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過自新

早先王守仁講學，主要講的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但隨著陽明先生不斷提煉良知，學問日益精進，到嘉靖三年，又提出一個“致良知”的口號來，把“知行合一”更升華了一步。從此王守仁講學的內容漸漸由“知行合一”轉為專講“致良知”的學問了。

至於北京城裏的那場政變，以及嘉靖皇帝怎樣打人殺人，王守仁隻是略有耳聞，連詳細情況也弄不清，也不怎麽放在心上。就這麽過了些日子，這天忽然有一人登門拜訪，正是當年在北京城裏結識的老朋友黃綰。

正德五年王守仁平反昭雪，重新回京城做官的時候曾經和湛若水、黃綰一起在大興隆寺講學，湛若水在學問上見識高超，與王守仁不相上下，黃綰則略顯不如，而黃綰這個人又謙虛，就拜在王守仁門下做了學生。但王守仁不好意思把黃綰當成學生看待，隻把他視為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後來王守仁外放滁州管理馬政，黃綰則一直留在京裏做官，這十多年兩人再沒見過麵，一開始常有書信往來，時間長了，因為離得遠，又都忙，漸漸信也寫得少了。想不到王守仁在家賦閑的時候黃綰忽然上門拜訪，故友重逢十分歡喜，王守仁忙把黃綰請進內室對坐傾談。

說了幾句閑話，話題漸漸談到學問上來了。王守仁問黃綰：“宗賢這些年在京城事忙，還有時間與人講學嗎？”

黃綰笑道：“我那點微末道行哪敢在先生麵前賣弄。自從在京城聽先生講‘知行合一’的道理之後，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關起門來痛下了一番克己功夫，十多年積累下來，也略有所得。”

王守仁是個上進不息的人，最喜歡聽這些話，忙問：“你是怎麽用功的？”

黃綰笑著說：“學生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理良知最容易蒙昧，就想了一個辦法：在家裏專門修了一座小院，平時不準別人進來，院裏又建一所靜室，室中不設燈火，隻有一桌一凳，牆上懸掛至聖先師孔子畫像。每有空閑的時候就進入靜室，關閉門戶，不受外人打擾，也不點燈火，隻管一味靜思，把平時所作所為都細細想上一遍。又在桌上放兩本簿子，一本叫作‘天理簿’，一本叫作‘人欲簿’，靜坐冥思的時候想起一件事，覺得符合天理，就在‘天理簿’上畫一筆，覺得自己處事之道不合天理，就在‘人欲簿’上畫一筆。因為室內不見燈火，自己也不知道是‘天理’多還是‘人欲’多。等靜坐夠了時辰，把自己心裏的事都想透了，這才點起燈來細數簿子上的筆畫。如果‘天理簿’上的筆畫多，也就罷了，如果‘人欲簿’上的筆畫多，就說明人欲壓過了天理，這時就要自我譴責，在孔聖人像前罰跪，或跪一個時辰，或跪幾個時辰，甚至徹夜長跪不起。若覺得人欲太盛，難以克製，就自己禁食，或一日不食，或兩三日不食，非要逼得心裏邪念退去才罷。有時候邪念太強，竟不能製止，這時就脫了衣服拿荊條抽打自己的身體，一邊打一邊在心裏自問自責，以求一個正心正念，自我覺醒。”

黃綰說出來的這套“存天理滅人欲”的辦法，竟與宗教中崇拜神主自我悔過的儀式極為相似。用罰跪、禁食、自傷自殘的辦法打擊自我意識，強調意念上的絕對服從，照這樣搞下去，不但找不到內心深處的良知，反而有可能極度壓抑人性中的自我，培養出一種可怕的偏執，甚至對精神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

黃綰所說的這套東西並非他首創的，其實古今中外有多少無知無識的迷信者就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崇拜偶像，折磨自身。隻是黃綰竟把這套迷信荒誕的東西用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哲學思考上來了，這是要把儒家學說從實用救世的正途引向“儒教”的邪路！

自從儒家學說被官方壟斷之後，早就離經叛道成了邪說。其中，把孔丘這位哲人當成“神仙”去敬拜，與天下人崇拜皇帝這個“活神”是異曲同工的。黃綰這套莫名其妙的做法正是強化了“儒教”這個概念，真正把儒學當成宗教來搞了，這與王守仁倡導的在現實生活中做“致良知”的功夫，分辨善惡、提純良知、勇於護正、敢於驅邪的心學理念格格不入！

