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良知，相信百姓

奇襲象湖山是王守仁到南贛以後取得的首場勝利，可官軍濫殺無辜的惡行卻使這場勝仗變成了王守仁一生中最大的敗筆。有鑒於此，王守仁經過深思之後做出了兩個決定：一是請求皇帝發放王命旗牌，使王守仁對手下官軍擁有更多的調動和管轄之權；二是在後麵的戰鬥中盡可能放棄官軍，改用鄉兵剿匪。

鄉兵，在南贛九府由來已久。

官兵麵對強敵時的怯戰和迫害百姓時的凶狠，地方官員們早就知道了。官軍不頂用，不能用，不敢用，也早就成為地方官員的共識。於是在匪情嚴重的地區，各府縣都招募了一些鄉兵，稱為“機快打手”，山賊來了，這些人就站出來和府縣兵馬一起保境安民。因為“打手”們都是本鄉本土的百姓，和山賊搏鬥真正是為了保護家園，這些人作戰時比官軍更勇猛。而這些人都是老百姓，不是那些混了多年的兵油子，不至於凶狠到殺良冒功的地步，加之鄉兵們不是軍人，王守仁這個南贛巡撫調動他們比指揮官員更容易些。所以這些“機快打手”就成了王守仁組建鄉兵的基礎。

南贛原有的“打手”們都加起來人數不算少，可是他們分散在各處府縣，一旦有事無法立刻召集。現在王守仁準備拋棄官軍，用鄉兵來剿匪，就在這些事上動了一番腦筋，把巡撫衙門的幕僚雷濟找來，問他：“南贛下轄各府縣的‘機快打手’共有多少人？”

雷濟大概算了算：“共有四萬多人吧。”

四萬多，這個數字比王守仁的估計還要高些。王守仁又問：“如果我從各府縣抽調一些人到贛州來，每處隻抽調十來個人，都加起來能有多少？”

雷濟掰著指頭算了一會兒：“估計能有兩千人吧。”

王守仁立刻說：“有兩千人就夠了。你馬上寫文書命各府縣挑選會武藝的精壯鄉兵十餘人，都集中送到贛州來受訓，這些人的糧餉以後按雙倍發給。”

雷濟是個聰明人，很快就明白了王守仁的意圖：“都堂的意思是集中練一支精兵，將來剿匪之時拿來派用場。”

王守仁點點頭：“對，兵不在多而在精，我手裏這兩千精兵足能以一當十。另外你再寫個文書，讓各府縣對招募的鄉兵進行甄選，老弱的裁撤，隻留精壯，每府留兩三千人就夠，再命各府鄉兵依次到贛州來受閱，知府、知縣也隨同前來，集中接受整訓。”又想了想，“南贛附近的吉安、撫州、饒州等府也有鄉兵吧？命這幾處地方官也把鄉兵帶來南贛整訓。”

王守仁整訓南贛治下鄉兵是為了剿匪之用，而他命江西其他府縣的鄉兵到贛州來受訓，卻是針對寧王做的一個部署。在後來的平叛之戰中，王守仁能夠在江西各府迅速召集三萬鄉兵與十萬叛軍正麵交鋒，早先這個整訓鄉兵的妙計起了很大的作用。

得令之後，雷濟趕緊寫了文書發往南贛和江西各府縣。事情剛辦完，王守仁又把他叫來：“我又想了一個主意：宋朝宰相王安石搞過一個‘保甲法’，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人為保正，一人為副保正。再讓相鄰農戶二三十家排成一‘甲’，選一個甲頭，這一套東西很好，現在鄉裏所用的仍然還是這套製度。但保甲法也有失誤之處，一是組織得不細，二是執行得不夠，三是隻用保甲整頓地方，卻未配以安撫百姓的對策，所以成效不大。現在我在這幾方麵都想出辦法來了。以後不論是府、縣、鄉、村，凡有人聚居之地，每相鄰的十家編為一‘牌’，由官府專門製一麵大牌，上麵題頭寫明某縣某坊，下麵逐一寫明此坊下屬某人某籍、某人某籍，把這十家所有人丁情況都列在牌上，再選一個‘甲頭’來負責，把甲頭的名字也寫在牌上。每戶百姓門前也都釘上一塊木牌，家裏有幾人幾口，各人姓名，其中何人在家，何人外出，全都一一寫明。然後由十家輪流執掌大牌，每天早晚各一次到相鄰人家去查看，某家少了某人，去了何處？做什麽事去了？何時能回來？某家多了何人，此人姓甚名誰？從何處來？來做什麽事？都仔細詢問清楚，然後把情況逐一通報給牌上的十家人，讓大家周知。如果覺得來人可疑，就應該報官，要是有疑情卻又隱瞞不報的，出了事，十家一起論罪責罰。”

