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出籠是誰之過

就在王守仁在南贛一帶安頓民生,盡力剿匪的時候,北京城裏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怪事。

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裏,正德皇帝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忽然離開紫禁城,拋下自己作為皇帝應盡的責任,帶著一群隨從趁夜潛出德勝門,偷出居庸關到了宣府,出行之時沒有通知任何人,過了居庸關之後,為了不讓大臣們追上來勸諫,正德皇帝特意命令太監穀大用留守居庸關,不為守禦關防,專為堵住大臣。

正德皇帝這一次出走非常突然,等皇帝一行到達宣府之後,在北京的內閣大臣們才知道皇帝已經走了,而正德皇帝對外使用的借口是:勘察邊患。

在此之前的兩年間,蒙古騎兵進入了河套地區,不斷四處襲擾,正德十一年七月間甚至突入白羊口,逼近昌平,離京師僅有二百多裏,一時朝野震動。正德皇帝是個任性的人,自從繼位以來一直想找機會和強敵打上一仗,顯顯本事,現在蒙古人不斷襲擾邊關,局勢堪憂,正德皇帝覺得正中下懷,到達宣府之後就下令大同總兵王勳、副總兵張輗、遊擊孫鎮、遼東參將蕭滓、宣府遊擊時春以及副總兵陶傑、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遊擊周政等人分率精兵把守各處,正德皇帝自己則在十月初親自率領邊軍精銳趕到順聖川,準備迎戰正在河套一帶集結的蒙古騎兵。

十五日,蒙古騎兵開始南下,王勳所部率先與敵軍接觸。十九日,王勳率領所部在應州城北的五裏寨與蒙古軍展開會戰,至黃昏時蒙古軍沿渾河南岸退走,到第二天早上,蒙古兵全部退去,明軍進入應州城休整。二十日再次主動出戰,與蒙古兵激戰於澗子村一帶,戰況猛惡,勝負難分,明軍蕭滓、時春、周政、高時、麻循等將也率部來援,敵軍分兵阻擊,使兩支明軍不能會合,戰場形勢變得微妙起來。

聽說這一消息,正德皇帝激動起來,立刻率領都督江彬和部將朱振、陶傑、王欽、都勳、靳英、龐隆、杭雄、鄭驃等部兵馬,還有張永、魏彬、張忠等幾個太監一起出了陽和,趕到應州增援明軍。

見皇帝禦駕親至,明軍士氣大振,各部軍馬殊死作戰,蒙古人退卻,明軍各部會師一處,就地安營紮寨。

第二天一早,蒙古鐵騎又來進攻,正德皇帝親自率軍與敵軍惡戰,從辰時戰至酉時,終於將敵軍擊退。第二天,蒙古兵全軍西退,正德皇帝率部且戰且走,回到大同左衛。

正德皇帝親自指揮的這場戰事,對當時的整個戰局而言其實無足輕重,至於戰果,明軍在皇帝的親自率領下,集中四個邊鎮的精銳部隊於應州一線,最終將蒙古騎兵擊退,算是打了一個勝仗。對此正德皇帝頗為得意,回京之後命滿朝官員都來迎駕,大肆慶祝勝利。甚至對首輔楊廷和說:“朕在榆河曾親斬虜首一級。”這一句話大概把楊廷和這位內閣首輔嚇了個半死,但事已至此也沒別的辦法,隻能叩頭稱頌正德皇帝:“聖武無比,臣民幸甚。”

對於這場貿然發動的戰役,當時的官員學者們表現得比較理智,雖然嘴上未必敢說,但心裏都認為正德皇帝不與任何人商量,親自跑到邊關去領軍出戰,是極為冒險和不負責任的行為,身為皇帝的他如果在戰爭中戰死或被俘,對整個國家而言後果必將是災難性的,因而對這場戰役的評價都不高,甚至故意隱瞞戰果,誇大明軍傷亡,避談蒙古軍的損失,刻意製造出一個“皇帝這一仗打得不怎麽樣”的假象給天下人看。

