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開發內地地產
“不願改變的人隻能等待運氣，懂得掌握時機的人便能創造機會；幸運隻會降臨在有世界觀、膽大心細、敢於接受挑戰但能謹慎行事的人身上。”
2001 年，美國商業雜誌《福布斯》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將李嘉誠評為“亞洲首富”和“全球華人首富”。
不動聲色間，李嘉誠已向內地投入了六百多億港元，涉及從碼頭到寫字樓，從酒店到豪宅，從超市到互聯網，從石油到電訊，從洗發水到保健品，從房地產到玩具城，一個龐大的大陸的李氏商業帝國已然成形。
顯然，與狹小局促的香港相比，內地是李嘉誠的一個更為堅實更為寬闊更為看好的發展戰略平台。在大陸經濟發展持續活躍的背景下，李嘉誠在內地的胃口更大，步伐更快。然而，認真審視李嘉誠在北京的多項投資之後，李嘉誠在內地的投資，至少在某方麵，並未能夠一如預期般揮灑自如。這三項投資分別是：世界匯金網、北京主題公園、地產投資。由於種種眾所周知的原因，它們最終不得不匯聚在了同一個方向——地產。
李嘉誠曾與首旅集團成立合資公司，計劃與美國環球片場合作，在北京興建一座主題公園，有叫板香港迪斯尼之勢。未雨綢繆，李嘉誠以“北京金銀信”
的名義，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悄悄在北京郊區房山買下了3000 畝地。不料，談判陷入了僵局。3000 畝地閑置一年多，任由荒草瘋長，風吹草低見牛羊，幾乎可李超人在長安街上興建的東方廣場，也是幾度風雨。其他幾項在北京的地產投資也進展不甚順利。
莫非，天子腳下的北京是超人李嘉誠的滑鐵盧？市場似乎疑疑惑惑。
東方廣場
1993 年，長實野心勃勃的北京東方廣場動工。該項目地處北京黃金地段東長安街上，投資額高達20 億美元。設計建築麵積六百萬平方米，長實占33.3775% 的股份。東方廣場三期工程已於2002 年年底竣工。
東方廣場項目之動工興建，並未得到城規部門的最後審核批準，被人戲稱為“長安街上最大的違章建築”。盡管表麵上看來，李嘉誠在皇城根呼風喚雨，可是該計劃還是充滿了許多“不確定因素”，例如1994 年年底，東方廣場曾一度停工，因為原先的規劃太過密集，可能對鄰近的紫禁城景觀造成負麵影響，有違北京市總體規劃，因而縮小麵積。一直到2002 年5 月下旬，李嘉誠對外宣布東方廣場會在中央批示下盡快複工。由此一來，遂使工程造價追加至20 億美元，比2001 年預估的17 億美元，多出17.6%；比1995 年預算的13 億美元多出54%。
1994 年東方廣場項目開工，但隨後因陳希同腐敗案延後兩年，直到陳希同案水落石出，有官員極其清楚地表明無任何證據顯示李嘉誠與陳希同腐敗案有任何瓜葛，該項目才得以恢複建設。
當然，由於原設計比天安門城樓高，不符合北京市總體規劃要求，因此高度設計降低30%，同時分建成11 座不相連的建築物。無論如何，該項目仍是亞洲目前最大的商用房地產項目。從這裏可以看出，即使是像李嘉誠這樣一位深具影響力的港商，在大陸的投資也不免承受各種難以控製的不確定因素的衝擊與製約。
東方廣場建設的前期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插曲。麵對地皮上的各有靠山的業主住戶商戶，精明的李嘉誠將這個難似燙手山芋的拆遷任務委托給了北京市政府。雖然有京城鐵腕人物出場出手，但是，搬遷並非順風順水。那些雖然有或者為種種許諾所動心，總之，一個個都不情不願地搬走了。剩下的，隻有一個緊緊抓著20 年合約在身，入鄉還沒隨俗的洋老頭麥當勞叔叔。
王府井麥當勞是該快餐集團在全球最大的分店，也是全球最賺錢的分店。
