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迫的畫家

回到阿旺橋後，由於一直下雨，高更沒法出去寫生，隻好在室內作畫。經過朋友的介紹，他認識了一個名叫恩琪拉的模特，並為她畫了一幅像。在這幅畫中，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情調。高更在這幅畫中完全是按照色彩結構的要求修正了模特的臉、手、衣服。為了賦予肖像一種超自然的色彩，他把肖像安置在一個虛幻的圓圈裏。他又在畫的左側放上了一尊模糊不清的佛像，似乎暗示了畫家對東方神秘主義的尊崇。就像馬拉美形容的，“令人驚奇的是，這麽多的奧秘竟然能容納在這麽鮮明的形式之中。”

畫完後，高更把這幅畫送給恩琪拉，可是恩琪拉卻嫌畫得太醜，拒絕把這幅畫掛在自己家中。這已是高更第二次在阿旺橋碰壁了。去年夏天，他在伯納的慫恿之下，想將那幅《雅各與天使的搏鬥》送給附近的教堂，神父害怕會帶來太多的批判，因而婉拒了。伯納與高更想把畫送到對岸的教堂，沒想到又被回絕。如今又是這樣，一個女孩子對他自認為最傑出的作品都不屑一顧，這種打擊也隻有堅強的高更才知道怎樣去承受。

幸好天氣逐漸好轉，格洛阿內克太太那裏又來了一個新客人——狄爾泰。狄爾泰本來是個殷實的餅幹商人，跟高更一樣，他也放棄了生意而來學習繪畫。狄爾泰麵貌醜陋、身材矮小，隻有高更對他另眼相看，十分欣賞他與眾不同的怪異外表，常常邀他做模特。高更喜歡與眾不同的東西，所以才會對狄爾泰近乎畸形的相貌格外看重，常常與他同進同出。

高更雖然常常感歎歲月不饒人，但歲月在他身上並沒有留下什麽痕跡。他的身體和容貌都沒有太大改變，到現在依然身材魁梧，舉止優雅，威風凜凜，看起來十分鎮定。他做事情非常沉穩，隻有碰到庸俗之人才會變得尖酸刻薄起來。他的態度嚴肅、步伐緩慢，初看之下好像不易和人親近，但在他冷漠的麵具之下，卻隱藏著一顆熾熱的心，對每件事情都很有熱情。

他作畫的技巧日益增進，在那初夏的數月中，他完成了不少名垂畫壇的佳作，如《布列塔尼的豬倌》《門》《放牛的女孩》《布列塔尼的小孩》《女人與浪濤》和《普爾迪近郊》。

1889年10月，高更由阿旺橋遷到普爾迪。普爾迪是離阿旺橋不遠的一個小漁村。高更覺得阿旺橋聚集的畫家太多，彌漫著一股商業味兒，不適合靜心作畫，於是搬到這個漁村住下。

在給梅特的信中他寫道：“我現在住在沿海的漁人村落的小旅社中，全村僅有150人。我生活簡樸得就像個農夫，別人稱我為野蠻人。我每天穿著工作褲作畫，這是我唯一的財產。我每天隻花一個法郎吃飯，二十生丁買煙草，現在你不能說我是在尋歡作樂了。”

那個夏天雖然過得艱苦，但也不乏樂趣。空閑的時候，高更與其他友人嬉水、玩音樂（高更彈得一手好吉他）、聊天、喝酒。工作時，他們作畫、雕刻、做石板印刷，各幹各的。高更能輕鬆地將一截鐵水管做成一副首飾，任何東西到了他的手上就都成了藝術品。高更也樂滋滋地對梅特說：“我的作品總是令人拍案叫絕。”

那段時間，他用綜合主義和象征主義的手法雕刻《沉醉在愛裏的人必會幸福》的木刻，他希望能夠銷售一些作品，以貼補家用。雖然他的作品都很出色，但沒人購買。因此，高更及他的追隨者便搬出了旅館，自己搭棚而居，完全過上了原始人的生活。

高更的日常花銷都靠狄爾泰支撐，這種寄生蟲似的生活令他非常苦惱和內疚，這是一心隻希望丈夫成名的梅特不能理解的。高更抱怨說：“你永遠談錢，從不用心……你到底要從我這裏得到些什麽？不管到了任何地方，我都是一個身有負擔的野獸，為誰呢？還不是為了我一輩子無法相見的妻子兒女！我無怨無悔地付出，我要先付出愛，你才給我少許。我要先寫信，你才回複。你應了解我……我一直是光明正大為生活掙紮、奮鬥的人。你的娘家人總是左右著你，可是他們給過你一點心靈上的安慰嗎？我雖然接受他們加在我頭上的各種罪名，但是我不可能追求你們設下的暗影而拋棄實質，那個暗影就是要我做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雇員。”

