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者，狷者，鄉願

朝廷裏天翻地覆，鬼哭狼嚎，千裏之外的浙江紹興府卻風輕雲淡，水波不興。王守仁每天到光相橋下的書院裏講學，師生和樂，無欲無思。

自從冤屈昭雪，官複原職，在京城大興隆寺講學至今，王守仁已經把講學當成比做官更要緊的事，走到哪兒就把學堂辦到哪兒，早先提出的良知、立誌、知行合一等學說內容也漸漸被天下學子們接受。現在王守仁在紹興開講，天下學子紛紛慕名而來，一時間紹興城裏學子雲集，書院之中人滿為患。

這天兩個弟子王畿和錢德洪一起來找王守仁，一見麵就說：“我們想在先生麵前請教一個問題：孔子讚揚狂者，以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我們讀《論語》之時對此處每每不能理解，先生對此怎麽看？”

原來《論語》裏有這樣一段話：“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意思是說，孔子覺得中庸至聖的高人平時很難遇到，那麽交朋友的時候寧可選擇“狂者”和“狷者”來交往。同時孔子也對這兩種人提出了一個建議，認為“狂者”應該不斷進取，而“狷者”至少應該保持道德底線，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對於孔子這段話古人的解釋倒也清楚，其中朱熹的說法最有代表性，認為“狂者，誌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意思是說狂者誌向高遠，行為坦**，毫不掩飾；狷者誌向不夠高，能力也有限，比狂者保守得多，但狷者至少還能做到潔身自好，不與身邊的壞人同流合汙。

狂者有誌向，坦**而真誠，狷者雖然平凡一些，至少懂得道理，有原則底線，不肯與世俗之輩同流合汙，這兩種人是孔子所欣賞的。

話雖是這樣說，其實對於“狂者”二字古來爭議頗多，主要是因為中國人講究一個謙遜，對於誌向高遠而毫不掩飾的人有些不能理解，甚而厭惡他們，於是學子們雖然知道孔子欣賞“狂者”，對這位至聖先師的話不敢提出異議，可私下裏卻往往不以為然，認為“狂者”囂張浮躁，不可理喻，所以世上敢以狂者自居的人極少。

王畿和錢德洪都是陽明先生的同鄉，年紀不大，追隨陽明先生求學的時間也不長，在陽明門下弟子中都是出眾的人才。可這兩人對孔子的“狂者”一說也不太認同，所以就此事來向陽明先生請教。

對弟子們的想法王守仁是知道的，笑著問他們：“你們說不能理解孔子的意思，究竟是對‘狂者’、‘狷者’都不理解，還是唯獨不能理解‘狂者胸襟’呢？”

王守仁這一問甚巧，兩個弟子略想了想，同聲回答。王畿說：“都不理解。”錢德洪卻說：“狷者’好懂，隻是‘狂者’不解。”

隻這一個回答，王畿和錢德洪性格上的不同就顯示出來了。

王畿這個人頭腦聰明，思維敏捷，平日對陽明先生講的道理領會得快，但言行之間略顯虛浮些。錢德洪老誠沉穩，思路上略顯保守，但品性極厚重，有什麽說什麽，一點也不會打埋伏。現在王畿說他對狂者、狷者都不理解，其實是對這兩者都有所理解，隻是解得不透。錢德洪卻說“狷者好懂，狂者不解”，這是一句老實話，毫不摻假。

王陽明笑著說：“在孔夫子眼裏，世人原本隻分為兩類，不是狂者就是狷者。然而假如狂者不能銳意進取，狷者不能堅守準則，就有可能墮落而為‘鄉願’。所以要解開這個謎，不能單講‘狂狷’，還要加上‘鄉願’兩個字才好。”看了兩個弟子一眼，故意問：“孔夫子對‘鄉願’之輩是怎麽說的？”

錢德洪忙說：“孔子罵鄉願一句話，說他們是‘德之賊也’。”

