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對怡和“情有獨鍾”
“當我著手進攻的時候，我要確信有超過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換句話說，即是本來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給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隨便去賭一賭。”
回顧香港的社會曆史發展之犖犖大端，可看到不同財團興衰起落，政治勢力此消彼長，社會環境興衰嬗變。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代又一代的資本玩家在香港鬥移星轉在風起雲湧中摸爬滾打，製造了一個個出神入化的金銀神話。
商場就如在戰場，每個戰鬥單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帥未必對每一種武器的操作比士兵熟悉，但最重要的是首領亦十分清楚每種武器及每個部隊所能發揮的作用……統帥隻有明白整個局麵，才能做出出色的統籌，指揮下屬，使他們充分發揮最大的長處以及取得最好的效果。
李嘉誠再三強調說：
作為一個龐大企業集團的領導人，你一定要在企業內部打下一個堅定的基礎。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個政策實施之前都必須做到這一點。
當我著手進攻的時候，我要確信有超過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換句話說，即是本來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給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這個道理就像遊泳一樣簡單。我的泳術很普通，如果我要到達對岸，我要確信我的能力不是僅可遊到對岸，而要肯定有能力遊回來。
如果我遊泳去對麵沙灘，我不會想著遊到對麵沙灘休息，我要預備自己遊到對麵沙灘，立即再遊回來也有餘力，這樣我才開始遊過去。
正如拿破侖所說：“當我部署一次戰役的時候，沒有人比我更謹慎了。我故意誇大當前形勢所可能產生的一切危險和災難，我處於曆史學家痛苦的焦急狀態中，這並不妨礙我在侍從人員麵前顯出十分從容、鎮靜。一旦我下了決心，除了致力於引向成功的事情以外，其他一切事情都不在我心上了。”這絕不能簡單用英雄所見略同來形容。
中國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話，未購先想賣，這就是我的想法。當我購入一件東西，會做最壞的打算，這是我在99% 的交易前的事情，而隻有1% 的時間，我在想會賺多少錢。
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準備才去做。一向以來，做生意、處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說天氣很好，但我常常會問自己，如果五分鍾後宣布有台風我會怎樣，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這種心理準備。
李嘉誠總是平靜地說：“一生之中，我還沒有強迫收購過一家公司。到今天為止，我所收購的公司，都是友好的，大家好商量的。”最能體現李嘉誠投資風格的事例，是與華資財團欲再次聯手合作，吞並日薄西山﹑垂垂暮年的置地。
置地對任何一個華資地產商的**都是巨大的，它在香港經濟的龍脈中環金融中心的黃金地段，擁有一個龐大的高級商廈組合，被譽為香港地產“皇冠上的明珠”。
“皇冠明珠”——怡和置地
20 世紀60、70 年代，英資挾天時、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人和之因素，在香港稱雄多年，四大洋行各領**，怡和稱雄江湖，獨霸天下，傲視群雄的勢力不容挑戰。而到20 世紀70、80 年代，華資大亨紛紛崛起，從地產中謀得巨資這股新興勢力，已為英資亮起警號。李嘉誠先後搶購九龍倉與和黃，使得怡置係如驚弓之鳥，隨時防範來自神奇小李的偷襲強攻。