王守仁又從桌上拿起一張告示來：“百姓們都是最老實的人，他們不能安居樂業，都是官府的錯，所以官府不能隻管剿賊，更應該以安撫為上。《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親）民，在止於至善。’我就用這‘新民’兩個字來稱呼那些走了彎路的百姓，不管他們以前是嘯聚為匪，還是落草為寇，隻要知道錯了，願意悔改，就是‘新民’，官府把這些人和尋常百姓們一視同仁，給他們劃定村落，安排田地，發放耕牛、種子，讓他們永遠脫去賊名，可以安居樂業。為此我專門寫了個告示，立刻送到各地張貼起來，希望百姓們都能看到。”

雷濟拿起告示來看，隻見上麵寫著：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為善而不蒙福，無有為惡而不受殃。勿以眾暴寡，勿以強淩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子弟群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為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為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茛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駐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麵問疾苦，又恐跟隨人眾，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眾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王守仁這篇告示寫得極為誠懇，關鍵是，他也確實按著告示上所寫對百姓們進行了安撫，這個行動起到了極好的效果，後麵幾個月裏，南贛九府之內不少山寨自行瓦解，很多山賊走出山林，在新劃定的村落裏安了家，開始耕織自食，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從此再也沒人責問他們從前的過失，這些走錯了路的百姓，真正得到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有了十家牌法和安撫“新民”的措施，南贛地麵的匪情有了極大的改觀，不長時間裏，幾萬山賊接受了安撫，無數村落被重新劃定，成千上萬的流民又過上了安居樂業的好日子。與此同時，王守仁請求朝廷頒發的八麵“王命旗牌”也終於發放下來了。

所謂“王命旗牌”就是由皇帝親自頒發給地方官員的一種調兵信物，共有四麵小旗和四麵令牌，由專門的“旗牌官”掌管，有了王命旗牌，王守仁調動湖廣、廣東、江西、福建四省官兵就更加容易，最重要的是，有了這八麵旗牌，王守仁就有權約束官軍的行動了。

但隨同旗牌一起到南贛的還有另一個消息，浙江鎮守太監畢真上奏朝廷，請求調到南贛協助王守仁剿匪。

向地方上派遣鎮守太監、監軍太監是明朝的一個慣例，原因是皇帝信不過地方官和官隊將領，所以專門派自己身邊的親信太監來監視這些人。太監們對於軍事一無所知，又時常索賄受賄，甚至瞎出主意瞎指揮，給地方上添亂，加之明朝皇帝監視大臣的意圖搞得過於明顯，也讓後人恥笑。

說起浙江鎮守太監畢真，此人也是正德皇帝身邊一個親信寵臣，後來被派到浙江來坐鎮監視官員；杭州景色優美，環境舒適，而且浙江也沒有什麽事，用不著畢真操心。想不到畢真這個人挺有責任心，放著杭州城裏的好日子不過，硬要到南贛來協助剿匪，這倒讓王守仁覺得意外。可派遣鎮守太監是皇上的事，王守仁自信坦**無私，也不怕別人“監視”，對於畢真要來南贛的事並沒有表示反對。

哪知兵部尚書王瓊對這件事的反應卻很大，立刻表示“兵法最忌遙製，若南贛用兵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跟正德皇帝反複商量了幾次，最終把畢真留在杭州，沒派他來南贛攪和。

對這事王守仁絲毫沒有留意，後來剿匪安民，事情繁多，也就忘了。直到幾年後消滅了寧王叛軍，全國範圍內大治奸黨，到處搜捕寧王黨羽，這時王守仁才驚訝地發現，原來浙江鎮守太監畢真竟是寧王的死黨之一！

顯然，畢真想來南贛，是寧王感覺到了王守仁的威脅，想在他身邊安插一步暗棋！如果不是王瓊在京裏替王守仁說話，擋住了畢太監，這個人在王守仁身邊潛伏下來，等寧王造反的時候突然發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了。

