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提煉萬鎰純金
知行合一，正本清源
在廬陵縣當縣令的時候，王守仁依著良知做了個大膽的決定，上了一道公文請官府免除廬陵縣的捐稅。一個小小縣令竟敢做這樣的事，原本注定了要倒黴，哪知公文遞上去久久沒有回複，王守仁正在疑惑，忽然接了京城來的聖旨，命他扔下縣令的差事回京等待任命。
到這時王守仁才隱約聽到個消息：大太監劉瑾垮台了。
劉瑾是早年正德皇帝為了鎮壓大臣選出的一個酷吏，或者說得直白些，是一條專門替皇帝咬人的惡狗。可劉瑾的有趣之處在於他竟不知道自己隻是皇上腳邊的走狗，還以為手中那些權柄都是真的。掌權五年來，這個太監上躥下跳，一手打擊文臣，一手拉攏親信，忙忙活活，一刻也不閑著。
就在劉瑾鬧騰不休的時候，正德皇帝也悄悄忙著他的事兒。先是打擊重臣，奪了朝廷的實權，接著在皇城西內的太液池西南岸擴建了一座“豹房”，於正德二年八月從乾清宮搬到豹房，在這裏安了家，從此擺脫了母親張太後對他的管束。之後又把早年當過詹事府詹事的親信能臣楊廷和提拔為內閣首輔，穩住了朝局。三件事做下來，正德皇帝已經大權獨攬，再也用不著劉瑾這條走狗了，加上劉瑾在掌權的幾年裏廣布冤獄，培植黨羽，收賄索賄，賣官鬻爵，聚斂金銀，名聲太臭，得罪的人太多，這種東西留在身邊隻能給正德皇帝臉上抹黑。於是正德皇帝不動聲色地布了個局，明裏重用首輔楊廷和，疏遠劉瑾，暗中培植與劉瑾有仇的大臣楊一清和大太監張永，借著寧夏安化王謀反一事搜羅證據，向皇帝告發劉瑾想要“謀反”。
聽說劉瑾這個閹奴居然想造反，正德皇帝勃然大怒，隻一抬手，就把被稱為“立地皇帝九千歲”的大太監劉瑾關進了死牢。之後毫不客氣地判了他一個淩遲之罪，於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把劉瑾當眾千刀萬剮，由此把“禍國殃民”的罪責都推卸在這麽一個太監頭上，正德皇帝自己被洗得幹幹淨淨，重新成了萬民膜拜的聖主明君。
劉瑾既死，早先被他迫害的大臣們沉冤昭雪，死了的由朝廷給予撫恤，活著的重新召回京城做官。作為遭遇迫害的忠直大臣之一，廬陵縣令王守仁也被列在第一批官複原職的名單之中。這種時候吉安知府哪敢追究王守仁那道膽大包天的公文，隻當沒這回事罷了。於是早就做好丟官下獄準備的王守仁僥幸躲過一劫，坐著小船晃晃悠悠進了京城，被分派到吏部驗封司，時隔五年之後又做回了他那個六品主事。
這時王守仁的父親原禮部左侍郎王華早已致仕退休，回家養老去了。王守仁在京城裏沒有一個親人，也沒個住處，就借住在大興隆寺裏。此時的王守仁雖然官卑職小，心裏卻已良知充沛，對孔孟儒學領悟極深，於是會同早年間認識的朋友湛若水、黃綰一起在大興隆寺講學，所講的學問被歸為“心學”一脈，時人稱為“知行合一”之教。甫一開講，立刻震動京師，聽者如雲。
在京講學兩年之後，王守仁由吏部驗封司主事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是個五品官職。但此時的王守仁早已無心做官，隻想辭官回鄉，一心講學。
儒學，是個“克己複禮”之學。這“克己”二字包含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層道理。儒生們先修煉自身，克製自己心裏的私欲，然後就要去克官府、克朝廷、克皇帝。但皇帝好比一頭大象，儒生好比一隻螞蟻，以一個人的力量去克朝廷、克皇帝，正是蚍蜉撼象，晃動不得。此時唯有講學，才能把這良知之學教授給百人、千人、萬人，到最後，成千上萬的儒生都懂得了“克己複禮”的真義，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人人修、齊、治、平，大家一起來克朝廷，克皇帝，才能達成那個“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境界。
