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煉萬鎰純金

王守仁所講的“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的道理極其要緊，依這個道理去做學問，學問必能成就，做事業，事業必然有成。別的不說，單是王守仁所教的弟子們就曾創出一個驚人的奇跡：一次科舉之中，竟有五名王門弟子同時考中了進士，時稱為五子登龍門！

進士大考又稱春闈，每三年一大比，是儒生們麵臨的最高級的考試，高中進士者就可以進翰林院做庶吉士，學習一年散館，就可以做官了。所以中進士是天下讀書人的終極夢想，其競爭之激烈也可以推想。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中，王守仁門下弟子一科考中五名進士，可以算是個奇跡了。這與王守仁所提倡的“立大誌”和“一念誌向，即將雜念克倒”的學習方法有極大關係。

然而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畢竟不在於此。講來講去，最要緊的還是一個“良知”。

這天，徐愛在課堂上問了一個問題：“孟子》中有一篇，曹交問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我平時讀書，每到此處總是似有感悟，可再一深思，卻又覺得聖人之言內涵太深，功夫太大，平常人恐怕難以達成，於是覺得沮喪。追隨先生以後，知道了立大誌的道理，也懂得‘誌不立，無可成之事’。再讀‘人皆可以成堯舜’一句，感覺與早先不一樣了，可在這件事上最怕琢磨，越琢磨越覺得‘堯舜’兩個字離我輩實在太遠，忽然又不敢在這上頭用心了。不知我這是什麽毛病，先生能開導幾句嗎？”

徐愛所說的是世人常犯的毛病。

要一個人立下大誌，其實不難。可當我們立了誌向以後，麵對萬仞高峰一樣的事業和聖賢偉人一般的前輩榜樣，總覺得誌向難以達成，終於灰心喪氣。有不少人立誌之後又把誌向扔了，就是被這份灰心喪氣給打垮了。

現在徐愛提出這個問題來，王守仁早已胸有成竹，微笑道：“你所犯的是個‘支離’的毛病。隻想著在心外求理，處處要學別人，到最後弄成‘邯鄲學步，膝行而回’的下場。”

聽先生說透了自己的毛病，徐愛趕緊問：“這邯鄲學步的毛病能治嗎？”

“能治，隻要認真立下大誌，著實在良知上用功夫，就能避免‘支離’之害，做出成就來。”

王守仁把“支離之害”一連說了幾遍，徐愛是個聰明人，已經聽出來了，忙說：“先生平時常說朱熹的學說有‘支離’之害，今天閑著沒事，就說說‘支離’兩個字的害處吧。”

說起理學的“支離”之害，王守仁感悟很深：“說起理學的‘支離’二字，實在害人不淺，我自己就吃過這個苦頭。”

徐愛忙問：“先生吃過什麽苦頭？”

說起年輕時做過的傻事兒，王守仁自己先笑了出來：“這些事兒也沒什麽光彩，我本來打算瞞著人的，可話已經說到這兒了，瞞也瞞不住，幹脆就講出來算了。我自幼家學淵源，五歲讀聖賢書，老父親管教得嚴，案頭除了四書五經就是朱熹的一部《四書集注》，其他閑書一本也看不到。我這個人從小淘氣，有個夜郎自大的毛病，老想搞出些花樣來讓別人刮目相看，上學的時候曾經問塾師：‘何謂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塾師說：‘考科舉中狀元便是第一等人了。’我卻說了句：‘唯有做聖賢才是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把塾師嚇了一跳。”

王守仁頭腦聰明，家世又好，從小淘氣異常，每有驚人之舉，他這個脾氣弟子們也知道些。現在王守仁說起小時候淘氣的事兒，把幾個弟子都給逗笑了。徐愛笑著說：“做聖賢才是第一等事’，先生這話說得也在理。”