高更的信心仍然沒有動搖。“我早已決定，我一生的事業就是藝術，我的資產就是我孩子們的未來。我給他們的‘姓’將會有無比的價值。所以，我追求藝術，雖然目前沒有什麽價值（錢財方麵），但以後會永垂不朽。你曾經說過，好日子還長著呢！我又有什麽法子？我是注定要吃苦的命！”

高更的作品曾啟發了畢加索和馬蒂斯兩人的靈感和技巧，他之所以在他的時代不受重視，是因為他走得太靠前了，一般人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更別說理解他的風格了。

沒有親身經曆過饑餓與貧窮的人是不能深切地感受到高更的辛酸的。家境富裕的梅特在溫室中也是體會不到丈夫的苦楚的，她對丈夫隻有期望沒有安慰，隻有要求沒有給予。高更為此十分沮喪。

對高更來說，現代文明帶給他的苦多於樂，而他體內的原始衝動總是將他推往未知。他對伯納坦白：“我那向往未知的心經常逼迫我做出瘋狂的事情。”

9月、10月、11月都平淡地過去了，高更並沒有做出任何衝動的事情，他隻是勤奮地工作。提奧替他賣了一個陶器，他勉強又可付清一些夥食費。10月，夥伴們都回家過冬，隻有狄爾泰和高更仍留在風如刀割的海邊。

高更仍然沉迷於木雕，精神愉快，還寫信勸慰被父親困在巴黎的伯納：“我們兩人境遇相同，總是懷疑自己的才華，而現實的成績又多不如所願。”但是他又鼓勵伯納說，繪畫就是要不斷地突破物質文明，“如果我成天念著現實中的失敗，那豈不死了更好。你必須要嚐試活下去並在繪畫中尋求希望。”

德加曾是高更的老師，在高更剛踏入這個領域時，德加常批評他的畫，他按照德加的要求，不對的地方一筆又一筆地更改，到現在，他已經青出於藍，畫中的韻味也超出德加的境界了。他也看到了德加的局限，德加的畫裏缺少一種超現實的感應。這是真的，高更的畫也許沒有德加的畫細致、光潤，卻有一股德加畫裏所沒有的生命力，任何有心人都能從高更的畫中領略到一種聽天由命的苦楚。這種苦楚本身就是一首淒美的詩。

11月底，房子裏已冷得像冰窖一般，生火取暖是高更不敢奢望的事情。他和狄爾泰隻好再次搬到旅社去住。狄爾泰的錢也用光了，兩人困在旅社中，整天愁眉不展。一直支持他、照顧他的提奧結婚了，提奧的新婚妻子不願意讓丈夫幫助一個拋妻棄子的浪**子。此時的高更就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他感慨萬千：“我在冷風呼嘯的海邊漫步，卻無人傾訴。我已經失去了畫畫的勇氣，在我的作品中已不見靈性！孤獨和自我是一口深井，除非你是一塊冰，不然如何忍受井中的苦悶？”

可惜他不是冰，這一年裏，他隻賺了900法郎，除了買顏料和畫具，剩下的錢連生活都不夠。他又有一種畫家的清高，不願為一些庸俗的物質低頭。

伯納看到高更這般頹喪，便去信安慰。高更收到信後，反而安慰伯納道：“任何時候都要有生活的勇氣，說不定什麽時候那些畫就從天上掉下來了呢！”

這是高更最後一封樂觀的便箋。幾個星期後，他們的錢全部花完了，高更已經放棄抽煙，除了格洛阿內克太太施舍的食物外，他們一無所有。就像高更形容的：“我如今一籌莫展，像隻盒子裏的老鼠，無助地在汪洋中漂泊。”

狄爾泰惋惜道：“他的畫沒有市場，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他確實是個有才華的畫家……他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還能畫出這般細膩的作品，真是奇跡！如果他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話，他的作品能更深刻。天啊！難道我們不能幫幫他嗎？”

史克夫實在無法想象高更離開了煙草該如何度日，他立刻給高更寄去了返回巴黎的旅費。高更很有自尊地接受了，他說：“回巴黎我賣了畫再還給你。”

回到巴黎後，高更在史克夫家住了一段時間。幾個星期後，他搬出去一個人住。他常常到住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吃飯，並結識了咖啡館的老板豪爽的鮑斯先生。鮑斯先生愛才，往往一首詩、一幅畫就可換得一餐美味可口的大餐。也是在這家咖啡館，高更結識了莫裏斯·丹尼斯。莫裏斯是象征主義詩人、評論家及新聞記者。他長得瘦高、斯文，鼻子高聳，有一對聰慧的眼睛，黑發下襯托出蒼白的臉色。高更很快就跟這個失意的詩人成為好友，不久也進入了象征主義的圈子。