對陽明先生王守仁而言，做官當然要緊，講學也很重要，兩者不可兼得，則官可以不做，學，不能不講。在其後十多年間，無論官當得多忙多累多苦，王守仁從沒忘了講學。即使在家賦閑不做官了，良知之學仍然每日講習，一生不輟。
就在王守仁講學講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忽然有一位老朋友到大興隆寺來訪他。
這位老友名叫顧璘，自號東橋居士，江蘇長洲人（今江蘇吳縣），弘治九年中的進士，是大明朝一位出了名的大才子，在家鄉時就以才華聞名鄉裏，進京之後又因詩文出色，與李夢陽、何景明等人齊名，稱為一時俊傑，也是王守仁年輕時交下的一位故友。
明朝弘治年間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京城的文壇上也出了一批年輕俊傑。其中以陝西才子李夢陽、河南才子何景明為首，又有顧璘、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王九思等人相唱和，都是氣節之士，反對流行一時的“台閣體”詩風，崇尚複古，成為一時的文學領袖，名氣極大。那時候王守仁剛剛中了進士，正在工部、刑部擔任閑職。王守仁從小誌大才高，可惜“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對良知之學一無所知，心裏的私心私欲太重，空談誌向，光說不練，整天遊手好閑不幹正事，老想爭光露臉出人頭地。聽說京城裏一幫大才子結了詩社，覺得有趣，想辦法擠進了這個詩社，可是動起筆來才知道，原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自己這點兒才氣與那些真正的大才子相比差得太遠，根本不能望其項背，沒待多久就覺得沒意思了，幹脆找借口退出了詩社。
王守仁年輕的時候雖然不怎麽成器，畢竟還是個有大誌的“狂者”，和李夢陽、顧璘這些大才子私交很深，後來這些人各自都做了官，但他們的交情從未中斷。
再後來正德皇帝登基，胡作非為，王守仁鬥膽上奏勸諫，挨了廷杖貶了官，倒因此博得了一個“直臣”的名聲，那些早年結交的朋友對他十分敬佩，交情也就更深了。
其後王守仁龍場悟道，創出“知行合一”的學說，在北京城裏廣收弟子，大講學問，名聲越來越響，他的“知行合一”之教漸漸傳播天下，顧璘當然也知道了這事，早就想找機會和王守仁仔細探討一番學問。可惜身不由己，始終沒有碰麵的機會。這次顧璘因事進京，就抓住機會跑來和王守仁見一麵，敘敘舊。
故友相逢欣喜異常，王守仁趕緊燙了壺酒，備了一桌簡單的菜肴給顧璘接風洗塵。
喝了兩杯酒，說了些閑話，兩個人漸漸把話題扯到學問上頭來了。顧璘笑指著王守仁說：“自從京師一別多年沒見，想不到你的學問越做越好，名聲越來越響，已是一代宗師，可以和婁一齋、陳獻章相提並論了。可惜我這些年都被困在官場，整天操心勞神，竟沒時間鑽研學問。”
聽了這話王守仁立刻說：“東橋這話可不對！咱們所說的學問其實是孔夫子的‘克己’功夫，這套功夫是隨時隨處都可以做的。尤其做官的人責備重大，每每要以良知判斷是非，又要護善去惡，若能把處理公務看成克己功夫認真去做，肯定比一般人收獲更大。”
王守仁的說法很新奇，顧璘笑著問：“當官的人該怎麽做學問？”
王守仁略想了想：“你看，審案的官員牽涉是非曲直，一句話說錯，一件事辦錯，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官員們不但要公正清廉，還要冷靜沉穩，不能因為案子複雜就起怒心，不能因為原告或被告會拍馬屁就起喜心，不能因為原告或被告走了後門就刻意重辦人家，不能因為原告或被告哀告乞憐就忽視了法律，不能因為自己事忙就隨意亂判案子，不能因為怕別人說他判案不公，或者希望老百姓讚一聲‘青天大老爺’就依著大眾的意思去判案，上述種種都是私念，這些私心雜念都藏在這個當官的心裏，別人不知道，就隻有他一個人知道。如果這個官員能認真下一番良知功夫，把這些私心邪念克製掉，這不就是《大學》裏講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嗎？格的什麽‘物’？就是日常工作、日常事務；致的什麽‘知’？當然就是提煉良知呀。”