兩層樓麵2.8 萬平方英尺，七百多個座位，平均每天有過萬人光顧幫襯，月入百萬。開業之初，人龍排出幾公裏，利潤之豐，自不待言。麵對麥當勞叔叔這個“釘子戶”，習慣了慣性思維的北京市政府專門發出紅頭文件，責令限期搬遷。
麥當勞毫不示弱，拿出合約，揚言與官方對簿公堂。甚至，不惜打哀兵牌博同情，借助國際輿論壓力對抗。麥當勞忘了一點，這是在北京，不是在紐約。
當然，北京市政府也似乎忽視了，這是麥當勞叔叔，而不是京城四合院的老爹。
很快，孤立無援的麥當勞與周邊一拆清光的街景成了外國報紙的版心大相。國際輿論十分同情在風雨中瑟瑟發抖的麥當勞叔叔。那場景比起今日重慶號稱的史上最牛釘子戶還引人注目。如此以來，北京市政府也不敢動手動腳了。
在香港，李嘉誠也十分被動，有報刊公開指責其為幕後黑手，借勢壓人，借刀殺人，踐踏合約，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如前所敘，拆遷雖然是為了李嘉誠的東方廣場，但是由北京市政府一手包辦，李嘉誠並未過問插手。
麵對這一困境，素來奉行以和為貴的李嘉誠不得不出麵救火。李嘉誠答允麥當勞方麵，今後在東方廣場內，為其預留一個更大更舒適的地方，甚至讓步到由麥當勞叔叔自己指定位置。
北京市政府也借著這個台階，答應批準麥當勞另在北京多開幾家分店，麵對這樣優厚的**，麥當勞叔叔頓時火氣全消，喝著可樂，歡天喜地地與北京市握手言和。
沒有過不去的橋，沒有不喜歡鈔票的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實，早在1993 年4 月，董建華領導的東方海外集團連同希慎興業及新昌集團，與北京市政府屬下的東方文化經濟發展公司簽訂合約，在王府井鬧市舊區建造東方廣場，開始進軍北京地產業。當時，董建華的胃口並沒有後來那麽大李嘉誠於1994 年參與東方廣場計劃，並成為大股東，發展規模急劇擴大。
整個工程計劃均由當時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一手包辦親自過問批準。事有湊巧，1993 年，內地開始大規模宏觀調控，中央政府出重手壓縮投資規模，這意味著東方廣場如此龐大的投資項目勢必受到牽連。麵對這一困境，郭鶴年根據國務院批複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長安街、前門大街西側和二環路內側及部分幹道的沿街路段，允許建部分高層建築，建築高度一般控製在三十米以下，個別地區控製在四十五米以下。然而，擬議中的東方廣場雖在三十米區間內，卻要建七十米高樓。此外，東方廣場規劃中的地積比率超過城市規劃的七倍。顯然過高過大了。
1994 年年底，部分北京的政協委員聯名向中央“告禦狀”，指東方廣場設計“超高過大”，嚴重違反首都總體規劃，同時項目規模超過北京市審批權限，但卻在未經國家計委批準立項前已動工，批評者直指北京市政府高層有“失職越權濫權”錯誤。結果，陳希同遭到批評指責，正在展開的王府井拆遷工程也於同年11 月被勒令停工。
在北京的傳媒效應和包括中央級刊物《瞭望》的批評下，東方廣場事件令陳希同在北京的統治地位首次受到動搖挑戰，他更被指打亂了以天安門為中心的首都規劃格局。
東方廣場事件成為陳希同下台的導火線。不過，事件後來的發展，確實是對陳希同不利，他被控涉嫌貪汙數百萬元，判刑入獄十七年。
麵對如此風風雨雨，長實集團適時高調發表聲明：由於東方廣場地段所在地為北京舊城危房改造區，根據北京城市規劃法例規定，有關地段必須按規定發展，該地段之內土地使用者，必須服從有關城市規劃。
長實強調，北京市有關城市規劃法例極為合理，同時，類似城市規劃法例亦在西方國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國投資的外商均須嚴格遵守中國的法律，任何希望通過國際輿論壓力，而使其身處中國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當的。