當然，真正的危機，還是始於1997 年香港回歸問題上，即由回歸危機引發的香港信心危機。中國概念已成為商場的追捧對象，然而，向大陸市場問路，顯然並非是傳統保守的英資所擅長的，何況，政治中的微妙情結，也使雙方難以推心置腹地真誠合作，甚至連開誠布公地談判也成了奢望。時移世易，真正能叱吒商場，呼風喚雨，揮灑自如，甚至在1997 年後能縱橫商界的，可以預料顯然不是英資了，英資主導香港的曆史注定將成為過去的輝煌。
曆史不可能重現英資過往的百年輝煌。1994 年年初，怡控正式遷冊，在香港股市除牌，凱瑟克家族在香港的光輝歲月，將做一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曆史性終結。回味怡控與凱瑟克家族的曆史，就仿如重溫香港早期的資本積累發展史。
1949 年10 月之後，怡和尚在觀望之中，中國市場對怡和實在太重要，不敢輕易放棄。事實上，怡和在中國的生意一度亦呈現勃勃生機。怡和的商船“永生號仍定期駛往上海，輸入暢銷的棉紗、香煙與啤酒、小量的五金和機械，並輸出中國的土特產。當時，怡和洋行大班約翰·凱瑟克經常往來於上海與北京之間，而怡和與香港的華潤公司生意往來密切，還設有熱線電話聯絡。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係趨於緊張，歐美開始經濟封鎖中國。同年12 月，上海政府頒布“清查並管製美國在滬公私財產的決定”。其後，國內開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運動，各類政治運動接踵而至。
怡和在上海的業務漸趨停頓，1954 年怡和終於關閉它在大陸的全部辦事處撤離大陸，結束它在中國大陸逾百年的曆史。約翰·凱瑟克在離開上海之夜，曾召開各地分支機構負責人聯席會議，宣布旗下全部人員及相關業務即時從中和中國大陸打交道，怕也不能按著我們的規矩辦事了。我們別無選擇，麵對目前的變化，我們必須尋求我們的新出路。”
這位洋大班看到對己不利的政治形勢，產生了不期然的悲哀。怡和大班的這番徒歎奈何，反映了中國時局所發生的深刻的社會曆史變化。不可否認，此時此刻，洋大班的眼光是極具戰略性的。據怡和方麵估計，怡和撤離大陸後，所損失的資產為數約3000 萬英鎊。當然，比起他百年來從中國所獲得的利益而言，猶如滄海一粟。
美國著名的《財富》雜誌曾在一篇文章中聲稱，統治香港的權力，“依序而列”
是馬會、怡和、匯豐和香港總督。怡和的排名尚在匯豐和港督之上，其權勢及影響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在英資四大行中，它排位更是高居榜首。怡和集團在香港的旗艦是怡和洋行。
1958 年，凱瑟克家族在倫敦三家商人銀行——霸菱兄弟、羅拔·富林明、以及威廉·奇連公司的支援下，收購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所有股份，正式成為怡和洋行的大股東。長期以來，怡和洋行一直實行舊式合股製，此時怡和認識到這種製度已經不再適應戰後複雜的商業環境，加上部分股東對前景失去信心，希望將他們手上的股票轉售，故在1961 年6 月，怡和以每股16 港元價格，公開發售90 萬股股票，占怡和已發行股份的25%，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這一時期，怡和的發展戰略分雙線展開，一方麵大肆向亞洲太平洋地區拓展，力圖發展成一家跨國公司；另一方麵又繼續鞏固其在香港的地位。不過，野心勃勃的怡和將其重點時常傾向前者。由於連年大規模地向海外投資，到1977 年，怡和在海外資產所占比重已超過六成，而香港所占比重已下降到不足四成。怡和已發展為亞洲太平洋地區跨國集團。
怡和董事西門·凱瑟克曾豪情滿懷地說：“怡和公司的名字，在1975 年以前，離開遠東便鮮為人知，但現在世界各地對怡和已非常熟悉，尤以美國為甚。”
不過，日後的實踐證明，怡和將為此擴張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價。其實，擴張拓展戰略本身並沒有錯，失誤隻是怡和有前招而無後招，為擴張而擴張，造成後續乏力，有時更是鞭長莫及。