王守仁這番話說得極好！由此推之，做官的人可以在處理公務時提煉良知，生意人可以在買賣之中提煉良知，工匠藝人可以在做手藝時提煉良知，農夫可以在種田時提煉良知，學生可以在學習功課時提煉良知。由此推之，世上的人隨時、隨處、隨事都可以提煉良知。
“這就是你平時講的‘知行合一’的境界吧？”
聽顧璘動問，王守仁坦然答道：“知行合一，本該如此。”
顧璘笑道：“你那個‘知行合一’的道理我早聽人說了，可在我想來，這個道理未必講得通。”
這些年王守仁宣講“知行合一”之道，常有人來找他辯論，現在顧璘也這麽說，王守仁絲毫不覺得奇怪，隻是笑道：“你說說怎麽講不通？”
顧璘略想了想：“請問：有這麽一個人，他嘴裏整天說‘孝順’，說得天花亂墜，可是回到家裏卻根本不孝敬父母，這樣的人是有的吧？單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知’和‘行’根本就是兩回事，你說對不對？”
顧璘是個大才子，他說的道理一般人駁不倒。可王守仁經過龍場悟道之後，這些年一直苦學深思，於“知行合一”四個字已經徹底領悟，再無疑問，馬上說道：“你說的這個人，我隻送他八個字，叫作‘知而不行，隻是未知’。”
王守仁說出的這八個字，是他自己苦苦求索，吃了很多苦頭才慢慢領悟到的。可顧璘沒有這樣的經曆，對這八個字也就無從理解，忙問：“這八個字究竟何解？”
王守仁微笑道：“我說的知行合一，這知是個‘良知’，這個行，就是‘踐行良知’。你剛才舉的是個‘孝’的例子，這孝是個‘良知’沒有錯吧？你剛才說的那個人，他嘴裏總談一個‘孝’字，可真正到了父母麵前卻不能盡孝，因為他嘴裏所說的並不是心中所想，這個人對別人說‘孝順’，不是他想孝敬父母，而是用這些話騙人，讓別人以為他是個孝子，得到別人的敬意和信任，然後從這上頭撈取好處。其實他心裏並沒有產生‘孝’這個良知，良知沒有產生，怎麽去踐行呢？當然就沒有行動了，這叫‘知而不行’。為什麽此人心裏沒有產生‘孝親’這個良知呢？因為孝隻是一個‘親情’，偏偏他心裏對父母並沒有生出親情來，他從根子上就不知道什麽是‘孝’，這叫‘隻是未知’。”
王守仁這話很有道理，顧璘卻還有疑問：“一個人嘴裏說‘孝順’，心裏卻沒有親情，這我倒能相信。隻是這個人為何會如此心口不一？又是一件怪事了。”
王守仁擺了擺手：“一點也不怪！此人心口不一，口是心非，隻因為他心裏的良知已被私欲隔斷，被邪念蒙蔽。你以為這個人完全不知道‘孝’為何物嗎？也不是！他心裏自有良知，知道‘孝’是什麽，可他的私欲邪心太重，‘孝親’這種良知已經被私欲蒙蔽，以致‘知而不行’了。這樣的人很多，也不止一個‘孝親’的問題。比如，官員嘴裏說要廉潔，底下卻在貪汙，不是他不知道廉潔，而是他人太軟弱，邪念太強，硬把‘應該廉潔’這個良知給遮蔽了；商人說要誠信，底下卻在欺詐，不是他不知道誠信的重要性，而是他私欲太強，太喜歡銀子，把‘應該誠信’這個良知給蒙昧了。良知一蒙昧，做人做事必然口不對心，自欺欺人，如此看來，‘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實在是世人身上一個頑疾，多少人病入膏肓，卻還在諱疾忌醫呢！”
王守仁這麽一解釋，顧璘也聽懂了，可緊接著又生出一個疑問來：“如今世道惡濁，貪婪腐敗之輩比比皆是，要按你說的，這些人都是自己蒙昧了良知，任由私欲橫行，才墮落至此。我想問你，一個人若是良心不被蒙蔽，純而又純，會是什麽樣子？”