王守仁接過話頭：“是啊，這話現在聽來確實在理。可我那時候說出這些話，別人是拿來當瘋話、當笑話聽的。後來我那位塾師就把這事當笑話去傳，結果傳到老父親耳朵裏，把我好一頓臭罵，嚇得我從此不敢提起‘做聖賢’的話頭兒。可是心裏總有這個念頭放不下。我的嶽父諸讓老先生原來做過一任江西布政參議，我十七歲那年奉父親之命到南昌去迎娶夫人，回來的路上曾到廣信去拜會了名儒婁一齋老先生，這位先生的名字想必你們也聽過吧？”

婁一齋名叫婁諒，師從名儒吳與弼，是當世一位大儒。此人雖然中了進士，卻不願意做官，隻在官場上打了個轉兒就回鄉潛心講學，弟子眾多，名氣很大，連坐鎮江西的寧王朱宸濠也仰慕婁諒的名聲，竟然娶婁諒之女做了寧王妃，可見其在當時影響之大。徐愛早年求學的時候聽說過婁諒的名字：“原來先生早年曾在婁一齋那裏討教過學問。我聽說這位老先生以‘收心放心’之論與陳獻章、胡居仁齊名，並為當世大儒，能與他探討學問實在是難得的機緣。可惜老先生已經故去，我們這些年輕人是沒這緣分了。”

王守仁微笑道：“你這話沒錯，婁老先生果然是位了不起的大儒。我十七歲這年到江西，路過廣信，順便上門向老先生討教學問，這位先生不嫌我年少輕狂，認認真真和我談論了一番，當場竟說出了一句‘聖人必可學而至’的話來！我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幾天幾夜睡不著覺。當時我父親在京城裏做官，離得太遠，管不著我，我就自己關起門來琢磨：讀書人究竟能不能成‘聖賢’？想來想去，想起那個‘格物致知’的道理來，急忙把朱熹的書拿出來翻看，在《格致補傳》一書裏看見這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話來了，想著以我的聰明，再找一個事物來好好下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把功夫下到家，力氣用到位，要是真能豁然貫通，達成那個‘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的境界，是不是就成‘聖賢’了呢？於是找了個朋友來商量，決定就拿院裏的竹子來‘格’一下試試。想不到我那個朋友下了三天苦功就病倒了，我還笑話他意誌不堅定，自己接著下功夫‘格竹’，一連折騰了七天，神困力乏，再也支撐不住，也倒下了，養了好些日子才恢複。”

在弟子們眼裏王守仁是個了不起的大宗師，思想深邃，言語機智，弟子們對他又敬又佩。想不到這位陽明先生小時候還鬧過這些花樣兒，徐愛心裏覺得好玩，臉上也帶了些笑意，嘴裏卻說：“先生從小就知道下這‘格物致知’的苦功夫，我等真是比不得。”

徐愛說的是一句奉承話兒，王守仁卻不想聽這個，把手一搖：“瞎說！我當時下的哪裏是‘格物致知’的功夫，分明是個自誤自害的笨功夫罷了。結果格竹子‘格’出一場病來，知道這事的人都笑話我，說我是個傻子，我自己也受了好大的挫折，跟我那朋友坐在一塊兒歎氣，隻說：‘難怪自古至今能稱聖賢的隻有孔、孟兩位，原來這聖賢竟是做不得的……’”

說到這兒，王守仁把話頭兒停住了，徐愛也低著頭說不出話來了。

——聖賢是做不得的……

人這一輩子，總是年輕的時候有**有熱血，遇事敢想敢做，可這個社會卻不給年輕人實現自我的機會，父母師長、親戚朋友時常有意無意地打壓孩子的進取心，挫折孩子的積極性，生怕這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闖出什麽禍來。結果隨著年紀增長，曾經的年輕人一個個誌氣消磨，人也變圓滑了，成了混吃等死的廢物。究其原因，有一半是因為我們一生中總是無緣無故地遭坑害，受打擊，幾十年下來，把人心裏的誌氣、勇氣都給打垮了。從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在這上頭吃過虧。

“聖人必可學而至”，並不是什麽高深的道理，若問起來，那些滿腹經綸的大儒也都認同，可真正做起來卻沒有一個人做得到。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人受了理學“支離”之害，想按著朱熹的話“格物窮理做聖人”，可知識無窮，道理無盡，天下人有哪一個能做到“格物窮理”的境界？