長實長期以來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投資項目，都自始至終地以當地法規為準繩，並完全依照當地政府之要求運作。
精明的李嘉誠在極為適當的時機做了一個極為適當的姿態。1995 年3 月11日，李嘉誠向外界宣布，長實與北京市政府合作非常愉快，隻是方案根據當地政策變化與商業環境變化需要修改。他並且強調，任何地方發展任何工程都要經商討後才能最後確定，都必須獲得當地主管機構的審核批準，長實從來在任何地方投資都無意謀求超出政策法規以外的權益，東方廣場目前遇到的問題並不出奇。有人說，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出生天”。東方廣場項目給了李嘉誠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經過了幾年的反複，他最終發現，在北京，商業自始至終都是第二位的。
“東方廣場是感情多於商業的作品。”東方廣場項目是長和係涉水內地房地產市場的第一力作，但是首戰不利，這似乎預示著長和內地的地產路注定要變量重生，難以一帆風順。
盡管李嘉誠對政治一直保持距離，在商言商，頗有歐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風，但其生活和事業已與政治、文化、文明和國家，甚至權力不可避免地牢牢維係在一起了。
我的性格不會為五鬥米而折腰，亦不是做生意最叻a 的人，因怕應酬，怕奉承人，所以同任何中國領導人認識，去取生意，No ！
理解中國商業的變化，不僅僅隔著語言、文化和製度的差異，中國獨特的商業語境和快速的轉變以及與權力盤根錯節的擁抱親吻已成為一個難解而無須解開的謎團，束縛著初來乍到的每一個投資者，困惑著每一個少小離家老大回的異鄉客。
每一個人都曾經曆過難以忘懷的令人尷尬的“水土不服”。而同時，中國經濟正在不斷地持續增長放大並影響世界。類似西方商業語境的韋爾奇，又能否和中國企業家、政治家及普羅市民演奏一首和諧的大合唱？
看起來很複雜，不過，說起來很簡單。一句話，入鄉隨俗。就像洋人專門為此創造的英文單詞“guanxi”。
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從60 年代末開始，李嘉誠在香港的所有收購舉動都與內地政治變化有關：內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民潮，讓李嘉誠在1967年至1969 年順手牽羊，收購了大量優質廉價地產。70 年代後期內地“文革”停止，實施改革開放，曾經吃過共產黨苦頭的英資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現動搖，李嘉誠趁機與其直接競爭並一舉收購和記黃埔。80 年代初，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爭端再度給香港市場帶來動**，李嘉誠逢低收購港燈和青洲英坭。
他甚至會籌劃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聯合其他地產商收購置地公司股份。
這期間，李嘉誠借助政治氣氛在股市中低進高出而大獲其利的操作更是數不勝數，他不僅賺得利潤，還因此賺得救市的聲譽，賺得超人的一世美名。從某種意義上看，李嘉誠的政治嗅覺與靈敏遠遠高於同時代的許多人。
早在1992 年，有記者就問起李嘉誠：“為什麽你在1992 年以前，在內地隻有大筆捐贈公益事業，而基本上沒有投資？”李嘉誠坦然道來：“我們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部署，直到1992 年以後，大陸的投資環境才漸漸成熟。”原來如此。