顧璘這一問卻不好回答。王守仁想了一會兒才說：“一個人的良知未被蒙蔽，純而又純，那他必然是心裏有個良知，立刻就去踐行，沒有絲毫猶疑。打個比方說，一個人知道疼，必是身上有地方疼了；知道冷，必是身子已經覺得冷了；覺得餓，必是因為已經餓了。這些疼痛、寒冷、饑餓都是人的本能，在這上頭沒有私欲隔斷，沒有邪念蒙蔽，所以在這些事上‘知行合一’做得最明白最透徹，一覺得疼，就趕緊躲閃；一覺得冷，就趕緊添衣；一覺得餓，就趕緊找東西吃，在這些事上每個人都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無法分開。同樣，一個人知道孝，必是先有了與父母之間的親情，知道悌，必是先有了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若沒有與父母的親情，說一百個‘孝’字也是假的，沒有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說一百個‘悌’字也是假的。所以說，我們隻要說一個‘知’，就已經有‘行’的內容在裏頭，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兩點是分不開的。若有人心口不一，嘴上說‘良知’，卻不見他行動，說明他嘴上說的是假話，心裏的良知其實已被蒙蔽。良知一蒙蔽，就成了‘不知’，沒有良知指引，踐行也成了‘難行’，兩個全誤了，等於什麽也沒有做。究其病根，還在於良知被蒙蔽，所以說這個人知而不行，‘隻是沒找到良知’。”
聽了這些解釋，顧璘心服口服。半晌問道：“這‘知而不行’的毛病怎麽治呢？”
王守仁微笑道：“病根已經找到，病就好治了。‘知而不行’的病根就是良知被私欲蒙蔽，隻要把良知提煉出來，病也就治好了。”
顧璘是個大才子，也是個好官，他心裏的良知倒沒被蒙蔽得很厲害，聽了這話連連點頭。又想了想，忽然問道：“既然知與行本是合一的，那古人為什麽又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來說？”
王守仁略一沉吟，隨即說道：“在我想來，古人這樣說，其實是為了救人。因為世上有這麽一種糊塗固執的人，糊裏糊塗得隻知道憑空想象，卻不肯實踐，對這種人，不得不強調一個‘行’，讓他們趕緊出來做事，不要在家裏空想；又有一種人，莽撞得很，根本不動腦子，隻管無頭蒼蠅一樣亂碰，對這種人，就要強調一個‘知’字，勸他深思熟慮之後再做事，免得一上手就把事辦錯了。在古人想來，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對隻知道‘求知’卻沒有行動的人，勸他多行動起來；對隻知道悶著頭幹事卻不肯學習知識的人，勸他多動動腦子，這是個治病救人的辦法。可南宋的朱熹老夫子卻在這上頭做了手腳，強調一個‘知先行後’，非要讓人去做一個‘知’的功夫，待到‘知’得真切了，才去做‘行’的功夫。很多讀書人中了這個圈套，一輩子都悶在屋裏做學問，卻不敢把他的學問拿到社會上去實踐，一輩子什麽事也沒幹，把一肚子學問都荒廢了，這是個大毛病，害人不淺！”
王守仁說的話顧璘駁不倒，而且越聽越信服。可南宋大儒朱熹數百年來被奉為學者楷模，他的一部《四書集注》更是天下學子考科舉做官的敲門磚。顧璘是個飽學之士，《四書集注》早已爛熟於心，對朱熹的崇拜自然極深。聽王守仁責備朱熹的學說，心裏又覺得難以接受：“朱子之言精辟明了，一向被認為至理名言，就算有些錯漏，也不至於成為‘害人之物’吧？”
對於朱熹理學誤人害人之處，王守仁知之甚深，立刻說道：“東橋先生以為朱子之言精辟，我卻以為未必。舉個例子：古人說‘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朱熹也在這句話上做文章，說是‘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認為隻有把學問做到極處，到了什麽都知道，什麽都明白的程度，這時候自然處處皆通，事事皆明。這個說法表麵看似有理，其實真正是胡說八道！”
王守仁向來說話直率，現在喝了兩杯酒，說出話來比平時更強硬了。顧璘笑著問：“朱子之言怎麽就成了胡說八道呢？”