20 世紀60 年代中期以後，香港經濟起飛，整個社會開始呈現一派繁榮景象，當時中國政府已明確宣布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穩定政策，香港漸漸強化，怡和在向海外大規模拓展的同時，對香港的投資也逐漸趨向積極，投資的重點是金融及房地產業。20 世紀70 年代以後，旗下擁有的附屬及聯營公司近400 家，所經營的業務，更遍及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業、銀行、保險、金融服務、碼頭倉儲、房地產、航運、航空、旅遊、酒店及公用事業，被譽為“規模宏大，無遠弗屆”。
踏入20 世紀80 年代，繼青洲英坭、和記黃埔、九龍倉、港燈等老牌英資公司相繼被華資財團鯨吞之後，英資財團不可戰勝的神話已徹底破滅。日益坐大噬肥而食的華資大亨，已經開始毫不掩飾地、虎視眈眈地轉向下一個目標：怡和旗下擁有的龐大高級商廈組合，被譽為香港地產“皇冠上的明珠”的置地公司李嘉誠深明其中玄機：控製了置地，就控製了香港地產物業的核心，才真正稱得上香港地產界的“王中之王”。
“連環船”策略
20 世紀80 年代初，市場上有關華資大亨收購置地的傳言甚囂塵上，有說李嘉誠正在收集置地股票，有說李嘉誠正與包玉剛聯手挑戰置地，甚至宣稱華資大戶將直接收購市值僅四十多億港元的怡和，透過怡和控製置地，更有甚者，稱中國共產黨正調動有限資金，透過華資並吞怡和。種種傳聞，街談巷議，不一而足立於危牆之下的怡和寢食不安，抓耳撓腮，苦苦思索著破解困局之錦囊妙計。
當時，怡和及置地確實形勢不妙，怡和尚在海外的經營中苦苦掙紮，盈利停滯不前，大股東凱瑟克家族僅持有約一成怡和股權，而怡和及怡和證券僅持有置地兩成左右股權，置地股價大幅低於其資產淨值，正是理想的捕獵目標，更重要的是，大舉海外擴張的怡置負債累累，分身乏力，有心無力。
麵對危局，怡和主席紐璧堅斷然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加強對怡和及置地的控製權：首先，於1980 年9 月5 日，怡和以價值11.95 億港元的資產，購入置地發行的約6400 萬股新股，轉移的資產包括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五成權益及3300 萬股會德豐股票。交易完成後，怡和持有置地的股權由20% 大幅增至27.8%，成為置地大股東。有跡象顯示，當時華資財團並未就此罷手休兵，轉而新股予置地，收取置地約7.6 億港元現金。在此之前，置地又從股市購入怡和已發行股本的5%。11 月3 日，怡和再以現金在股市購入置地7800 萬股股票，使它持有的置地股權增加到約40%。
到1980 年年底，怡和宣布，怡和及其附屬公司怡和證券已持有40% 的置地股權，而置地亦持有怡和約38% 的股權，形成所謂“鐵三角”或“連環船”資產互控結構。這一策略可說是怡和主席紐璧堅任期內自視為保守穩妥的最矚目、亦最具爭議性的傑作。透過怡和與置地互相持有對方約四成控股權，怡和、置地兩公司的控股權表麵上看來可謂固若金湯，巋然不動，令覬覦已久的華資大亨難越雷池一步。
因為，任何一個挑戰者，所麵對的絕不是怡和與置地40% 的控股權，必須考慮另外60% 的股權中至少20% 的股權。也就是說，可能麵對的是60% 的股權，知難而退，唯一的選擇就是敬而遠之，放棄挑戰。
表麵上看，“連環船”策略固若金湯，但是，破綻依然隱藏其中。這就如《三國演義》中的赤壁大戰，老奸巨猾的曹操被火燒連環船一樣。
1983 年3 月，香港政府宣布修訂收購及合並條例，將上市公司“控股權”
的定義從過去的51% 修訂為35%，規定持有35% 的大股東可在一年以內增加持有量至45%，如超過此數便要提出全麵收購；非大股東一旦吸入一家公司35%的股權便要公開提出全麵收購。控股權定義修訂，此舉有意無意間配合了怡置互控的“連環船”策略，外界覬覦一家公司控製權的困難陡然增大，至少令凱瑟克家族大大鬆了一口氣。至於港英當局如此修例，是否完全為自家人怡置發展考慮，已無從查證，後人隻能說是瓜田李下而已。