在這件事上王守仁比別的年輕人還強些，不管不顧，硬著頭皮試了一回，結果落了個慘敗收場，不得不自己告訴自己：聖賢原來是做不得的……還有多少年輕人，根本沒有王守仁這股子膽氣，這一輩子連試也沒試過一次，就老老實實地向父母、向老師、向社會低了頭，認了輸，再不敢有什麽出格越軌的想法了。

活成這樣實在可憐，也可惜。

靜了一會兒，坐在王守仁身邊的弟子蔡宗兗問道：“先生平時常叫我們在良知上用功夫，認為擴充良知是個成聖之路。但我有一事不解：人與人之間才智能力各不相同，有極聰明的，也有平庸的，甚至有愚笨的；有些人天賦極高，能領千軍萬馬，主一國之政，也有的天賦平常，隻能當個小吏，做個小買賣，又或者隻會耕田、隻會打鐵、隻會縫衣服，其他一概不懂。既然人的才智能力差距如此之大，那麽能人、庸人、笨人又怎麽能個個都成‘聖人’呢？學生實在不能理解。”

蔡宗兗的問題正好與徐愛早前的問題銜接在一起，可見這些學生聽講確實認真，心思全用在思考上了。王守仁暗暗欣喜，想了想才說：“你這個問題有些偏頗，可這卻是世人常犯的錯誤。要知道聖人之所以稱‘聖’，是因為他們心裏純粹隻有天理良知，沒有人欲私心。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塊黃金，純而又純，沒有絲毫雜質。這個你能理解嗎？”

蔡宗兗點頭道：“學生能聽懂。”

王守仁又說：“聖人心中純粹是天理良知，這良知就像純金一樣精純，但人的能力各不相同。比如堯舜這樣的聖王，打個比方說，他心裏的良知是一萬斤重的一塊純金，孔孟這樣的聖人，我們說他的良知有九千斤重，大禹、商湯、周武王這些人我們說他的良知有七千斤，伊尹、伯夷也是大賢，我們說他的良知有四五千斤，你想一想，假若我們把伯夷、伊尹心裏的良知取出來，放到堯舜的心裏去，那麽堯舜心裏的良知純金就變成一萬五千斤重了，為什麽呢？因為伯夷、伊尹和堯舜，他們心裏的良知‘純度’是一樣的，他們對天理良知的認識是一樣的，隻不過各人的才智有區別，堯舜心裏這塊金子重些，伊尹心裏這塊金子輕了一點兒，可是兩者都一樣純而又純，就算熔成一塊，也不影響金子的純度。這個你能明白嗎？”

王守仁把道理講到這裏，蔡宗兗一半明白一半糊塗，凝神想了半天，忽然又問：“先生剛才把古代的聖王、聖賢都分門別類來講，認為堯舜心中的‘純金’有萬斤之重；孔聖人有九千斤；大禹、商湯、周武王是七八千斤；伊尹、伯夷這些大賢有四五千斤……這個分量的不同是怎樣區分的呢？”

王守仁微笑道：“以其品德高下而分。堯舜是上古聖王，於民有惠，又能把帝位禪讓給有德之人，這禪位之舉堪稱聖之極矣！孔子提出‘克己複禮為仁’，首倡儒學，教化天下，又用一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給天下人指明了成聖賢的道路，後人稱他為‘至聖先師’毫不為過。大禹、商湯、武王都有除殘去暴之功，救護萬民之德，伊尹、伯夷等人也都品德高潔……”

王守仁話還沒說完，蔡宗兗已經急著打斷了他：“學生的意思是說，這些大聖大賢非比尋常，他們提煉的良知如此精純，竟有‘萬鎰黃金’之重！可學生隻是個普通人，像我這樣渺小的人，怎麽敢和至聖至賢的前輩比呢？”