王守仁冷笑一聲：“天下的事物多不勝數，其中蘊含的道理更是無窮無盡，就算是個神仙，怕也不可能處處皆通、事事皆明吧？朱熹拿這話唬人，無非是想讓學子們斷了成聖賢的念頭。要是依著朱熹所說的，聖人什麽都知道，見了一朵花，就知道這是什麽花，見了一棵草，就知道這叫什麽草，見一隻鳥飛過，就知道是個什麽鳥兒，見了打鐵的，就知道鐵是怎麽打的，見了蓋房子的，就知道房子是怎麽蓋的，見了耍雜技變戲法的，就知道戲法兒是怎麽變的……這不成了廢話了嗎？若世上真有這麽一個怪異的人，我倒想見見——東橋兄見過這種怪人沒有？”
王守仁一句話把顧璘逗得哈哈大笑，半天才止住笑，搖手說：“這種人我也沒見過。”
王守仁把心氣略沉了沉，這才又說：“其實聖人‘無所不知’，隻是他們心裏知道一個良知；聖人‘無所不能’，隻是他們敢於堅持自己的良知，不管麵對什麽樣的凶險，什麽樣的**，也絕不肯蒙昧良知。孟子說：‘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就是這個道理嗎？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就是這個道理嗎？聖人心裏有良知，又能堅守良知毫不動搖，做事就不會出錯。於是他們辦大事的時候就能辦成。這才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至於具體事件，另當別論。比如，聖人去蓋房子，他會憑著心裏的良知把房子蓋得最好最結實，讓百姓們住得安心；聖人去辦河工，他會憑著心裏的良知把大堤修得堅固如鐵，讓百姓們不遭水患。隻要有這個‘良知’在心底，聖人幹什麽事都能幹好，至於細節上，他不懂的，不會的，可以去向別人請教，可以去學。這個為了把事情辦好而向別人虛心請教，認真學習，又是個良知，你說對不對？”
顧璘仔細想了想，用力點點頭：“你這話對！”隨即又笑著說：“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笑話來，《論語》裏有一條：‘子入太廟每事問。’朱熹在《四書集注》裏解釋說：‘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矣。’我年輕時讀朱子的書，看到這句就忍不住笑。”
給顧璘一說，王守仁也笑了起來：“孔子父親早亡，自幼貧苦，又隻是個士人的身份，雖然好禮勤學，卻哪有機會到魯國太廟這樣的地方去觀禮？後來因為與大司空孟孫氏交往，才有機會進太廟觀禮。孔子好學，對太廟中的禮數儀式處處留心，事事問人，惹得主持祭禮之人厭煩，對孟孫氏說：‘誰說這姓孔的有學問呀，啥也不懂，處處問人。’這才有了‘子入太廟每事問’的典故。可讓朱熹一解釋，變成孔子明知故問了。哦，明明知道了，還故意在邊上問個不停，惹得主禮之人厭煩，這叫‘謹之至矣’？依我看呀，這是朱熹老夫子吃飽了撐的，胡思亂想，倒把孔子解釋成‘怪人’一個了。”
到這時，一頓簡單的酒宴已至殘席，外麵的弟子們有些聽到先生在屋裏高談闊論，漸漸被吸引過來，有些則仰慕顧璘的名氣，想見他一麵，就擠在門口往裏看。王守仁幹脆招手說：“你們都進來坐吧。”
隻這一句話，屋裏頓時擠進來三十多人，座無虛席，多數人隻在人堆裏站著，都聽陽明先生講學。
王守仁把眾人看了一遍，這才說道：“中華本是文明之邦，禮樂之源，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後，法家霸術橫行，正道日漸衰弱，孔子於春秋末年首倡儒學，孟子於戰國之初將其發揚光大，可到戰國末年，聖學已經衰微，到了秦漢之際，聖學中的‘仁義’根脈已失，邪說橫行天下。那些專以霸道詭術為能事的法家之徒竊取儒學之名，把一些看似儒學的東西拿來充數，表麵上假仁假義，其實全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於是有了一種東西，古人稱為‘儒術’，其實這種邪說是儒家之皮，法家之骨，所推行的盡是法家霸道之類，首倡此說的就是戰國名家荀況，而率先把這‘儒術’推行天下的就是漢武帝劉徹。”