早年黃綰與王守仁、湛若水在京城講學的時候，雖然見識不如另兩位高明，可也不至於墮落至此，想不到十來年不見，黃綰竟搞出這麽一套“學問”，王守仁目瞪口呆，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了。

王守仁在外地做官，哪裏知道京城的事。其實黃綰是個喜歡追求名利的人，這些年他在京城裏一直都在講學，講的也就是他剛才所說的這套恐怖的“學問”，而且信眾頗多，黃綰也因此成了一位名人，甚至也有人稱其為宗師。

其實黃綰搞這套東西並不真是要強化天理，打擊人欲，他是做戲給別人看呢。因為黃綰心裏的人欲比誰都強烈，一天到晚都在想著怎麽升官發財。可惜此人時運不濟，在正德一朝混了多年，並沒得到升遷，直到嘉靖皇帝登基，因為“大禮儀”跟內閣輔臣們爭鬧起來，又有張璁上了《大禮或問》的奏章，立刻得到皇帝的器重。黃綰這個不得誌的小官兒看準了時機，也步張璁的後塵上奏支持“大禮儀”，從此和張璁交了朋友，結了黨，也因此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賞識。

可惜，在這一階段以楊廷和為首的閣臣勢力仍然很強勢，張璁支持皇帝“大禮儀”卻沒站住腳，被楊廷和趕到南京去了。而黃綰做小人的本事沒有張璁那麽強，膽子沒有張璁那麽大，眼看內閣發威，張璁失勢，一時錯估形勢，認為皇帝與內閣硬碰硬不是辦法，不如采取折中之策為好，於是在一群小人們又一次上奏請求把嘉靖皇帝的親生父親興王朱祐杬靈位迎入太廟的時候，黃綰上奏認為不可，希望皇帝辦事不要操之過急。哪知嘉靖皇帝是個極為強硬的人，不但不打算對閣臣們示弱，反而下了打擊朝臣的決心，黃綰的奏章不合時宜，頓時觸怒皇帝，不由分說，一道聖旨把黃綰貶到南京做了刑部員外郎。

員外郎本就是個閑差，到南京去做官更是閑中之閑。黃綰剛在皇帝麵前得寵，忽然遭貶，一時不知自己錯在何處，眼看因為追隨張璁而被閣老厭惡，皇帝又貶了他，覺得在朝廷裏混不下去了，幹脆上奏辭官，回家躲了起來。

黃綰回江南地區的龍岩老家沒多久，嘉靖皇帝就在京城發動了政變，罷黜閣老，捕打群臣，張璁、桂萼這些支持“大禮儀”的有功之臣個個飛黃騰達，偏是黃綰因為看錯一步棋，說錯一句話，不但沒撈著一點好處，反而弄得連官都沒得做，這份懊喪真是難以形容。

好在黃綰是個機靈人，知道皇帝剛剛收拾了一批大臣，朝廷裏空位子極多，自己仍然有機會擠進去撈個官做，就仗著以前的舊交情去巴結因為“大禮儀”之功從一個剛考中的進士直升到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的張璁。

此時的張璁正好也遇到麻煩。他是靠著“大禮儀”拍皇帝馬屁升上來的，最得嘉靖皇帝寵信，嘉靖皇帝為了鞏固皇權，也打算讓張璁繼續往上升，最後幹脆讓他擔任內閣輔臣最好。可是楊廷和時代內閣曾有四位輔臣，分別是楊廷和、毛紀、蔣冕、費宏，現在這四個人已經被嘉靖皇帝趕走了三個，剩下一個費宏在擔任內閣首輔，而費宏對張璁十分厭惡，有此人在，張璁想繼續往上爬也不容易，於是張璁就想找一個能和自己拉上關係的重臣出山，把費宏這位閣老頂下去，如此一來，張璁通往閣臣的大路就順暢了。

張璁想拉攏的人，正是在紹興講學的王守仁。

張璁和王守仁之間有三層關係：第一，王守仁是浙江山陰縣人，張璁是浙江永嘉縣人，兩人算是老鄉；第二，王守仁半生都在大講良知之學，張璁雖然對“良知”沒什麽興趣，可他在四十七歲中進士以前也在家鄉辦了個“羅峰書院”，以講學糊口，大家都是講學的，算是“同行”；第三，張璁和王守仁曾經見過一麵，雖然兩人根本沒談什麽，可連麵都見過了，當然算是“故交”。