蔡宗兗說了半天，竟又繞回到早先的問題上去了。

世人往往不自信，對自己內心良知的輕視根深蒂固。總覺得自己平凡至極，庸庸碌碌，連“出色”兩個字都談不到，“聖賢”二字更是提也不敢提，想都不敢想。這種想法太執著了，結果蔡宗兗問來問去，仍然在這上頭糾結。

王守仁正色道：“我問你，假設我左邊擺著一塊純金，有一萬斤重，右手邊也有一粒純金，卻隻有一錢重，可我卻說：‘這兩塊金子其實是一樣的。’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王守仁這一問看似簡單，其實內涵頗深，不易回答。蔡宗兗這裏還沒想透，坐在一旁的徐愛忽然笑道：“先生這話對！一萬斤的純金和一錢重的純金其實是一樣的——因為它們的純度一樣！”

徐愛這一句話接得好，王守仁拊掌笑道：“這就對了！一萬斤重的純金和一錢重的純金是一樣的，因為它們一樣精純！堯、舜、孔、孟是至聖，咱們隻是些普通人，可堯舜孔孟心裏無非是一個精純的良知，咱們這些人不要問自己的才智高低，能力大小，隻要各自努力，把心裏的良知提煉得純而又純，就和堯舜孔孟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古人說的‘人人皆可為堯舜’的道理。在這上頭無須爭辯。”

王守仁這句話振聾發聵，竟把“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名言一語解開了，蔡宗兗也聽懂了，歡喜之餘卻又問了句：“依先生之說，人心裏的良知純金究竟應該如何提煉？”

王守仁笑道：“在這上頭古人說過很多話，其中有兩句說得最好，一是《道德經》裏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另一句是後世大儒常說的‘存天理去人欲’。要說哪一句更有力，我覺得還是‘為道日損，損之又損’更透徹。我們提煉良知，就是要去除心裏的私心雜念，每天去掉一些雜念，消滅一些私心，就離‘天理’更近一些。這個去除私心的過程就是提煉良知，所以說，在這上頭隻求精純，不求分量。”

蔡宗兗又問：“堯舜孔孟心裏的良知‘純金’極多極重，我們這些人卻達不到這個程度，此中差距又在何處呢？”

蔡宗兗有這一問，顯然前麵的話尚未完全領悟。王守仁笑道：“你怎麽又有此問？須知良知的純度要緊，‘分量’二字並不重要。有些人不知道良知貴在‘純度’的道理，隻求一個‘分量’，於是整天動歪腦筋，想壞主意，學習的時候就學欺騙詭詐的邪術，走上社會之後，為了出人頭地根本不擇手段，一心隻想著怎麽升官，怎麽發財，裝神弄鬼欺世盜名，弄到最後，他的心裏充滿了各種肮髒邪惡的私心雜念，知識越多，私心邪念就越盛，才幹越強，天理良知就蒙昧得越厲害。你在社會上見沒見過這樣的人？”

蔡宗兗仔細想了想，點頭說道：“見過。有些人聰明透頂，心靈手巧，別人都不會的手藝偏他能駕輕就熟，結果他拿這手藝去造假作惡，偷竊詐騙，而且越是心靈手巧的壞人，犯的案子越重，這就是先生說的知識越多邪念越盛吧。”

王守仁連連點頭：“對！你說的隻是一個小小的壞人，還有些人比這更可怕，他們才幹出眾，文有治理國家之能，武有破敵百萬之勇，隨便說句話就能蠱惑人心，引得成千上萬的人來追隨他，這些人一旦昧了良知，滿心邪念，‘治國之能’全成了害民邪術，‘破敵之勇’變成殺人惡魔，禍國篡權，戕害萬民，所作所為已經不能用‘邪惡’二字來形容了。這樣的人咱們身邊未必有，可史書上就多得很了。還記得那句‘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嗎？”