王守仁點點頭：“鄉願，德之賊也。’可這道德之賊是個什麽樣子呢？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吧：後漢三國時候曾出了一位著名的水鏡先生，為人處世特別圓滑，見人總帶三分笑，不管別人對他說什麽，他隻回答四個字：‘你這話對。’到後來連他老婆都看不下去了，責備他說：‘這些人大老遠跑來和你說事情，請教學問，都是誠心實意的，可你卻隻用’你這話對‘四個字敷衍人家，實在有些過分了！’水鏡先生聽了這話一點也不生氣，照樣笑眯眯地說：‘你這話也對。’把他老婆氣得沒話說了。”

王守仁講的故事有趣，錢德洪和王畿都笑了。

王守仁卻沒有笑，反而正色說道：“孔子所說的‘鄉願’就是這麽一種人：見了忠信廉潔的君子，他們就裝出一副忠信廉潔的樣子，嘴裏說的全是忠信廉潔的話兒；見了卑鄙邪惡的小人，他們就說些無恥下流的話來迎合小人。這麽一個人，你想找他的毛病，找不到，想斥責他幾句，也沒話可說。可是細想想，這些人在君子麵前假裝忠信，是想取悅君子，與君子結交，至少別讓這些君子責備他道德敗壞；他在小人麵前卑鄙下作，同流合汙，是要取悅小人，免得小人恨他，害他。這種圓滑奸詐的貨色，他的心早就被汙染了，你再和他說什麽立大誌，做‘致良知’功夫，完全是白扯！這樣的人，看似有用，其實早就廢了；看似活著，其實已經死了。就像水鏡先生之輩，其實他也有學問，也有見識，完全可以出來做事，可他卻選擇了圓滑，為什麽會如此？隻因為這些‘鄉願’心中已經完全失去了‘誌向’二字。他們是自己把自己放棄了。”

聽王守仁提起“誌向”來，兩位學生似有所感。錢德洪低頭想了想，笑著說：“先生平時常對我們說‘人人皆可成聖賢’，就是鞭策我等要立大誌。現在先生認為‘鄉願’之所以成為‘德之賊’，就是因為誌氣消磨，自誤自毀。那我是不是可以這麽說：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少年時立下的大誌？”

錢德洪這一問倒把王守仁問笑了：“你也知道我小時候‘立聖賢之誌’的事？”

其實錢德洪追隨陽明先生的時間還不長，隻是從別人那裏聽來一些關於先生的奇聞軼事。現在陽明先生一問，他倒不好意思說了，嘿嘿地笑著不言語。

王守仁卻把笑容收了起來，鄭重其事地對學生們說：“我這個人小時候與眾不同，淘氣得很，今天講到這裏，就說給你聽聽吧。”

聽陽明先生說要講小時候的故事，錢德洪和王畿都來了興趣，湊過來細聽。

王守仁又想了片刻，這才緩緩說道：“想必你們也知道，我父親是狀元出身，極有學問，我在父親身邊耳濡目染，讀書比一般孩子早，學問上比他們明白，詩詞文章也算過得去，別人或是覺得我聰明，或是看著我父親的麵子，個個都誇我，人人都慣著我，慣來慣去的，就把我慣壞了，不知道天高地厚，隻愛說些大話。有一回在學堂裏問教書的先生：‘什麽才是人生第一等事？’那位先生知道我父親是狀元公，就說：‘像你父親那樣讀書中狀元，就算是天下第一等事了吧。’哪知我當時說了一句：‘讀書考狀元不算什麽，’做聖賢‘才是人生第一等事！’先生嚇了一跳，就把這事告訴了我父親，父親聽了就笑話我，說：‘你也想做聖賢嗎？’我當時嘴上不敢說什麽，心裏很不服氣，心想：憑什麽我就做不得聖賢呢？”

聽了這話，錢德洪立刻高聲說道：“先生這話沒有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又說‘人人心中有仲尼’。先生為什麽就不能做一個聖賢呢？”