同鄉，同行，故交，有這三條，張璁覺得自己和王守仁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親密，足可以成為同黨了。王守仁是早年就被嘉靖皇帝看重的一位能臣，資曆極深，功能很大，隻要此人出山，入閣絕不是問題，隻要皇帝一點頭，王守仁接替費宏擔任首輔也是遲早的事。如果張璁把王守仁捧進內閣，等王守仁當了首輔，張璁也入內閣做個次輔，應該問題不大。

有了這個想法，張璁就開始打王守仁的主意。

可張璁也不是傻子，知道以他的名聲、品行、嘴臉、用心，王守仁未必肯搭理他。所以張璁不敢親自出馬，倒把拉攏王守仁的任務交給了黃綰。黃綰和王守仁既是師生又是密友，關係很好。現在黃綰又急著想複出做官，正在巴結張璁，加之在黃綰想來，內閣首輔！誰不想做？自己奉張璁之命來捧王守仁做內閣首輔，王守仁當然會踴躍而起，立刻進京。將來王守仁和張璁都成了閣老，吃上了肥肉，黃綰也能落一碗“肉湯”喝喝，豈不美哉？

想到這兒，黃綰也就把話說到正題上去了：“自嘉靖元年先生回鄉丁憂守製，至今數載，不知先生聽說京城裏的事沒有？”

黃綰所說的京城裏的事當然是指“大禮儀”之事。這件事前後鬧騰了三年多，先是閣老壓住皇帝，後來皇帝又扳倒閣老，來來回回幾次波折，王守仁雖然僻居江南，對這件事的內幕不能盡知，多少也有耳聞。現在黃綰問他，王守仁隨口答道：“京城裏的事我也聽說了。”

黃綰立刻問：“對此事先生是怎麽看的？”

“大禮儀”事件是閣臣與皇帝角力，雙方都有私心，所爭的又純粹是個私利，王守仁對這事心存鄙夷，不願意談起，隻說：“略有耳聞，不知其詳，也說不出什麽意見來。”

王守仁話裏明顯帶有推托之意。可黃綰特意到紹興來見他，就是要讓王守仁在“大禮儀”事件上表個態，有了這個態度，黃綰和張璁這些人才好在皇帝麵前舉薦王守仁。於是不厭其煩地解釋道：“先生遠在浙江，對京裏的事所知不詳。陛下初登大寶，楊廷和身為閣臣竟出言不遜，勸陛下奉孝宗弘治皇帝為父，以大行正德皇帝為兄，而將陛下生父稱為‘叔父’，此是逆天道，悖人倫，陛下是個至仁至孝的聖君，當然不肯，意欲尊生父為皇考。當時陛下念在楊廷和是三朝舊臣，於國有功，滿心想要好生與他商量，哪知楊廷和鬼迷心竅，一意孤行，堅持悖論，正直官員皆不齒其為人，於是張璁學士乃進奏章，其中有言：‘聖考隻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有此一折，‘大禮儀’之事初定，而楊廷和亦遭罷黜。先生覺得張璁學士所說的‘統、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一句有道理嗎？”

黃綰把話說到這裏，他的意圖也就挑明了。

所謂“大禮儀”事件，說穿了就是嘉靖皇帝本為藩王之子，在北京城裏沒有親信黨羽，為了穩固手中的皇權，已經到了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地步。為了坐穩皇位，這位年輕的皇帝已經下決心要把朝廷裏所有重要官員全部更換一遍。一直換到朝堂上舊臣盡廢，爬上來的全是嘉靖皇帝的親信為止。爭權奪利以至於此，卻拿著“統嗣之爭”當幌子，假裝成“至仁至孝”的聖主明君，嘉靖皇帝的嘴臉也真夠可恥的。就是這麽個皇帝，今天為了奪權可以政變，明天穩固了皇權，他將怎樣治理這個國家，不用說，別人大概也猜得出來了。

黃綰在王守仁丁憂將滿的時候上門拜訪，又專門來問此事，往上爬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而黃綰剛才拿張璁《大禮或問》裏的話來問王守仁，這也讓王守仁看明白了，黃綰往上爬的時候，抱的就是張璁的大腿。

張璁這個人，王守仁與他略有一麵之緣，卻不熟識，現在更是不想和他打交道。黃綰是王守仁的故交，可王守仁卻清楚地感覺到，這位黃宗賢的心已經變了。

人都會變，這不奇怪，變好或變壞各有原因，也不奇怪。但王守仁是位講學的宗師，一向認為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所以在王守仁想來，人不是那麽容易變壞，就算有些壞了，也不至於壞到多麽徹底，總還有救。