踏入20 世紀80 年代，尤其在鞏固了集團控製權之後，怡置係似乎重振對香港前景的信心，尤其是置地，在常務董事兼總經理鮑富達（Bedford）的主持下，投資策略做180 度的大轉變，罔顧當時香港地產繁榮時期已出現的一係列不利不明朗因素，大肆擴張，從一名保守、穩健的地產投資商迅速轉變成一名活躍、冒進﹑激進的地產發展商，成了香港地產界的超級“大好友”，在多次地皮拍賣會上，都是出價最為勇猛的一位地產商。
置地不但成為當時香港地產界的“超級大好友”，而且迅速膨脹成一家業務遍及地產投資與發展、酒店、零售貿易、電訊、電力供應等多元化的綜合性受包玉剛﹑李嘉誠看中地產的經營策略之啟發與壓力，試圖將置地扶植成一家超級“大行”，與華資大亨一決雌雄的勃勃野心。
這期間，置地的盈利確實也大幅增長，1980 年度因出售金門大廈及九龍倉股票，置地盈利高達6.1 億港元，比1979 年度增長一倍，1981 年度置地盈利增至14.3 億港元，再比1980 年度增長逾一倍。其中，來自物業銷售的利潤首次超過了租金收入。要知道，堅持穩健發展的置地，長期以來都頑固堅持一個發展策略，那就是蓋樓大部分收租，小部分出售，就像香港許多投資保守的師奶a 一樣，有物業在手，有租金回籠，萬無一失，睡覺也安穩。
事實上，自1981 年下半年開始，世界性經濟衰退已令香港經濟不景氣，港元貶值，內部消費萎縮，公司利潤下降，再加上香港前途問題逐漸提上議事日程種種不穩定因素已相繼浮現，香港可謂內外交困，前路渺茫。
其時，香港地產市道經過七、八年的節節攀升，已達巔峰狀態，正所謂高處不勝寒，基礎異常脆弱，前景相當危險，運作漸趨困難。然而，怡和主席紐璧堅與置地常務董事兼總經理鮑富達當時對香港經濟前景仍然相當樂觀，對置地在香港地產業的影響力過於自信，對港英當局在香港的影響力充滿信心，對大英帝國主導未來香港非常自負，完全陶醉於集團業績連年向好的輝煌中，迫切希望利用這段時期充分擴張，趁熱打鐵，以彌補九龍倉一役的損失。
這時，怡和內部的權力鬥爭已轉趨表麵化，其結果更加速了兩人的輕率、冒進。在對待1982 年9 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問題上，紐、鮑近乎天真地相信有機會透過續約方式解決香港前途問題，至少北京會不得不做出讓步，接受英國人的主權換治權的模式，這種近似賭博式的政治心態導致了置地日後的嚴重財政危機。其實，英國玩政治，如同小孩擺家家，不裂也會顛，哪裏是共產黨的對手，從怡置兩位大班的如此天真幼稚，就可以看出其中之端倪。
當時，《信報》資深股評家思聰就曾警告，置地盲目擴張的危險性，一旦中英雙方會談不理想，置地擴張政策的後果便可想而知。
1982 年9 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挾馬爾維納斯群島一役大勝之餘威，趾高氣揚地踏上了北京之旅，天真地提出了以主權換治權的建議，遭到鄧小平毫不留情的嚴詞拒絕。稍後，中國政府即斷然宣布將在1997 年如期收回香港主權這一係列消息傳至香港，早已疲憊不堪的股市、樓市應聲下跌。
香港前景山重水複，茫然若失。此時此刻，甚至無人敢問路在何方？麵對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怡置大班目瞪口呆，舉止無措，怎麽辦？
1988 年，置地首次出現高達15.83 億港元的巨額虧損（包括出售物業虧損、聯營公司虧損及利息支付），該年度置地除稅後盈利僅1.68 億港元，比1982年度的8.14 億港元大幅減少八成。總債務則急增至150.7 億港元，其中長期債務133.53 億港元，短期債務23.17 億港元，債務比率（借貸總額與總資產的比值）從1982 年的26% 急升到1983 年的56%，置地成為香港最大的負債公司，地王轉瞬之間變為“債王”。
在這風雨變幻莫測的政治敏感歲月，精明的李嘉誠再度表現出過人的智慧與膽識，一方麵對政治現實表現出慣有的冷靜與沉默。另一方麵，繼續發揮其人棄我取的傳統策略，暗中大肆收購廉價物業資產。即便是在非要表白的場合，李嘉誠也是套話接著官話，不偏不倚，堅持長和係根在香港，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
正如置地在1983 年度業績報告書中所說：無論是1983 年，還是1984 年，對置地來說，都是一個困難的年度。這時，怡和與置地互控的“連環船”策略，其弊端已完全暴露：怡置互控對方四成股權，不但導致大量資金被凍結、債台高築、削弱了整個集團運用資金的能力，而且在地產、股市低潮中形成互相拖累的局麵。最重要的是，互相牽製，難以分身；左右為難，欲罷不得；瞻前顧後，應變困難。1983 年置地嚴重虧損，令怡和業績亦大幅倒退，純利劇減八成。怡和與置地均處於危城苦守的困局，風雨飄搖，叫苦不迭。