“人人皆可為堯舜”本是陽明心學一段要緊的內容，錢德洪毫不遲疑地說出這話，可見頗有膽量。王守仁最欣賞這種膽魄，微微點頭：“你這話也在理，可細想想，卻隻有一半的道理，另一半還不足。”

陽明先生平時講學，常對弟子們提起“人人皆可為堯舜”的話來，近些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口號，更是常用“滿街都是聖人”的話給弟子們勵誌。現在錢德洪把這個見解提出來，本以為先生一定會讚同，哪知王守仁卻說“隻有一半道理”，錢德洪忙拱手說：“學生願聞其詳。”

王守仁微笑著歎了口氣：“這件事還是在我身上說吧。我小時候對人說‘做聖賢是第一等事’，別人聽了有的讚我有誌氣，有的笑話我吹牛皮，這倒不要緊，因為我自己是認真的，後來我也曾經下苦功‘格竹子’，又狠狠讀過幾年聖賢書，苦苦鑽研晝夜不息，結果幾年下來怎麽樣？累得病了好幾場，到最後竟留下一個咳血的病根子！現在一入春還犯病呢。”

是啊，王守仁年輕時候為了實現自己心裏那個“格物窮理成聖賢”的傻誌向，在做學問上頭真正下過一番笨功夫，因為用功太狠，老父親都看不過去，命人把他讀書的蠟燭收起來，不讓他夜讀。可王守仁不聽勸，自己把蠟燭藏起來，等別人睡了，照樣秉燭苦讀，一連苦了幾年，“聖賢”沒學成，倒生了一場病，養了兩年才好，還落了個病根子。

這些年輕時的糊塗事兒，王守仁平時不對別人提起，他這些學生也不知道。現在王守仁把這些說了出來，錢德洪和王畿聽了都唏噓不已。

天下讀書人個個十年寒窗，誰沒下過苦功呢？像王守仁年輕時吃的苦頭，錢德洪和王畿未必沒吃過，所以他們知道陽明先生的苦處。

其實王守仁要說的並不是這個意思，見兩個弟子皺眉不語，怕他們在這上頭鬧誤會，趕緊又說：“我年輕的時候雖然自己說了個‘成聖賢’，其實並沒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做學問上頭，十來歲的時候，聽說蒙古人在長城外騷擾，我就想著投筆從戎做一個將軍，於是學習弓箭騎術，讀了好些兵書，可老父親不許我琢磨這些，逼著我讀書考進士，不得已，把這些任俠好勇之事都扔下了。後來我考中了進士，在工部觀政，在戶部當主事，沒什麽正經事做，就學著別人的樣子入了一個詩社，寫詩玩兒。哪知京城之地藏龍臥虎，在詩社裏讓我碰上了李夢陽、何景明、邊貢、顧璘、康海這些人，個個都是天下聞名的大才子！我寫的那些詩在小縣城裏拿出來一看是好的，可跟這些人一比，沒有才氣，弄了些日子覺得沒意思，就退出詩社。可是不寫詩又沒事可幹，怎麽辦呢？又想起小時候那個‘做聖賢’的誌向，就撿起來，苦學一回，學出一身病來。隻好又扔下，轉而學道，學了些日子又轉而學佛，經書讀了幾百本，滿腦子都是避世出家的怪念頭……”

陽明先生說到這裏，一旁的王畿忽然笑道：“這個我倒聽說過，先生當年參禪有了境界，曾經在杭州虎跑寺裏遇到一個和尚，三年不出房門，也不和別人說話，先生見了就大喝一聲：‘這和尚眼巴巴在看什麽，口裏絮絮在說什麽！’那和尚聽了，急忙起身和先生見禮。”