“大禮儀”事件是個糞坑，王守仁絕不願把自己的腳踩進去，與張璁、黃綰這些人結黨，靠巴結皇帝博一個高官厚祿，王守仁更是連想也不去想。可是對嘉靖皇帝，對黃綰，甚至對那個天下聞名的卑鄙小人張璁，王守仁卻沒有徹底絕望。

於是王守仁沉吟良久才緩緩說道：“宗賢，你說的這些事我並不了解，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但剛才宗賢對我說起天理、人欲的話來，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這些事，略有心得，不妨和你說說。”

王守仁對於“大禮儀”避而不談，卻回頭去談什麽天理人欲。黃綰知道王守仁這是避重就輕，卻也不著急，笑著說：“願聽先生高論。”

王守仁又想了想，對黃綰正色說道：“早年我被貶到龍場做驛丞，無意間悟到一個‘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道理，這個‘吾性自足’說的就是人心裏的良知，‘不假外求’，是因為良知自在人心，足能明白善惡，一個人隻要實心實意依著自己的良知去做事，見得是，就說一個是，見得非，就說一個非，何等簡易明白！後來我又從這上頭推導出一個‘知行合一’，先前想得還簡單，隻是把‘知’與‘行’合為一體，以修補朱熹學術上的漏洞，可後來又經過無數的事——也算是個磨煉吧，漸漸地竟發現‘知行合一’的道理與我早先所想不同，這‘知’分明是個‘良知’，這‘行’也是行一個‘良知’，與學術並無瓜葛，全是在實際生活中用功夫。再往深處一想，就發現‘知行合一’四個字可以應驗在所有人身上。做官的，做買賣的，做手藝的，種田的，人人都要‘知’個良知，‘行’個良知，哪怕不讀書，不識字，做人做事也不在這四個字之外。於是我反複品味‘知行合一’四個字，品味到極深處，就在前幾日，忽然又在心裏生出一個念頭，卻隻有三個字，叫作‘致良知’！”

“致良知”三個字確實是陽明先生在不久之前剛剛體悟到的。自從得了這三個字，王守仁如獲至寶，把這三個字放在心裏，回頭再看以前悟到的心學內容，事無巨細，理無精粗，全部包容在“致良知”之內，興奮至極！從此學術為之一變，“知行合一”四個字談得少了，凡與弟子朋友講論學問，隻談“致良知”而已。

現在黃綰初次聽到“致良知”三個字，完全不能領悟，忙問：“先生說的‘致良知’究竟做何解釋？”

“致良知”三個字是對王守仁一生學術心得的一個完美總結，其中包羅萬象，卻又簡潔明了，一說就透，一點就通。可王守仁已經看出黃綰這個人“官”迷心竅，私欲極盛，和他說平常的道理沒有用了。對此人，必須對症下藥，針對他的病根子說些厲害的話，也許黃綰會略有醒悟。

就算黃綰毫不醒悟，王守仁把這些話說出來，黃綰也該知道陽明先生的心意，不會再拿功名利祿來勾引陽明先生，讓他去附和什麽“大禮儀”，捧嘉靖皇帝的臭腳了。

於是王守仁看了黃綰一眼，把臉色盡量放和緩些，柔聲細氣地說：“我近來閑著沒事，寫了一篇小文，宗賢可以看看。”起身在滿屋字紙堆裏找了半天，翻出一張紙來遞給黃綰，隻見上麵寫著：“悔者，善之端也，誠之複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

這篇小文寫的是“悔過”的重要性，言辭之間道理深邃，意思直白，可以掛在壁上當座右銘。可這篇小文章裏透出來的卻是一股告誡的意味，黃綰心裏隱約覺得不是滋味兒。看罷多時，沉吟不語。

王守仁笑著問：“宗賢以為這篇文章如何？”

黃綰眉頭微皺，半天才勉強說了聲：“甚好。”

看了黃綰的臉色，王守仁就知道這篇文章多少觸到了黃綰的痛處。於是接著說道：“天地之間有萬物，其中人是個靈長，為什麽人能成為萬物靈長呢？就因為咱們身上有一種高尚的稟性，這稟性得天地之造化，得日月之靈明，故爾與天地同大，與日月同光，宗賢知道我說的這一種稟性是什麽嗎？”

王守仁半生講學講的是什麽，黃綰當然知道，毫不猶豫立刻就說：“先生說的自然是人心裏的良知了。”