覺得自己站在道德製高點上,良心無愧,於是公然造假……這是一個很壞的毛病,無論出於什麽原因,這種做法本身都是錯的。可惜這種“有理由的謊言”卻是一個世界性的通病,甚至可以說是全人類道德品質方麵的一條劣根,實在很難根除。

明朝人對正德皇帝的做法不以為然,甚至用造假的辦法抹殺他的“成績”,這樣做不可取。但與之相比,後人的做法卻更令人瞠目結舌。因為後人不知出於什麽樣的考慮,竟然隻顧談論正德皇帝如何勇敢地衝到邊關向蒙古人挑戰,精密而有效地組織了這場戰爭,在關鍵時刻親自到前線鼓舞士氣,甚至上陣殺敵,“獲虜首一級”,反複強調對於一位年輕的皇帝而言,這一切“與眾不同的行為”是多麽的“難能可貴”。卻故意避開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朱厚照身為皇帝,卻毫無責任心,公然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在不與大臣們商量的情況下禦駕親征,陣前犯險,一旦有失,將給這個國家造成難以想象的巨大損失。

在這個問題上,很多人會站出來激烈地爭辯說:朱厚照並沒“失利”啊!難道明軍與蒙古兵作戰就一定難以取勝嗎?難道皇帝出戰就一定被殺或者被俘嗎?難道一個年輕的皇帝就不能有年輕人的**,不能有幾分個性,有幾分任性嗎?

對這些問題,答案無疑都是否定的。

明軍的戰鬥力是一回事,皇帝親征能否取勝是另一回事,年輕人可不可以有**有個性,也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正德皇帝朱厚照不是普通人,他是個集獨裁大權於一身的皇帝,是一國之君,社稷所係,他所處的地位決定了他的安全必須要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證,絕不能出現哪怕萬分之一的閃失。朱厚照的這次盲目親征既未與內閣大臣商議,也未做萬全的準備,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魯莽行為,一旦有失,整個國家都可能走向滅亡,整個中華民族都可能被消滅掉!朱厚照一個人的蠻勇,能和天下百姓的命相比嗎?能和華夏炎黃的血脈相比嗎?

何況我們看看朱厚照後來的所作所為,再來對這位皇帝的人品做一個結論吧。

從宣府回來後不到一年,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九,正德皇帝又一次私離京師,出居庸關一路西行,在榆林鎮、甘肅鎮、寧夏鎮一帶到處遊**。隻不過這一次他沒有再和蒙古人作戰,而是沿途到處騷擾百姓,花天酒地尋歡作樂,每到一座城市,就在喝得大醉之後帶著一群特務夜入民宅,公然**婦女,又派手下到處劫奪民女,並搶進行宮,供他**樂,百姓們沒有辦法,隻能把自己的女兒藏起來,正德皇帝居然派錦衣衛沿街查訪,在人家門上做了暗記,晚上就衝進家裏去搶人!一直鬧到朱厚照的祖母慈壽太皇太後去世,朱厚照才不得不回到京師,可到了七月,這位皇帝又一次擅自離京。出走前留給內閣首輔楊廷和一道《居守敕》,在敕書上寫明:“朕今巡視三邊,督理兵政,冀除虜患,以安兆民。尚念根本重大,居守無人,一應合行事務,恐致廢弛。特命爾等照依內閣舊規,同寅協恭,勤慎供事。”

連傻瓜都知道,正德皇帝接二連三地出遊宣府,絕不是為了“督理兵政,冀除虜患”,在要求手下的大臣們“同寅協恭,勤慎供事”的時候,朱厚照自己辦事卻從不與別人商量,更加談不上勤奮、謹慎。《居守敕》上這些話真有幾分自嘲的味道。隻是朱厚照自己並不覺得,出京之後一直玩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八,這才慢吞吞地回到京師。

正德皇帝私自出京,內閣根本不知道,所以沒有辦法,現在皇帝回來了,內閣大臣們畏懼皇權,也不敢責備正德。楊廷和能做的就是把那道《居守敕》交還給皇帝。想不到皇帝並不收回敕命,反而下旨:“朕將不時巡幸,此敕卿且勿繳。”