在李嘉誠的眼中，如此這般的投資環境，真的算是成熟了嗎？如果說成熟，那麽，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在廣東南沙的400 億元投資的焦頭爛額，又說明了什麽？
整個80 年代乃至90 年代初，李嘉誠雖然也參與了內地部分投資，但與其整個財團在香港的地位，與整個集團投資海外的規模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東方廣場費時七年，其間曆經波折，耗資20 億美元，前後風雨波折，個中的酸甜苦辣，隻有李嘉誠自己，才能切身體會。
周凱旋
一位北京業內分析人士很坦率地說，李嘉誠在北京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在一個狹隘的視角來看是不成功的。不過，任何人都明白，東方廣場一役，給李嘉誠帶來的負麵訊息太多了，李嘉誠在內地的投資，不但要考慮商業利益，而且還要考慮當地官方的態度。即在內地投資首先必須是一個具有靈敏的政治嗅覺的投資家。
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一位房地產分析員在評價和黃在內地的地產項目時，認為其投資決策還存在規模遠大，前期投入過高的問題。
對於內地的市場環境，親身領教的李嘉誠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內地要發展，必須舍棄一些傳統的、僵硬的做法，明確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
而這些恰恰是當政者不想明確的灰色地帶，因為內裏乾坤，隻有他們自己知道。
其實人人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自認為成功與特權無關的李嘉誠終於更深地卷入了權力的關係之中，東方廣場是一例，上海碼頭又是一例，鹽田港亦是一例。
李嘉誠已在權力之中。風險似乎更大，發展亦更不確定。李嘉誠有生以來就試圖遠離政治，但是，當今中國政治對生意的向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既然不能六根清靜，為什麽不能為我所用？李嘉誠希望淩駕權力，而不是被權力支配。但是，內地的環境並非時時如願，更非事事如意。李嘉誠將如何作為？
實際上經濟製度問題絕不是經濟本身，他是一個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個綜合的結果，國家應該對這些問題合起來考慮。
李嘉誠這麽說。人間煙火，不外如是。李嘉誠又能如何作為？
同樣也是東方廣場項目，造就了今日今時的香港女富豪周凱旋。
早在1993 年，周凱旋把北京長安街上的東方廣場項目轉手給李嘉誠之前，她在香港商界籍籍無名。而在這個項目裏，她得到的酬勞是4 億港幣的顧問費。
據說，當初與李嘉誠的談判，前前後後一共花了5 分鍾，在這媒體紛紛報道的神奇的5 分鍾裏，李嘉誠拍板買下了在北京長安街邊上投資20 億美元、建設占地10 萬平方米的東方廣場項目。
無人能想象是什麽讓這個富豪如此信任這個毫無房地產經營經驗的女性——東方廣場項目簡直就是周凱旋想象出來的。無人能想象這位漂亮的女人的行事手法是如此漂亮幹脆利落。用周凱旋自己的話描述：“兩個女生，從一幢小樓起步，做成一件轟動的大事。”
1992 年8 月的一天，這個年輕美女采用一種最直接的辦法去實現夢想——她在長安街上走來走去，像一個探尋寶藏的探險家一樣，搜尋著自己的目標，最後將目光鎖定在兒童電影院那幢六層高小樓上。她最初的決定是將小樓重新裝修一下，然後開一家店。心已足矣。