王守仁微笑著點點頭：“對。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得天地造化，取日月靈明，心裏有了這一點良知。這良知既是天地日月造化的靈物，自然至善無惡，至粹無瑕。可人生在世間，總要有諸多經曆，一入世俗，難免為氣質蒙蔽，被物欲牽扯，時間一長，良知漸失，卑鄙荒謬的私欲漸盛。其中有一些人竟然蒙昧了良知，心甘情願去做小人。結果墮落至極，竟似無可救藥，表麵看起來是人頭人身，著衣踏覆，冠冕堂皇，形容內心早已淪落得如同禽獸一般，這樣的人宗賢見過嗎？”

王守仁是個脾氣剛烈的“狂者胸次”，雖然他壓住心裏的火氣，盡量把話說得委婉，可說出的話還是讓黃綰一愣。

王守仁也知道自己這話說得太硬，從心裏並不願意讓黃綰這個老朋友難堪，也不等黃綰往深處想，立刻接著說道：“孔夫子早就說過，中行之輩找不到，狂者、狷者似乎也不多，滿世界都是小人。可見自古以來天下就是這樣，小人太多，對此連孔聖人都沒辦法。可我卻想，人心裏的良知得天地造化，日月靈明，長存不昧，就算是個禽獸一樣的小人，他心裏也有良知。所以天下人個個都可以救，就算禽獸一樣的東西，也是可以救的，宗賢覺得是不是這樣？”

到現在黃綰還鬧不明白王守仁話裏的意思，隻得點頭答道：“先生說得對，良知在人心常存不滅，所以天下人無論如何邪惡，總還是有救的。”

王守仁點點頭：“宗賢這話說得好，良知在人心常存不滅，就像一麵明鏡，哪怕被塵土蒙蔽，其光體仍在，就像一顆寶珠，就算被扔進了糞坑，其寶氣長存。隻要把明鏡上的塵土拭去，寶珠上的汙穢擦淨，則寶氣光華自然重現，而且如同當初一般，絕不會有絲毫損壞。世人都知道鏡子髒了要擦，卻不知道良知蒙蔽了也要擦拭，這真是件怪事了。所以我平時講學時常說：‘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找一個最要緊的地方動起手來，就能根治一切病患，使人心如明鏡磨光，寶珠擦亮，良知重現，頓時棄惡從善，出離小人而成為君子，這個治人心病的方子一共隻有四個字，叫作‘悔過自新’，隻要依此去做，頓時起死回生，不知宗賢以為如何？”

若在早前，黃綰這個人還沒墮落到今天這步田地，王守仁說的話他是真能聽懂的。可現在的黃綰卻連一半也聽不懂了，迷迷糊糊地問：“先生說‘悔過自新’能讓人起死回生，究竟是何意？”

王守仁笑道：“我剛才說了，心學要旨總結起來隻是三個字，叫作‘致良知’，簡單地說，就是把良知提煉到極精極純。而良知不過是知善知惡，知道是善的就維護，知道是惡的就驅除，這是個簡單的法門。可宗賢知道世上最難做的良知功夫是什麽嗎？就是‘悔過’！比如一個人，傾盡一生之力做了一個事業出來，做的時候完全是一番良知，以為此事最好，可做到後來忽然發現，原來這竟是一個害人的事業！到這時回頭一看，幾十年光陰都虛擲其中了，一生歲月都放在裏頭了，可事情卻做錯了，怎麽辦？若自己說一聲‘錯’，頓時前功盡棄；可若不認錯，咬著牙隻管把這錯事辦到底，卻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就這麽一直混了下去，那麽這個人會怎樣選擇？是把一生事業榮辱全都放下，坦然認錯悔過，還是裝個糊塗，繼續錯下去？在這上頭才真能見到他的良知功夫！”