正德皇帝居然要“不時巡幸”,到底何時出巡,要去多久?暫時還沒定下來,可是正德皇帝拒絕收回《居守敕》,就可以知道他這“巡幸”將是多麽頻繁,“巡幸”的時間又會多麽漫長了……

不等內閣對皇帝的瘋狂做出反應,正德皇帝已經決定動身,內閣首輔楊廷和當天就上奏皇帝,請求停止南巡,可惜正德皇帝不予答複。禮部尚書毛澄又上奏勸諫,正德皇帝不予答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禦史紛紛上奏勸諫,請求皇帝收回成命,正德皇帝一律不予答複。

這麽大一個國家,這麽大一個朝廷,有血性的官員畢竟還有幾個。很快,兵部郎中黃鞏、車駕員外郎陸震聯名上疏,對正德皇帝提出六條勸諫:一要崇尚正道之學;二要疏通言路,不能對臣下奏章一律不予答複;三要自正名號,不能玩那些無聊的小孩子把戲,自毀皇家體統,給有野心的人鑽了空子;四要停止巡幸;五要誅除江彬之流奸佞小人;六要確立儲君。

緊接著翰林院編撰舒芬,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等人聯合上奏,其後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寺博士陳九川又上奏勸阻南巡。緊接著吏部郎中張衍瑞第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禮部郎中薑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紛紛聯名上奏勸阻南巡,連醫官徐鏊都上了奏疏,勸皇帝好好保養身體,不要任意巡幸。

正德皇帝是個任性無恥的人,以往他就經常把不喜歡的奏章壓下來,故意不予回複,這次連他自己也知道出遊宣府是不合適的,到南京去巡遊更不合適,所以又耍無賴,把大臣們送來的勸諫奏章一律壓下,置之不理,人也躲在豹房裏,不與大臣們碰麵。

如此一來,大臣們上奏無門,勸諫無路,實在沒辦法,群臣隻得來到奉天殿外跪著不走,請求皇帝登殿議事,哪知道這一跪請卻“請”出禍來了,正德皇帝不肯上朝,派太監張永出來傳了一道口諭,命群臣散去,眾臣仍然長跪不起,請求皇帝升殿,這一次朱厚照終於傳下旨意:“朕因氣染疾,免朝。”

滿朝大臣、整個國家都在受正德皇帝的氣,可整個大明朝被“氣病”的人隻有一個,居然就是正德皇帝自己……

當然,正德皇帝根本就沒有生病,他下這樣的聖旨隻是告訴手下那幫特務:皇帝已經生氣了,那幫不識抬舉的大臣,該打的就給我打,該抓的就給我抓!

有了皇帝的指示,錦衣衛和東廠的特務們立刻行動起來,先把幾個領頭勸諫的人抓起來關進北鎮撫司獄中嚴審,又把所有試圖勸諫皇帝的大臣逐一登記造冊,然後命令這些官員全部到午門前去接受處罰,被記下名字的官員共計一百零七名,一律罰跪!

人生在世,不管處於何地,麵對什麽人,隻要一下跪,這個人自己就變“賤”了。正德皇帝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使出這麽一個巧妙的辦法收拾那幫惹他心煩的官員。

眼看皇帝這麽不講理,大臣們沒時間憤怒,先一個個慌了手腳,首輔楊廷和第一個上奏為這些官員求情,正德皇帝對楊廷和十分信任,所以很給他麵子,並沒動他,可是其他官員隻要敢於上疏求情的,全都被逮捕下獄。

於是從這一天起,上疏勸諫皇帝的一百零七位官員就成了下賤的“罪臣”,每天一大早,這些人就穿著官服到紫禁城來報到,然後排著隊被錦衣衛押到午門前,衝著城門樓子下跪,一跪就是一整天,而且不是光下跪就完了,還要跪在那兒默默反思,自己到底錯在哪兒了?為什麽錯了?怎麽改?就這樣一直跪到天黑,湊夠了六個時辰,才又排著隊被押出來,回家後接著閉門思過。

一連五天,一百零七名官員全都老老實實地走到午門前跪倒,趴在地上任皇帝羞辱,羞辱夠了,再排著隊走出去,遠遠看著倒像一群服苦役的囚徒,京城百姓知道這些人受罰的原因,無不落淚。

百姓們為什麽落淚呢?是覺得官員們太可憐,還是覺得官員們太下賤?又或者是兔死狐悲?我們還真猜不出來。因為在那個年代,百姓應該比當官的更可憐、更下賤、受的侮辱更多才對。如果因為官員們受到皇帝的侮辱就落淚,那百姓們豈不是老鴰落在豬身上——看見別人黑,看不見自己黑嗎?

