做手術。

6月23日，英國國王親自訪問弗洛伊德。英國皇家學會的三名秘書阿爾伯特·施瓦特爵士、赫爾教授和克裏費斯·達維斯帶來了英國皇家學會的珍貴紀念冊，請弗洛伊德在紀念冊上簽名。

8月1日，國家精神分析學會第十五屆大會在巴黎召開。大會激烈地爭論了關於非專業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問題，大會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歐洲委員會的成員們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談，直接聽取弗洛伊德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們忠實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觀點，使得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分歧的歐美兩大陸的精神分析學家的意見終於取得了一致。

1938年9月，弗洛伊德寫完了《摩西與一神教》的最後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經無法完成《精神分析學概要》。

1939年2月，弗洛伊德的癌症已經發展到無可挽救的階段。英國醫學界盡全力給予醫治，並請巴黎居裏研究院的放射線專家們用放射性物質進行治療，但已經無濟於事。弗洛伊德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見到《摩西與一神教》的英文版。最終，他實現了這個願望。

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極速惡化，以致他難以進食。他最後閱讀的一本書，是巴爾紮克的《驢皮記》。弗洛伊德說：“這本書正好適合於我，它所談的就是饑餓。”當時，弗洛伊德的下顎已經全部爛掉，痛苦萬分。

9月21日，不堪痛苦的弗洛伊德請求醫生舒爾為他注射嗎啡，他希望能安詳地死去。舒爾答應了他的請求。22日，舒爾給弗洛伊德注射了嗎啡，弗洛伊德入睡了。23日晚，弗洛伊德的心髒停止了跳動。26日，弗洛伊德的遺體在倫敦哥爾德草地火葬場火化。他的肉體雖然消失了，但他的精神將永遠地流傳下去。

弗洛伊德安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