怡和遷冊
財務危機令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迅速尖銳化、公開化。看來內鬥、內耗不單是黃皮膚黑頭發的專利。
1983 年中，怡和集團高層“大地震”，怡和主席紐璧堅和置地常務董事鮑富達先後宣布辭職，大股東凱瑟克家族在中斷13 年之久重掌大權，由西門·凱瑟克接任怡和主席兼行政總裁。市場傳聞，其實自1981 年起凱瑟克家族與紐璧堅的權力爭鬥已漸趨表麵化，當年董事局會議上，就曾醞釀倒紐暗潮，其後雙後來再升任總經理。
及至1983 年怡和集團危機顯露，凱瑟克家族即堅決要求紐璧堅提前離任，尤其是紐璧堅大意失荊州，痛失九龍倉後，自知無顏在怡和立足，遂決定接納補償100 萬英鎊的“肥雞餐”a 提前離職。
新上任的怡和主席西門·凱瑟克是凱瑟克家族第六位出任怡和主席的成員，乃前任主席亨利·凱瑟克的幼弟，1942 年出生，早年曾畢業於英國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1962 年加入怡和，曾先後在香港、北美、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地分公司任職，1982 年返港出任怡和常務董事。
小西門為人精明強悍、深於謀略，更對與東方人打交道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小小凱瑟克，顯然非池中物、淡水蝦那麽簡單。西門·凱瑟克上任後即表示：若要從較少數可運用資本中獲取較高的利潤，就唯有努力耕耘和大幅削減不必要的開支。在凱瑟克的主持下，怡和、置地展開了一係列削幹強枝的挽救措施：首先，是停止、押後部分龐大發展計劃。被宣布停止的發展計劃超過十項，包括1982 年與港府協商的皇後花園地段發展計劃，以及美麗華酒店舊翼，又解散與遠東發展組合的新世紀地產公司。為此，置地也做出破天荒的19.8 億港元的巨額撇賬，這個數額幾乎相當於置地從1974 年到1980 年期間盈利的總和，難怪鮑富達需引咎辭職，即時生效。其次，是大幅出售公司的非核心資產和業務1983 年3 月將置地所持有的香港電話公司38.8% 的股權售予英國大東電報局集團，套現14 億港元。同年6 月，怡和將南非雷裏斯公司51.7% 的股權出售，套現13 億港元。10 月，再將怡和屬下金門建築公司50% 股權作價2 億元售予英國的特法加集團（Trafalgar House PLC.）；同時將夏威夷戴惠思公司所擁有的甘蔗園以5.4 億港元價格售出。
1985 年2 月，怡和再將置地所持有的香港電燈公司34.9% 的股權售予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套現29 億港元。因為航運業持續不景和油價大幅回落，怡和亦決心撤銷利潤空間有限的船東和離岸石油業務，怡和船隊從最高峰期的35艘輪船減至10 艘。
接著是重整龐大債務。怡和首先取得了匯豐、渣打兩家發鈔銀行的支援，為置地安排了一宗以匯豐、渣打為首包括中國銀行等15 家銀行組成的中期銀團a 香港俗語，條件較優厚的提早退休計劃被俗稱為“肥雞餐”，而條件較遜色的貸款，數額高達40 億港元，為期八年。
1985 年，置地宣布委托獲多利和標準渣打亞洲安排一宗高達12.5 億港元的商業票據，該宗商業票據成為香港最大額的單一商業票據協議。期間，置地又不斷與多家金融機構協商做出財務安排，使公司以往的浮動利率借貸轉為固定利率借貸，以減低利率波動的風險。
1984 年3 月28 日，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進入關鍵時刻，香港投資者的信心仍處於低迷之際，怡和主席西門·凱瑟克突然宣布，怡和將把公司的注冊地從香港遷移到英屬自治領地百慕大。怡和所謂遷冊百慕大，實際就是在百慕大注冊成立一家集團的控股公司——怡和控股有限公司，以怡和控股的股份交換原上市公司怡和公司股份，使原上市公司股東變相成為新控股公司的股東，並取代原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