聽了這些話，黃綰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答。

王守仁也不用黃綰回答，隻管自說自話：“一個真正立下‘成聖賢’的大誌，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人生準則去遵守的人，他是必然要下‘致良知’功夫的。當發現自己做了多少年的事業竟是錯了，這個人必能拿出天大的勇氣做一個自我否定，誠心實意地認錯，先對自己的良知認了錯，再老老實實對天下人認錯。犯的錯越大，認錯時越要誠懇，要把錯認到實處，認到底！這才是‘致良知’。可很多人平時倒有勇氣，讓他維護善，他敢維護，讓他驅逐惡，他敢驅逐，到了讓他自己認錯、否定自己的時候，他的勇氣就沒了！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此人心裏想：‘我已經犯下如此大錯，就算認錯，天下人會原諒我嗎？到時候天下人人都來罵我，人人都要罰我，父母妻子也要嫌棄我，厭惡我，這可怎麽得了？倒不如趁著別人不知道我犯了這個錯，裝個糊塗，掩蓋過去吧。’殊不知，他犯的大錯其實別人未必不知道，就算今天不知道，日後也必有揭穿的一日，那時候天下人咒罵他，怨恨他，再也不可能原諒他了！可這個人若能憑著良知誠心認錯，頓時由小人一變而為君子，父母家人，親戚朋友，乃至天下人，一開始也許會責備他幾句，可最終都會諒解他。所以古人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那些有大錯而不知改悔的人，已經墮落成了禽獸，可若能誠心改錯，隻要說一句話，立刻從禽獸小人一躍而為正人君子，不但世人最終不怪罪他，就連天地鬼神都來佑護他，而此人自己更是良知躍然，襟懷坦**，於是此人或許失了事業，失了金錢，卻得了一個精純無比的良知，直達聖人境界！於是天地造化使其寧靜，日月精華使其安詳，所得所失互相比較，失去的不過一團汙穢，得到的卻是一塊純金！你說這‘悔過自新’四個字是不是很了不起呀？”

到這裏，王守仁把想說的話都說盡了，黃綰卻已變得像個木偶一樣，隻能呆呆地說：“先生說得在理。”

這時候黃綰也終於明白了陽明先生的心意。

人都有自我意識，良知則是“自我意識”的定盤針。以良知為準繩的自我意識就是人生的誌向和意義，“致良知”是我們生而為人唯一的事業。而悔過自新，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

王守仁這話是對所有人說的，天下間無論士農工商百工百業，人人如此，絕無例外。可王守仁這話更是對嘉靖皇帝說的，是對張璁說的，也是對黃綰說的。若嘉靖能悔過，張璁能悔過，黃綰能悔過，善莫大焉……

隻可惜嘉靖皇帝、張璁、黃綰都是蒙蔽良知、放縱私欲，死心塌地絕不悔改的人。對他們說悔過，實在也是白說。

到這時黃綰的臉色已經不那麽好看，也知道再勸王守仁出來奉承皇帝，謀那個內閣輔臣的位子，根本不可能了，幹脆不再提起此事，又和王守仁說了幾句閑話，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離開紹興，到京城巴結他的主子、做他的官去了。

黃綰走後不久，王守仁的弟子方獻夫又從京城來信，所說的內容和黃綰一樣，也是想請王守仁就“大禮儀”一事發表意見，以此奉承嘉靖皇帝。

方獻夫是廣東南海人，早年擔任吏部員外郎的時候恰逢王守仁在京講學，方獻夫聽講後十分仰慕，就拜在王守仁門下做了弟子。後來因為做官不得誌，幹脆告病辭職，在家鄉讀了十年書，做了十年學問。直到嘉靖年間才又複出。正趕上“大禮儀”事發，方獻夫覺得是個機會，立刻步張璁、桂萼後塵，上奏支持嘉靖皇帝，由此得到重用，緊隨張璁之後做了詹事府少詹事。

作為一個靠著“大禮儀”從底層爬上來的官員，方獻夫很自然地被朝中大臣們鄙視，不得不與張璁、桂萼、黃綰等人抱成一團結黨自保。但方獻夫的心思與張璁、桂萼略有不同，說起邪惡凶殘不及這兩個人，辦大事的時候倒比這兩個東西強些，於是方獻夫表麵與張璁結黨，暗裏卻想獨樹一幟，在朝廷中創一個自己的體係，就把眼睛盯上了在家賦閑的恩師王守仁，想把王守仁捧進內閣，他這個學生再以“捧先生入閣”的功勞為資本，在眾多陽明弟子中成為首領，然後就以這些師兄師弟為核心，織起一張屬於他方獻夫的關係網，再和張璁、桂萼爭寵，機會到了，自己也做一回閣老，當一回大學士。

方獻夫的主意並不新鮮，早在孔夫子活著的時候，他門下就出過這樣不肖的弟子，《論語》中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卻並未注明這不肖弟子究竟是誰，隻是以“二三子”這個模糊的說法替代。

對方獻夫的心思王守仁看得很清楚。既然前麵他已經回絕了黃綰，現在當然也不會順著方獻夫的意思。於是回了一封信，告訴方獻夫，自己身體有病，難當重任。也請方獻夫不要再為此事來信，給陽明先生找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