王畿的話還沒說完，王守仁已經連連擺手：“不提這些啦，說起來自己臉都紅。”話鋒一轉又回到正題：“我十來歲就在人前說下大話，要‘成聖賢’，可年輕的時候並沒真正在這上頭努力，一下子做這個，一下子做那個，弄到最後什麽也沒做成，隻做成了一個‘紈絝子弟’！整天浪**閑遊，一點也不踏實——後來我的老友湛若水說我年輕時有‘五溺’之病，就是在拿這個事兒說笑。那時若有人問我：‘你那做聖賢的誌向還要不要了？’我必然無言以對，因為我小時候立的大誌，到成年之後早就拋荒了。”把兩個弟子看了一眼，緩緩問道：“你們說說，我年輕時明明立了大誌，為何不能成事呢？”

陽明先生這一問十分深刻，錢德洪和王畿都不知如何回答，皺著眉頭想了好久，還是王畿腦子快，忽然答道：“先生那時候年紀小，對學問理解不深，腦子裏隻生出一個‘成聖賢’的空念頭，卻並不知道‘聖賢’是要做什麽，怎麽做。就因為這個誌向過於空泛，如同海市蜃樓一般，弄得長大之後無所適從，慢慢就把路走偏了。”

王守仁抬手一拍大腿：“說得對！我隻說要‘做聖賢’，卻不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大道理，沒弄明白‘聖賢’是幹什麽的，以為‘聖賢’就是出人頭地，就是讀書讀出別人不懂的道理；寫詩寫出別人沒見過的句子；談佛講道，讓別人以為我高深莫測，結果弄了一肚子私心，滿腦子雜念！這麽個糊塗人，哪能成‘聖賢’？現在回頭一想，真把人笑死了！你們說，我當時犯的是什麽毛病？”

不等王畿說話，錢德洪已經搶著說道：“先生這是‘知而不行，隻是未知’的毛病吧？”

王守仁點點頭：“你說得對，我年輕時叫囂空談，全不成才，變成了無用的紈絝，就是犯了這個‘知而不行，隻是未知’的毛病。”說到這裏，看著王畿，忽然問：“你剛才問我的問題是什麽？”

眼看陽明先生把話說到要緊處，卻忽然換了話頭兒，王畿一愣，半天才想起來：“我問先生‘狂者’的含義。”

王守仁點點頭：“狂者’究竟是怎樣的人，幾句話說不清楚，現在我把自己年輕時的故事講給你聽，你或許能明白。其實我年輕時就是個‘狂者’，頭腦中雖然隻有一個‘空念頭’，可這念頭畢竟也算是一個大誌向，我膽子又大，敢於對別人說起，甚至敢於去實踐理想，這麽一來，我這個人就直率坦**，心裏沒有不可告人之事，這時候的我就是孔子說的‘狂者’，隻要弄懂了‘聖賢’二字的真意，明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理，在這個基礎上再一努力，就能真正走上成聖之路了。就算我一時沒明白這個道理，可是隻要有這個‘狂者胸襟’在，至少不會淪為卑鄙的鄉願。”

王守仁把道理講到這裏，錢德洪這才明白：“這麽說來，‘狂者’是個成聖賢的坯子，雖然還不成器，畢竟清白幹淨，未被世俗汙染，但要真想成聖，還需要認真在爐火裏淬煉一回，這才成器。”

王守仁微笑道：“對呀！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就是這個意思。狂者，是個還未燒成器的坯子，隻要燒得好，立刻成器，所以狂者一定要有進取之心，敢入爐火，自我燒煉，千萬不能把個‘空念頭’放在嘴上，光說不做，就像我年輕時那樣，自己把自己耽誤了。狷者又不同，他們老實本分，天性固執，沒有狂者那樣的大誌向，這樣的人雖然平凡了些，卻也不能苛責他，孔子認為：‘狷者’隻要守住道德底線，不要失去原則淪為鄉願，就已經很好了。但孔子這話裏有一個伏筆，你看出來沒有？”

王守仁的問題時時出人意外，錢德洪忙問：“是什麽伏筆？”