聽到這裏，顧璘忍不住插了進來：“儒術’這一說我也知道，可是儒術和儒學都一樣是教人向善的，這上頭能有多大區別呢？”
王守仁冷冷地說：“東橋先生這話就錯了。‘儒術’和‘儒學’不但毫無相同之處，而且還是一對死敵！孔孟儒學講的是仁義良知，就像孔子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依著孔孟的本意，人們隻要在提煉良知這方麵下功夫，到後來人人可以成堯舜，個個可以做聖賢！可‘儒術’是個什麽東西？這種學說完全拋棄孔子孟子所奉行的‘仁義良知’，專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教條，把‘忠孝’二字擺在前麵，‘仁義’兩個字早扔進了糞坑！所以這‘儒術’與佛教、道教一樣，也是一個‘教’，可以稱為之‘儒教’。這儒教專以皇帝為教主，奉孔子為‘大神’，以朱熹的《四書集注》《性理大全集》為‘聖經’，把‘聖人境界’搞成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國’讓讀書人膜拜。不尊教主，不拜大神，不讀聖經的人考不了科舉，做不了官，隻有完全信了這一套的人才能中進士做翰林，當大官。這樣的人當了官，當然一心維護儒教，推崇儒術，這麽個搞法，世上還有孔孟仁義之學的立足地嗎？”
王守仁這番話不但顧璘聽得驚心動魄，就連追隨在王守仁身邊的弟子們也是聞所未聞。
陽明先生講透的，是中華大地上最沉重的一塊黑幕！這些話若傳出去，給皇帝知道了，立刻就要殺人滅口。今天陽明先生與故友論學，又喝了點兒酒，話說得太直了。幸虧對麵坐的隻是一位顧東橋，身邊圍著的都是陽明先生的弟子，這些話不管他們聽了之後信也好，不信也好，到底並未流傳出去。
話說到這裏，王守仁滿腦子都是想法，實在不吐不快：“自從‘儒術’橫行以來，天下人都把這邪說當成了儒學正道，人人為求一時之利，極盡傾詐之謀，攻伐之計，欺天害人，鬥爭劫奪，不勝其禍，結果怎樣？中華禮儀之邦漸漸淪為禽獸夷狄一般，人心敗壞，天下大亂，朝代更替，百姓被屠，這都是霸術帶來的禍害！”
“儒術邪說有這樣的危害，那些大儒大賢又怎能不知？自漢唐至今，這些大儒搜集前輩典章，掇拾修補，也算是盡了心力。可惜聖學已經衰微，霸術邪說流傳已久，積習已深，就算那些大儒大賢，往往也不免被邪說汙染，本想恢複孔孟儒學的真麵目，誰知反而助紂為虐，做了霸術的代言者。於是有了訓詁之學，記誦之學，辭章之學……紛紛雜雜亂七八糟，一個個都想爭奇鬥巧，誇耀自家，貶低旁人，簡直不是做學問，不是用功夫，而是耍猴兒給天下人看！後來的讀書人也全被這些訓詁辭章之學所騙，悶在家裏做空頭學問，千年以來害了多少人！如今孔孟的‘仁義’之學越來越衰敗，社會上到處是追逐功利的邪人邪說，功利之毒已深入髒腑，人人都背棄良知，不講仁義，就連做手藝的工匠也要摻假，做買賣的也學會了欺詐賄賂，當官的更是無恥，不去為民造福，隻知道削尖了腦袋往上爬，當縣官的想升知府，升了知府又想升按察，升了按察就想當巡撫，巡撫還沒當上呢，隻怕已經生了當閣老的野心。這幫人心裏邪惡無比，嘴上卻假仁假義，說什麽‘我當官是要為天下人謀福利的’。其實他心裏全是私心私欲，哪有一點兒為百姓的良知？社會危機到了有目共睹的地步，再這樣下去後果會是什麽？真不敢想像了！”
“我所說的這個‘正本清源’的道理很重要，如果不能把這個道理講透，儒學就會被越搞越偏，天下讀書人想真正理解孔孟儒學就會越來越困難。因為社會上教給人的是一種蒙昧良知、貪圖私欲、追求功利的壞學問，在這上頭功夫下得越足，人就變得越壞，最後，讀書人全成了禽獸畜生，幹著最混賬的事情，還以為從事的是‘聖人事業’！這個正本清源的辦法講不透，天下人就沒有救！就算我豁出這條命不要，拚命去講學，也救不了別人。”
陽明先生的話聲聲血淚，把社會積弊一語說盡，坐在對麵的顧璘聳然動容，聽講的弟子們也都唏噓不已。