把這幫下賤的勸諫者整整收拾了五天以後,正德皇帝的氣還沒有消,又下一道旨意,命令錦衣衛特務把這些官員每人重打三十杖,由司禮監的太監頭子在旁監視。結果一頓板子打死了十三個傻官兒……

正德皇帝朱厚照,就是這麽一個皇帝。

說到這裏,順便扯一句閑話:為什麽明朝的皇帝們總是無原則無底線地寵信太監呢?

明朝皇帝特別寵信太監是因為與以前的所有朝代相比,明朝皇帝在獨裁統治這方麵表現得最為強勢和囂張。為了強化獨裁,就需要一個忠心耿耿的小集團來支持皇帝。太監是個被閹割過的廢人,沒有家室,一生隻能生活在皇宮裏,所以對皇帝像狗對主人一樣忠誠。加之太監在宮廷之外是受歧視的,他們身體的殘疾又使他們完全沒有“造反”的資本,所以皇帝重用太監,用得最為放心。

可是清朝的獨裁比明朝更甚,為什麽清朝皇帝並不寵信太監呢?

原因也很清楚,因為清朝是由愛新覺羅家族和一群在人數上占極少數的滿洲權貴建立起來的,這個皇帝和這些滿洲權貴本身就自然而然地結成了一個小集團,他們血脈相連,族群相同,利益共享,這個集團結合得比“皇帝與太監”的關係更加緊密。而且滿洲權貴人數遠比太監多得多,又比太監集團更凶悍更專橫,整個國家的軍、政、財權都被這個小集團直接控製著。有這麽一個小集團在身邊,清朝皇帝當然不需要培植太監來當他們的“同謀”了。

獨裁,是封建王朝的一個特質。在中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社會生產力都在進步,可“皇帝獨裁”這種邪惡的封建特質並不是漸漸淡化,反而愈演愈烈。麵對這恐怖的獨裁魔咒,古代的哲人們也想過很多辦法,提出各種各樣的解決之策。其中還是以孔子的辦法最為切實可行。

《論語》中有一段“季氏將伐顓臾”的小故事長期以來總是被人們忽略:魯國當權者季孫氏為了自己的私利,想對一個叫顓臾的小國動兵,孔子的弟子冉求正好在季孫氏家裏當家宰,很不讚成這場戰爭,就把情況告訴了孔子。孔子聽後立刻指出,這場戰爭是出於季孫氏的私心而發動的!同時,孔子對冉求問出了一句話:“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

凶猛的“老虎”衝出了籠子,這是誰的過失?

——把權力關進籠子,這個看起來非常“時髦”的口號其實是中國的孔夫子最先提出來的,其原話就是“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

在古代,似乎沒人注意過孔子所提到的“權力必須關在籠子”這一問題,因為在這個故事裏,孔子還說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大家在讀這個小故事的時候,都本能地把注意力放在“不患寡患不均”那句話上麵,忽略了“老虎出籠是誰之過”這一問題。

孔子所說的“老虎”指的是權力和私欲的結合體,是獨裁權力和膨脹的私欲結合後必然產生的一種邪惡。這種邪惡衝出了“籠子”是誰的過錯?