一位女經理接待了她。周凱旋開門見山，說自己想買這幢小樓。如此大事，女經理豈敢做主，立即打電話通知了當時的東城區文化局長陳平。很快，陳平告訴她另一個令人欣喜若狂的消息：兒童電影院不能單獨開發，整個東長安街及王府井地區都屬於統一規劃，要開發兒童電影院必須將其周邊一萬平方米麵積的土地整片開發。周凱旋毫不猶豫，馬上決定：整塊地全部拿下。後來周凱旋又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計劃：把周邊幾塊地一並吃下，占地麵積從1 萬平方米逐漸擴至10 萬平方米。
既然是以董氏集團的東方海外公司名義做，項目名稱就叫了一個很合乎北己當初的投資意識時這樣說：“財富機會隻會降臨在有膽識又很謹慎的人身上。”
不記得哪位富豪曾經說過，沒有做不到的事，隻有想不到的事。不得不承認周凱旋眼光獨到，不論是在開發項目還是選擇投資商上，周凱旋都顯示出她非凡的慧眼識金。按照北京人的說法，這妞兒膽兒也太肥了。
1993 年秋天，周凱旋在北京王府飯店第一次結識李嘉誠，她事先準備了厚厚一摞材料，精心組織了各種理由以說服李嘉誠。當他們麵對麵坐下時，李嘉誠開口就問，負責這個項目是否因為你有豐富的地產經驗？周凱旋直言相告沒有。
李嘉誠沒再追問她的經驗和閱曆，隻問她用什麽辦法搞定拆遷和土地平整。
當她將東方廣場轉手給李嘉誠之後，不隻意味著她賺得億萬身家，更意味著她讓自己進入了香港最有勢力的大財閥係列。或者說將自己的命運與香港最大的財團緊緊聯係在一起。
周凱旋曾經說：“我做生意喜歡打破思維界限，從不按常理出牌。人家有條條框框，我們不一定就要參加，要有隻玩自己遊戲的自信心。”周凱旋則認為做東方廣場項目，得益於其思維方式簡單但不單純，在周看來，要想成為優秀的人就應該“聰明如狐狸，單純似鴿子”。
這又何嚐不是李嘉誠的真實寫照。
或許想象力就是這位被香港媒體譽為女超人的女性最不同尋常的超常能力。
1986 年，周凱旋第一次學做生意，是為她的英國老板去西安洽談倫敦兵馬俑展覽，周凱旋展露了她出色的組織能力與公關協調能力，僅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就達成交易，展覽大獲成功的同時，周憑借著自己經營兵馬俑的紀念品業務，賺到了第一筆大錢。從此周凱旋的發展方向轉向商業運作。正是這筆生意，周結交到了第一個關鍵性的朋友——時任東方海外集團董事長董建華的表妹張培薇。周張二人英雄重英雄，旋即成立維港公司，專做內地貿易，新公司做的第一單生意就是賣散水泥運輸船到廣西。
當年香港房地產市場很旺盛，水泥需求量大，廣西的散裝水泥廠商希望能夠打入香港市場，周凱旋仔細研究市場需求之後，認為散裝水泥極有市場前景，並且根據兩地水泥差價和購船成本，製定了一個比公司平均賣價高出一百多萬美元的定價，最終交易成功，董建華自此對周凱旋的經營能力與過人眼光讚賞有加。
直至1989 年，好人董建華對周凱旋說：“你們做的生意還是太小，不如你華做生意的眼光與頭腦並不差。當時北京的房地產很熱，董建華建議周凱旋可以在北京尋找房地產項目，由東方海外和維港公司一起參與發展。
1993 年，就是這位弱女子，鬥膽提出了全麵開發新東方廣場的龐大規劃，並用半年時間，遷走了長安街上二十餘個國家部級單位、四十餘個市級單位、百多個區級單位、一千八百多戶居民；又如傳說一樣，在某個早晨，僅僅用五分鍾時間，用一杯清茶，說服打動商聖李嘉誠先生為此項目投下20 億美金。
曆史的變遷總是在某個特定的環境留下顯而易見的結果和線索，丟失了令人回味無窮的細節，其實這往往是人們最樂意津津樂道的重要話題。然而，誠如東方廣場，人們所知者，僅僅結果而已，唯其細節，又有誰人能知？
那幾年，處於最敏感地段的東方廣場，作為李嘉誠投資的亞洲最大的建築群專案，曆經陳希同、王寶森貪汙受賄案，長江實業運作北京高層突破建築高度限製，誘使麥當勞王府井店搬遷，開發中撞見古物等一係列風浪，工程過程起伏變幻，事內事外的無稽猜測，國內國際的言論綿延不絕，沒有人真正知道周凱旋到底是如何周旋其中，一一擺平，最終凱旋。