王守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又緩緩說道：“幸虧良知在人，無論如何，不能泯滅。聖人之學講的就是一個良知，所以聖學的火種仍然深藏在人們心底，無論如何不會泯滅，這個‘不能泯滅’就是有救的意思。如今的關鍵就是要找到社會的病根，開出一劑正本清源的良藥，把這儒術邪說、功利思想清掃幹淨，這才能正風氣，挽危局，救萬民，於你於我於天下人都是大好事。”
顧璘在一旁問道：“你所說的‘正本清源’的良藥是什麽？”
“自然是個良知。”
王守仁平定心神，對眾人說道：“良知本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是人生之準則，是我們心裏的一根定盤針。孔孟倡導聖學，成仁取義，都隻是‘良知’二字罷了。君王心裏有了良知，他的心就與天地萬物成為一體，他看待天下人就沒有內外遠近之分，把所有人都當成兄弟兒女一般，平等相對，赤誠相待。學子心裏有了良知，就能知道‘仁義’，遠離訓詁辭章之類無用的學問，憑著心底固有的良知體認社會，知行合一，自然能有一番成就。學校裏注重培養人的品德，既而分門別類施以教化，不看學校要教什麽，而看學生們想學什麽，因材施教，使學生各有所成。官員們心裏有了良知，就隻知道為百姓做事，其他雜念私心自然消除，於是同心同德，齊心協力，隻為使百姓安居樂業。做工的人心裏有了良知，就把工作當成樂趣，繁難之時不覺得累，平凡瑣碎亦安之若素。做官的不因自己是官員就高高在上，弄權欺人，百姓們也不自卑自賤，這就好像眼睛能看東西，卻不能提東西，手不能看東西，卻可以提東西一樣，眼睛和手雖然分工不同，其實意義相同。官員是眼，百姓是手，有眼無手不行，有手無眼也不行，所以大家皆是平等，並無高低貴賤之分。隻知道兢兢業業，不會互相攀比，也無虛榮爭競之念。”
陽明先生所描述的是一個由仁義良知構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君王仁德愛民，官員不能弄權，百姓不受役使，所有人親如一家，各安其業，這正是孔子所說的“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狀態，又有一個說法，叫作“大同”。
這個天下大同的社會狀態，是中國人追求了兩千多年的精神家園，可兩千年走下來，“大同”離我們越來越遠，到後來人們都不再相信有這回事了。其實中國人無法實現精神理想，最大的原因就是：講求仁義良知的孔孟儒學，早已被講求霸道獨裁的“儒術”邪說掩蓋了。
現在王守仁說出這麽一番話來，裏裏外外隻是圍繞著“良知”二字，簡潔明了，而且無可辯駁。因為即使最邪惡最奸詐最卑鄙的人，當著眾人的麵，他也不敢說自己沒有良知，不講仁義——雖然背後他可能會這樣做，可當著大家的麵，他絕不敢這樣說。
於是從理論上說，良知之學真的可以確立，仁義之道真的可以傳揚，君王、官員、學子、商人、手藝人、農夫人人都可以把良知當準繩，憑良知去做事。若真如此，則“大同”境界必能實現，“天下歸仁”必能達成。
聽了陽明先生這些話，在場諸人一個個心向往之，難以自已。王守仁也覺得胸中火熱，定了定神，又緩緩說道：“當今世道早已敗壞，在這種時候談論聖人之學，宣講仁義良知，很多人根本不聽，甚至當成笑話。想傳播孔孟儒學的人難免要碰壁。可無論如何，我們心裏總要抱著希望，因為良知在人，無論如何，不能泯滅。天下有誌之士看到我這個正本清源的藥方子，必然悲喜交集，豁然醒悟，憤然而起，身體力行！所以天下事總有希望，我們這些人永遠不要灰心。孔子弟子曾子說：‘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句話放在孔子和曾子身上合適，放在我們身上也合適！咱們這些人既然接受了良知之學，就要把良知功夫一直做下去，做到底！不計得失，不問成敗，隻求個‘死而後已’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