怡和遷冊百慕大，最後被理解為“撤離香港”，消息傳出，全港震驚。像怡和這樣一家自稱“一直代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的老牌英資洋行，在此最關鍵時刻宣稱撤離香港，猶如雪上加霜，其震撼力有如投下一枚“百慕大炸彈”。
翌日，香港股市暴跌，恒生指數一度下跌逾百點，怡和五家上市公司股價在兩個交易日中平均下跌了17.4%；其中，怡和及怡和認股證分別下跌了17.3% 和29.8%，形成香港證券史上所謂的“怡和震**”。
怡和發表聲明稱，其所做決定是基於對全體股東的責任，集團未來在可能的條件下，仍將繼續投資香港。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鄭國雄直斥怡和的行動“極度不負責任”。
不過，香港輿論很快即意識到，怡和遷冊海外的原因，是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購買政治保險。美國萬國寶通銀行香港分行副總裁黃逸思就指出：怡和在另一處受英國法律管轄的地區成立新控股公司，是完全出於保障集團的海外資產，因為香港將來一旦政治前途有任何變化，怡和縱使失去香港的資產，也仍可透過百慕大的控股公司保全海外的資產；不過，怡和實在是操之過急，無須如此迫切地在現階段采取行動。
今天看來，怡和遷冊海外顯然是經營者的鼠目寸光。當然，也可以說是逼不得已。不過，也可以理解，以當時中國政府對港英當局炮火之猛烈程度，這些在紅色中國人眼中留有“案底”的英資不擔心才怪呢。
是若即若離，漸行漸遠，今後怡和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必然阻滯重重，不會如前般順遂。怡和選擇在政治氣候最敏感時宣布遷冊，普遍被認為“不合時宜”及“不明智”，並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怡和的行動更被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層麵，中國政府公開直指英國政府從中操控，以便在關鍵時刻向中國施加強大心理壓力與社會輿論壓力。
當時，外交部副部長兼中方談判團團長周南就代表中國外交部拒絕接受英方談判團團長伊文思的解釋，即英國政府對遷冊事前並不知情。唐寧街此時此刻真是百口莫辯。客觀一點理解，怡和係未必會將遷冊一事知會英國政府，因為在這風頭火勢，倫敦也會因其事關重大而強力阻止。商業上的決策，一旦牽扯政治問題，就變成了一鍋渾水，任誰也說不清了。
事實上，事情總不可能是單方麵的，怡和雖有離意，中方卻也實實在在有趕意，因而展開了一幕幕拉力戰。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而其中最震**的一次是1992 年年末，中方在怡和公開表示支持港督彭定康後，大力回擊，而且出招直接，一日間將怡和打得落花流水，損失慘重。
話說12 月中旬，新華社發表一篇洋洋千字的文章，內容直斥一家英資集團公司以前靠鴉片起家，荼毒中國人民，如今又以英國本身利益，在政治上興風作浪。曆史上的千古罪人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千古罪人。文中直斥這家公司不利於港人，旗幟鮮明地以文討伐一間商業機構，這種做法或未必空前絕後，但已令怡和係公司在股票市場上一日失掉四十多億！值四十多億元的文章，也就千把字，豈止一字萬金。
嗚呼哀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怡和一言不發，麵對中方抨擊就當沒事發生一樣，不過，心中的答案早已成形：對共產黨惹不起還躲得起。其後的日子再也不如想象中平淡。怡和遷冊並非完全撤離香港，雖然出發點是為了購買政治保險，但同時也是為了推進怡和整個繁複龐大的集團國際化戰略，是整個集團多元化戰略剛顯露出的“冰山一角”，變幻莫測的政治氣候不過是順水推舟而已。
但在當時敏感的政治環境下，任何舉措都首先會被從政治角度考慮，都會被無限放大，都會上綱上線。當時，西門·凱瑟克最緊迫要解決的問題，是重整集團結構，徹底解除怡置互控這個心腹大患，同時保衛怡和對屬下公司的牢固控製權，以適應過渡時期的投資策略。