周凱旋前後付出了五年的時間，獲得的回報是整項工程2.5% 的顧問費，約4 億港元。周提現一半之後，將另外一半投資東方廣場，作為長線股東投資。
“東方廣場實際上是我賣給李先生的。”周凱旋迄今都很驕傲很自豪很瀟灑因為，一個商界的並不知名的女人，似乎是輕而易舉賺到了李嘉誠的錢，而且是數以億計。能夠賺精明過人的李嘉誠的錢，似乎確實不容易，至少可以斷定，此人一定很精明。但，如果是真的了解李嘉誠的人，都知道，賺李嘉誠的錢又似乎並不難。當然，條件就是一定要讓李嘉誠也能賺到錢。
東方廣場項目成功之後，周凱旋即成為李嘉誠投資的TOM 集團的第二大股東；周凱旋親手提拔的TOM 集團互聯網事業部少帥王雷雷，祖父曾任電子工業部部長，王雷雷的母親是周凱旋在東方廣場項目前就認識的閨中好友。
周凱旋對此並不諱言，自認多年以來，致力周旋於董建華和李嘉誠之間，但是“我不是他們的附屬物，而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個體”。周凱旋的處世哲學是不把關係做成包袱。這樣的關係才能自然、強壯。
“不把關係做成包袱。”也許，仍有許多人不完全理解這其中的奧妙。但，可以肯定，關係在周凱旋手中，絕對不是包袱，而是財富。這，或許就是香港沒有幾個人可窺見周凱旋與華人首富、香港特首的密切交往，但是任何與周凱旋簡單接觸的人，都能在幾秒內感受到她有如磁鐵般的吸引力：當你對她說話的時候，她的充滿智慧的眼神能讓你相信全世界都在傾聽你的聲音，至少，她非常重視聆聽你的聲音，以致你身不由己地要說出內心全部真實的想法。
她說話清楚明確，語調豐富，語感細膩，時刻注意對方的感受，即使在多人麵前談話，她也會適時和藹可親地望你一眼，讓你感覺到從來沒有被忽視。
她在每個故事裏提到這樣或那樣的人，包括經常乘坐的航班乘務人員，為她製作過首飾的師傅，都會加上一個稱謂——“我很好的朋友”。突然間，讓人覺得親切自然而不能見外。
說周凱旋就是周凱旋，一定不會錯。但如果說周凱旋就是李嘉誠的代言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不會錯。比如說，當後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命名風波一浪接一浪的時候，周凱旋從容不迫地忙於應付，與港大溝通，或溫婉或強勢或直接或婉轉。總之，在捐款的同時，讓香港大學醫學院在限定的時間內，把招牌換成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更重要的是，事情演繹的結果，那些所謂的衛道士最終成了人們飯後茶餘的笑料。
周凱旋的發達過程頗為傳奇，她在二十來歲時想做明星，她於80 年代投考“香港電台”學做DJ，受訓一段時間便索然無味放棄，後來協助歌星譚詠麟在歐洲舉辦演唱會，其後轉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家族的東方海外集團，專門負責大陸項目。
當“東方廣場”陷入困境時，周凱旋即居中協調，排憂解難，使李嘉誠對她刮目相看，從此確立兩人“好朋友”的令人羨慕嫉妒恨的超然地位。
周凱旋“好朋友”地位於1998 年李嘉誠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時首次被公開，當時周凱旋以“朋友”身份出席觀禮，而翌年李嘉誠到劍橋大學領取榮譽博士學位時，她也攜手同往，蒙蒙細雨中，更共遮一傘，兩人朦朦朧朧的關係更進一步公開。