王守仁這番話說得眾弟子悚然而驚，再一想，還真就是這樣。

說到這裏，王守仁自己也忍不住歎了口氣：“為什麽心靈手巧的人會造假作惡，偷竊詐騙？為什麽有才幹的人會成為人人憎恨盼其速死的‘慶父’？就是因為這些人不懂得良知天理貴在‘純度’，隻以為錢越多越好，權越大越好，最好是錢多到堆成一座金山，權大到生殺予奪無所不能！結果他們不是提純良知，鍛煉成色，而是隻求重量，不管什麽鉛錫銅鐵一律扔進去熔化，隻求一個萬斤、十萬斤、百萬斤的分量。到最後居然也真湊出了萬斤之重！可是剖開他的心一看，裏麵鉛錫銅鐵混為一團，又髒又臭，一萬斤重的‘雜質’裏麵竟找不到一兩‘良知純金’，若把這上萬斤的‘肮髒之物’去和堯舜孔孟的‘萬斤純金’做比較，真能把人惡心死！就算和普通人心裏那一兩重、一錢重的純金相比，也遠遠不如。這種貨色就是咱們平時咒罵的竊國大盜，邪惡梟雄，卑鄙小人！這樣的人，這樣的心，是天下間最惡劣的！這話你明白吧？”

人生在世不立大誌，不講良知，卻又一心想出人頭地，這樣的人隻能走向墮落，王守仁所說得絲毫不差。蔡宗兗略想了想，也說：“學生明白了。”

王守仁點點頭：“那就好辦了。所謂良知，不過‘仁義’而已。孔子說過，所謂‘仁’不過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對於義，孟子則講了一個‘擴而充之’的道理。一個人心裏的良知已然精純，如同純金一樣，這時就會自然而然地生出一個上進心來，上進心越強，勇於承擔的責任就越大，所下的功夫就越深，能幫助的人也越多，提煉出的‘良知純金’分量當然就更重了。咱們隻要守住這點精純，抱定這個上進心不放，下十倍的功夫，百倍的功夫，一直努力下去，努力一輩子，到最後自然會有很大的收獲。至於說提煉出來的純金是一斤重，一百斤重，還是一萬斤重，這隻是個比喻罷了。隻要良知精純，努力上進，立人達人，成仁取義，這些都有了，也就夠了。真到了如此境界，人格完善，人品方正，坦坦****的，還會去琢磨‘孔子怎麽是一萬斤，我怎麽隻是一斤’嗎？根本不會動這個無聊心思了。”

王守仁一句話把眾人說得都笑了起來。

到這裏，王守仁也算把道理講透了。偏偏蔡宗兗是個一根筋的人，想了半天，忽然又正色問道：“先生說堯舜是聖王，大禹、商湯、文武也都是聖王，可學生早年聽人說過，上古史料早已湮滅，堯、舜、禹、湯、文、武的事跡皆語焉不詳，甚而有人對此提出異議，以為堯舜未必有‘禪讓’之事，商湯滅桀、武王伐紂也未必是一心要解民倒懸，甚至商朝之血腥，周朝之殘暴，未必就比前朝好多少。至於伯夷、伊尹等人，都說是大賢，可史料也不過寥寥數語。先生如何能肯定這些上古聖人的事跡完全可信呢？”

蔡宗兗這一問十分大膽。

關於堯、舜、禹、湯、文、武等人的猜測雖然古已有之，但這幾位是被曆代皇帝公開定了性的聖人，質疑他們，弄不好要遭禍。也是蔡宗兗一心求學，情緒所至脫口而出，倒把其他學子們嚇了一跳。

在這上頭陽明先生卻早就想通了，微笑著說：“上古史料多已湮滅，這是真的，所以你這一問我無法回答。但我可以告訴你：咱們所評的是事跡，不是人物。也就是說，隻要肯禪位於民者，必是極聖；能以哲理喚醒天下人的，必是至聖；興義兵解民倒懸者，必是聖王；為民操勞無怨無悔者，必是大賢，在這上頭是不會錯的。”

是啊，堯、舜、禹、湯、文、武、伊尹、伯夷究竟是什麽樣的人並不重要，古人隻是借他們的名字講一個道理罷了。後人隻要明白什麽叫仁義，如何提煉良知，怎樣追求上進，懂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大道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