在陽明先生這些弟子中，狂者、狷者、鄉願都有。其中像王艮、陳九川那樣的是狂者，黃綰之流後來淪落成了鄉願，而錢德洪，是個典型的狷者。

因為錢德洪的悟性不是很高，陽明先生對他講道理也不得不講得更直白些：“孔子在這裏講了，狂者必須有進取之心，狷者必須守住原則底線，那麽狂者若失了進取心會怎樣？狷者若守不住原則底線又會怎樣呢？”

錢德洪想了想：“隻怕會墮落成鄉願吧？”

王守仁連連點頭：“說得對！‘鄉願’不是天生的，而是變化出來的。很多人年輕時本是個誌向遠大的‘狂者’，可惜他們空言‘誌向’，卻不能明白‘立人、達人’的重要，結果努力多年，一事無成！到最後誌向全變成了空喊，變成了叫囂，自己十分鬱悶，不知出路在哪裏，旁人也覺得這個人隻會吹牛皮說大話，眼高手低，毫無用處，甚至覺得他吹牛皮的樣子很討厭，把他視為敗類。久而久之，這個人的誌向漸漸摧折，人也頹唐不堪，到最後，有不少人都淪為鄉願了。我們看一些人，年輕時說話做事燦然一新，蒸蒸日上，仿佛隻要稍一淬煉就能成器，可到中年以後，竟淪落成了可恥的‘鄉願’，實在可惜得很。‘狂者’不能進取，會墮落成‘鄉願’，可‘鄉願’們媚俗已深，惡習已成，很難再變成狂狷之輩，所以世上‘鄉願’極多，‘狂者’甚少，就是這個緣故。”

陽明先生一席話，把古往今來無數有誌有為的年輕人最終墮落的緣由給說透了。錢德洪和王畿聽了這些話，心裏暗暗驚訝，略一反思，更覺得震撼。

王守仁歎了口氣，又說：“就說我自己吧，年輕時是個狂者，雖然還沒有明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道理，畢竟有膽量，敢於上奏勸諫皇帝，哪知竟因此挨了打，貶了官，眼看忠而見棄，滿心都是委屈，腦子裏隻想著如何隱退，回老家去做個田舍翁。後來被貶到龍場做驛丞，僥天之幸，被我悟到了聖學真諦，這才得以自救。要是讓我三十五歲回紹興做了鄉紳，以我當時的心境，隻怕早就成了‘鄉願’了。”

半晌，王畿喃喃道：“原來狂狷之輩墮落成‘鄉願’竟是這麽容易……”

王守仁看了他一眼，點頭說道：“對！狂狷者很容易淪為‘鄉願’，所以《尚書》裏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這個意思。要想不淪為鄉願，就要做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惟一’就是立下一個遠大的誌向，‘惟精’就是下一番‘致良知’的功夫，‘允執厥中’就是孔子說的‘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隻有真正立下大誌的人，才能一路堅持下去，死而後已。若隻空談‘誌向’，卻不能落在實處，不能下‘致良知’的苦功夫，年輕時立的誌向變成了空喊，成了大話欺人，等到中年以後，就難免蛻變為鄉願。”

聽到這裏，兩位學子聳然動容，錢德洪低聲說道：“原來‘惟精惟一’是這麽個道理……”

王守仁在旁說道：“是啊，‘惟精惟一’是什麽？在我看來，就是‘惟務求仁’！什麽是仁？就是利他，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對咱們這些讀聖賢書的儒生而言，‘克己複禮為仁。’先在自己心裏下一番致良知的功夫，再用這良知去勸諫皇帝，為民請命，替百姓辦事，這就是咱們這些人要講求的‘仁’，能把這個誌向放在心裏，一生追求，死而後已，這就是儒生們成聖賢的路。”

到這裏，陽明先生把狂者、狷者、鄉願之間的區別講透了，把怎樣由“狂”入“聖”的道路也指明了，剩下的，就看他的弟子們怎麽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