一次活動，周凱旋在“明天小科學家”會後合影，椅子剛好缺了一把，於是，推來讓去之後，坐在第一排最中間的她，借了兩邊人的光，就那麽跨擠在兩把椅子中間照了相。這一看似隨意的舉動，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要是以周凱旋的舉止寫一本關於人際交往的書，一定會是公共關係的圭好的朋友”的周凱旋強調說自己不喜歡與人交往。更多的時候，喜歡一個人靜靜與自己相處。李嘉誠也說，她不喜歡應酬。
“最樂於與自己相處。”周凱旋強調說這和“獨處”不同。或者可以這樣猜想區別：“獨處”多是苦修清修，“與自己相處”則多了份自由的享受與難得的清靜自在。
這個“樂於與自己相處”的大女孩每天都這樣神情自若地走出門去，和無數人物、力量瀟灑地打交道，神情自若地打理應付各種事務，而她另外一麵的生活掩藏得嚴嚴實實，沒有人知道她的情感，甚至年齡。她要保留的，似乎沒有人能窺探得到。她所需要的，始終是一個孤傲寧靜地“與自己相處”的悠然灑脫怡然自得的自我。她說自己每天都會爭取在晚上六點前回家，早上六點起床的習慣數十年未變。她興趣廣泛，每天寫作，“但是，都不用自己的真名”。
身邊總是有書，從漫畫到心理學理論，她都喜歡。
公眾視線中的周凱旋，永遠戴著自己珍愛的貝殼耳飾，那是她最早在香港上班時用一個月的薪水買下的心愛之物，當時的她天天從那個櫃台經過，每看一次她就下一次決心。等到“全世界都是她的糖果店任由她挑選”（朋友評價周凱旋語）時，她一次請師傅一模一樣製作了十副，輪換在周一至周五佩戴。
而周六和周日，她隻會在右耳戴上一隻掛型耳墜。
很少有人看見那樣的周凱旋。亦很少有人看見不是那樣的周凱旋。也正是因為東方廣場，開始了周凱旋與李嘉誠的風雨同舟。
這件“轟動的大事”成為周凱旋另外一種嶄新生活的開始，從東方廣場之後周凱旋就和資本世界中最有權力的極少數人肩並肩攜手站在了一起，借資本之力用改變世界的方式寫就了自己獨特的人生方程式。
香港IT 投資熱潮，TOM 創下的投資神話中，周凱旋一直是李嘉誠重要的左膀右臂，以至於香港《壹周刊》曾大做聳人聽聞的煽情頭條：富豪知己力鬥太子。嗚呼哀哉，最最憎恨“**”的《壹周刊》，倒是流露出“文革”
式的語言與思維，莫非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想說李先生他令人讚歎的地方，是一個要常常深入思考的人，是一個常常提升自己、不怕轉變的人，這亦驅使他從慈濟家轉變為一個慈善家。慈濟跟慈善工作、跟基金會的工作是不同層次的。”周凱旋說。在周凱旋眼裏，李嘉誠的一部分。李嘉誠的一生中，會有很多他怎麽幫甲、幫乙、幫這個組織那個組織，“但是隨著他對社會的閱曆越深，經濟版圖越廣，而他又這麽愛這個民族，他就一直想可以參與些什麽事情，使這個民族內心的力量得到最大的釋放。”
在周凱旋自己的公司，她連董事都不掛，她認為沒有必要。“李先生希望跟中國有意於慈善事業的人所分享的，是他相信的東西。從他個人的榜樣，他相信一件事情，而且他以身作則去實現這想法，這就是李嘉誠基金會最重要的原則。”
周凱旋認為，管理其實不是很難的事。“我常跟人開玩笑，我是不用去念商業管理（MBA）課程的。我是一個女生，我把我的廚房搞得這麽好，這就是一個絕頂的MBA 課程，這個男生是不明白的。管理好不好在整件事情裏要花的心思其實是最低的，它隻是一個顯現你信念的方法。”
周凱旋曾在接受采訪時說，“我的辦公室比較簡樸”，並且打趣說，是“富人的窮親戚”。“富人的窮親戚，李先生對這個說法也不是很能理解，覺得受到了傷害。”提及此，周凱旋輕鬆一笑，“我的意思其實是不要當某某的某某。
有很多人很奇怪，他們追求在富人旁邊。就因為他們是富人身邊的人，他們已經很高興，但是他們自己沒有地位呀！他一生就是附屬品，是某某的某某。”
周凱旋常常勸公司的同事，不要把名銜看得太重，而要發展自己，追求自己的理念和成功。從這個意義來看，李嘉誠是李嘉誠，周凱旋是周凱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