這個小圈子由莫裏斯倡導，馬拉美是他們的支持者，阿爾貝·歐立葉是發言人。他們認為象征主義可以普遍應用於所有的文學及藝術領域，所以也將高更吸收進去，成為他們的中堅分子。莫裏斯給高更解釋說：“綜合主義會將畫家引導到象征主義的路途上。一個畫家在觀察景物準備作畫時，不應該隻記住景物本來的樣子，而是應該記住與他思想感受吻合的景象。然後，畫家應該綜合各方麵的因素而創造一個新的形象。這個形象必須是完全真實的，絕無似是而非的形象。這種形象就是象征主義。”

歐立葉也發表了他的看法：“一件藝術作品之所以變得有生命，是因為創作者將他的思想、感受融入了作品中……這件作品是主觀的，是因為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並不包含於實物的本身，更不一定是看畫人在觀賞繪畫時所感覺到的意念。”

高更是個注重實踐的人，每當談論到抽象的理論便感到痛苦不堪，甚至連作品也跟著呻吟起來。但這批象征主義的學者卻十分吹捧他，認為他的作品是典型的象征主義。他們不但推崇他，更替他負擔畫室的費用，這對高更來說，真是值得高興的事！而他也半推半就地順從了歐立葉的說法，以象征主義者自稱。事實上，他自始至終都著重表現，把抽象理論看做是虛無縹緲的東西。

回到巴黎後，梅特就沒有給高更回過信，她還在為高更在普爾迪所說的話生氣。高更著急地寫信辯解道：“你近來對我那種沉寂的態度，比沒錢更叫我難過。我這個人雖然沒錢，但是我也有自尊心，害怕被我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孤立。”

經過他多次懇求，梅特終於回心轉意，寄了一張孩子們的照片給他。高更看後很高興，便再次提出回哥本哈根看望孩子的事。

為了提高身價，高更又做起美夢來，他編織了一個美好的夢境，希望妻子看到後能心有所動：“也許就在不久的某一天，我將遠赴大洋中的小島，我會在新建的家園中過著寧靜、安詳的日子，每天沉醉於藝術，不必再為生活擔憂。我將在靜靜的夜晚，聽我的心與萬物和諧地吟唱，擺脫畏懼、匱乏的心理，能夠自由地去愛、去唱，甚至去死！”

梅特卻看不到日後的夢景，她有的隻是眼前的現實，她說：“我哥哥現在正需要錢做衣服，你有錢嗎？”高更被澆了一盆冷水，隻好說：“算了吧！我不會去丹麥的。”

妻子既不願與他共同生活，那他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過日子吧。他眼看史克夫手上有些錢，便想勸說史克夫也一同前往馬達加斯加追求新的生活。他也想說服伯納：“我們可以買一幢像照片上的那種小茅屋，買條牛，養些雞，種些果樹，根本不必花錢就可以過日子。到時候我會像一個從文明世界退休的老人，生活在原始的社會裏。我會與你分享我的所有……”

不管高更怎麽說，伯納與史克夫就是不動心。

那年夏天，高更穿著雕刻著新穎花紋的木屐，繡著北部風味圖案的水手上衣，粗布的夾克，下麵是一條特別寬鬆的藍褲子，頭上還壓著一頂扁圓形的帽子，就這樣走在巴黎的拉丁區中。路人紛紛側目，私下裏議論著這個處處流露著布列塔尼風情的畫家。

此時的梵高仍身在療養院，盡管一次又一次地被惡化的病情襲擊，他卻仍念念不忘巴黎的高更。他自始至終都認為隻要與高更合作，就能創造光明的前途。

1890年5月，梵高離開了療養院，獨自一個人居住。他寫了封懇求的信給高更：“如果你不嫌棄我，我們可以一起去布列塔尼住一個月。然後，讓我們共同做一些有意義的、認真嚴肅的事情。如果那時我們在阿爾好好相處，現在早就大功告成了。”梵高搜集了一些高更的作品，一心想與高更一起出版一套有關南方的畫冊。

高更沒有接受梵高的建議，他雖然尊重梵高的才華和人格，但上次的“刺殺”事件仍令他耿耿於懷，他婉拒了梵高的要求。

幾周後，也就是1890年7月27日，梵高開槍自殺。梵高的死跟高更有很大的關係，但這個粗心的畫家卻不以為然。他沒有旅費去參加葬禮，伯納代他去了。

高更寫了一篇悼念文：“我並沒有為他的死特別難過，因為我早已料到會有這一天。我很了解他與疾病掙紮的痛苦。因此，死亡對他是一種解脫、一種安慰。死亡將永遠停止他所有的苦楚。來生，他將收獲今世的耕耘。他去了，帶著弟弟對他的思念和少許同行的了解，平靜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