在南贛剿匪的時候王守仁用剿不多，主要是以安撫百姓為主，可以說他把七成精力用在補償官府對百姓們的虧欠上了。不但安撫新民，劃村而居，發放耕牛種子的工作逐一進行，絕無延誤，王守仁又看到象湖山一帶正處在廣東、福建兩省交界之處，從廣東的饒平縣、福建的南靖縣、漳浦縣到象湖山都有五六天路程，一旦當地發生匪患，兩省三府官員都顧不過來。再說，這些地方官本來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認為匪情在自己轄區之外，互相推卸責任，時間一長，象湖山附近難免又會成為山賊嘯聚之所。於是王守仁上奏朝廷，請求在饒平、南靖、漳浦三縣之間劃地設置一個縣城，任命專門的官員，把這塊“三不管”的地方管起來。

王守仁的奏章送上去的時候，正德皇帝正躲在豹房裏一心琢磨著怎麽享樂怎麽折騰，恐怕連這道奏章也未必讀過。好在朝廷裏還有楊廷和、王瓊這樣能辦事的官員，很快做了批複，答應王守仁設定縣治的請求。於是王守仁發出公文和廣東、福建兩地商議，請求撥出銀兩盡快把事情辦妥。哪知廣東、福建兩省官員對此事全不積極，誰也不願意撥款，隻說官庫吃緊，當地百姓又窮，築城的銀子一時無處籌措，請王守仁等一等，將來有銀子了再辦事。

有了銀子再辦事，這分明是胡扯，以官府的一貫作風，如果不緊緊催促，這筆築城的銀兩一千年也湊不出來。可王守仁是南贛巡撫，設立新縣牽涉廣東、福建兩省，這兩省各有都禦史、布政、兵馬都司，王守仁實在擺布不了這些人，想催促都無從催起。

在這件事上王守仁身邊的人也起了爭執，一直追隨王守仁在南贛剿匪的幾個學生冀元享、歐陽德都覺得官府辦事要憑良知，既然廣東、福建兩省不願意實心為百姓辦事，王守仁不妨以僉都禦史的身份上表彈劾這些官員，看他們怕不怕。幕僚雷濟在官府的時間久，知道硬來未必管用，就勸王守仁先緩一緩，把精力放在安撫地方上，過個一年半載，有機會再商量築城之事也不遲。

在築城這件事上王守仁卻有自己的看法：“我到南贛以來，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真心實意為百姓著想的，在這上頭可說問心無愧。可官員為百姓們辦事未必事事辦得妥當，就算出於真心，也不一定能辦實事。所以凡事還要多聽民意，就像古人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認同的事，咱們就辦到底，老百姓要是不喜歡，當官的就該找找原因了。這次在象湖山一帶築城設縣，於我是一心為百姓著想，可百姓們怎麽想？我卻不知道，既然如此，不如幹脆把築城的事交給百姓們，如果他們願意在這裏設縣，就請百姓幫咱們築城，若百姓們都不願意，沒人幫手，咱們這個縣城當然建不起來。你們說是不是這個理兒？”

王守仁這個當巡撫的做事並不獨斷專行，而是肯聽百姓的意見，這在當時也算難得。於是眾人皆無異議，王守仁就寫了公文告知百姓，與百姓們商量擇地築城設治縣衙的事。

事實證明，王守仁在匪患極重的窮鄉僻壤設置縣城的想法很對。

百姓們什麽都不要，一心隻想過他們的太平日子。這些人雖然未必識字，不懂什麽大道理，可他們卻知道這“三不管”的地方隻要有了縣城，設了衙門，當地就不會再聚集大盜，大家都不用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這件事涉及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官府不作為，百姓們沒辦法，現在官府出了告示，百姓們立刻群起響應，有錢的捐錢，有木料的出木料，更多的人一文錢的工錢也不要，自己帶著幹糧跑來幫著官府修築縣城的城牆。

百姓們如此雀躍響應，王守仁知道自己做對了，心裏有了底，也想辦法湊些錢出來，支持百姓們就地築城。附近兩省三縣官員看到百姓們如此擁護，也不好意思一毛不拔，各自拿了些錢出來，於是在深山老林之中，一座規模不大的縣城漸漸有了幾分模樣，簡陋的府衙也蓋起來了。

有了城牆，有了官府，很快，這座被命名為“平和縣”的縣城裏就有了縣令，正德十二年開府辦公，百姓們有了主心骨兒，象湖山一帶方圓幾百裏從此安定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