業利益上考慮，畢竟他還不是一個政治家。
早在1984 年1 月，西門·凱瑟克已開始行動，置地將所持7200 萬股怡和股票，以每股12.3 港元對外配售，套現8.8 億港元，置地所持怡和股權從42.6% 減至25.3%。同時，怡和亦將對置地的持股量從30% 減至25%。
在怡置配股過程中，李嘉誠不失時機地購入了部分股份。
1986 年3 月，怡和證券向置地購入12.5% 的怡和股份，置地所持怡和股權進一步降至12.5%。1986 年1 月，怡和集團宣布重大改組，由怡和控股、怡和證券、置地三家公司注資組成香港投資者有限公司，置地將所持剩餘的12.5% 怡和股權全部注入新公司。新公司隨即與怡和證券合並，在百慕大注冊成為怡和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取代怡和證券在香港的上市地位。經連串繁複的換股後，置地不再持有大額怡和股份，怡和透過怡策控製置地，怡置互控連環套技術性解除。
B 股風波
1984 年年底，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正式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前途漸趨明朗，民心趨穩，經濟複蘇，地產市道穩步回升，怡和集團勉強搭上順風車，終於順利渡過難關，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就在怡置係大幅削減非核心業務、重整債務期間，香港利率開始從20 厘的令人窒息的高峰逐步回落，這有助於減輕置地的龐大負債。
1986 年9 月及1987 年4 月，置地先後將旗下兩項重要資產，經營零售業務的牛奶公司和經營酒店業務的文華酒店分拆出來，在百慕大重新注冊，分別成立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文華東方國際有限公司，在香港獨立上市，並將它們轉撥怡和策略旗下，成為與置地平行的公司。置地分拆牛奶國際和文華東方之後，已從一家龐大的綜合企業集團重新成為一家單純的地產公司，負債亦減至55.5 億港元，財政狀況大為好轉。自此，除置地、仁孚行外，怡和集團的四家主要上市公司，包括怡和控股、怡和策略、牛奶國際及文華東方均全部遷冊百慕大。
此外，怡和還計劃發行B 股，以加強大股東凱瑟克家族對怡和集團的控製權。
A 股麵值的十分之一，但擁有與A 股相同的投票權。換言之，怡和以十分之一的代價試圖擁有更大的控股權。
怡和發行B 股計劃立即在市場引起軒然大波。緊接著，4 日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不失時機地“照版煮碗”，依葫蘆畫瓢，亦宣布發行B 股長實的理由是，發行B 股是為確保本公司的控製權延續性的長遠策略之一部分，亦為本公司管理階層發展及規劃業務增長提供一個穩定之環境。同時，此項B 股之發行，使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於未來之擴展及收購行動中擁有更大之靈活性，在控製權結構方麵亦無後顧之憂。
李嘉誠為了消除市場疑慮，本著公開、公平、透明的基本原則，特別不厭其詳地將發行B 股目的講得如此清晰、透徹、明白，反而招致有人懷疑它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明顯針對怡和的政治行動，甚至是針對港府厚待怡和的政治抗議甚至，還有人猜測，李嘉誠的這一行動得到了北京在幕後的強力鼓動支持。
結果引起一些中小型上市公司亦計劃跟風，觸發了股民拋售A 股股票的浪潮。看來，香港社會今天的高度政治化其實早在回歸前幾年已經開始。當時正值1997 年香港回歸的敏感過渡時期，香港各大企業宣布發行B 股，不免有金蟬脫殼，減持A 股增加B 股，撤走資金的意圖。很簡單，套現A 股10 億港元，隻需拿出十分之一，即1 億港元就可以利用持有的B 股權益控製原公司，而另外9 億港元落入囊中，豈不是天大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