顯然,孔子認為未能有效製止獨裁者的瘋狂,使得邪惡衝出了“籠子”,這是當權者身邊那些受過儒家正統教育、暢曉政治、精通禮法、深明仁義、早已立誌要“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的儒生的過錯。

孔子一生的理想是“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克己,是先用良知克服自己內心的私欲,再用這良知去克製君王的私欲;複禮,是維護一種對人民最有益的社會秩序。“克己”和“複禮”是相輔相成的,隻有克製住了君王的私欲,才能建立最好的社會秩序;要想建立最有利於人民的社會秩序,就必須克製住君王的私欲……

——克己複禮,其本意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而約束君王的獨裁權力,本來就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命題。如果你看到這裏覺得又驚又喜:“原來孔子時代的中國哲學就有這麽先進的內涵了!”那麽請先冷靜下來吧,因為單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這一條哲理,還不值得我們去驚喜。

“克己複禮”,在古人的世界裏從來就沒有實現過。

“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從正德皇帝的事兒上,我們再來找找根源吧。

正德皇帝登上皇位之後,為了強化獨裁大權,重用劉瑾,迫害官員,害死了多少人!對此,後人都認為迫害官員僅是劉瑾這個太監一人的邪惡,而不認為這是正德皇帝的責任;正德皇帝建起豹房,窮奢極欲,後人都覺得這是皇帝有個性,與眾不同,頗有意思;正德皇帝北狩南巡,到處遊**,禍害百姓,後人解釋說皇帝的巡狩都是有原因的,並不完全為了玩樂;正德皇帝不與任何人商量,私自發動一場戰爭,並以皇帝身份上陣作戰,將國家利益置於不顧,後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勇敢精神,而且強調這一仗打得“還不錯”;正德皇帝擄掠民女供其**樂,派錦衣衛特務衝到百姓家裏去綁架民女,後人都把這綁架強奸稱為“臨幸”,覺得這些被害的女性其實很幸福很快樂,甚至編出一段《遊龍戲鳳》的浪漫愛情故事……

後人竟是如此急於維護皇帝的“尊嚴”,為了給皇帝開脫罪名,幹脆連一點最底線的自尊都不要了,連一點最微弱的良心都放棄了,連一點最起碼的道理都不講了。

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孔子以為是“儒生”們沒有盡到責任,可現在我們知道了,原來縱“虎”出“籠”的竟是被猛虎傷害最深的老百姓!孔子說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意思是說獨裁者的私心私欲不會改變,老百姓的愚昧無知也不肯改變。正是百姓的愚昧養肥了獨裁者的私心,反過來,獨裁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加倍培養百姓們的愚昧,私欲和愚昧、“上智”和“下愚”就這麽結合起來了,結合得天衣無縫。

對此,孔子沒有辦法,孟子沒有辦法,王陽明沒有辦法,連離我們不遠的那位魯迅先生都沒有辦法,所有哲人都隻能歎氣而已。

所以《阿Q正傳》裏的主人公名叫阿貴(跪),而《藥》裏的那個被統治者殺掉之後,一腔熱血拿來給病夫治咳嗽的革命者,他的名字叫“下愚”。

說到這裏,又回到正德皇帝朱厚照身上來了。

正德皇帝想去宣府,可以去;想遊江南,可以遊;想和蒙古人打一仗,可以參軍;想談一場浪漫至極的戀愛,可以去談。但是請不要用皇帝的身份、動用皇家特權去做這些事!

想做個任性的人——或者說得好聽點兒,做個有個性的年輕人,可以!但在這樣做之前,朱厚照必須拋棄皇權,退下皇位!如果不肯舍棄皇權,那麽朱厚照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待在那個屬於他的“籠子”裏,循規蹈矩,認認真真做他的皇帝。二者可以任選其一,絕不可能兼而得之。

這並不是我們後人對朱厚照這個“年輕人”的苛求,這是一個國家對做皇帝的人所提出的最起碼的底線。

可惜,正德皇帝連這最起碼的底線也不能遵守,偏偏要把皇權和任性兼而得之,於是他做了無數壞事,我們也隻能毫不客氣地給他下一個定論:昏君、暴君、頑君,一條徹頭徹尾的惡棍。

孟子說得好:“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正德皇帝身邊率領的就是一群惡狼,而朱厚照自己,是一頭吃人的猛虎。這樣一頭殘暴歹毒的畜生,就算稍有良知的人也不肯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