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言“名正言順”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上疏勸諫，宋仁宗開始關注起範仲淹。

1033年3月，實際掌權達11年之久的章獻太後崩逝。留下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後，軍國大事與太後內中裁處。”

宋仁宗問參知政事薛奎，太後在崩逝前，因病重不能言語，焦急地拉了幾次身上的衣服，好像還有什麽話要交代，不知是什麽意思。

薛奎是個善於知人、敢言敢為的人，範仲淹也曾受他的提攜。他說，太後生前所穿的哀冕是皇帝才能穿的衣服，太後想要告訴陛下穿著這件衣服，她無法見先帝。宋仁宗聽他這麽一說，忙下令給太後換衣服入殮。

章獻太後去世後，關於宋仁宗的身世，才漸漸有人敢公開談論。有人把這件事告訴宋仁宗，他才知道原來自己乃李宸妃所生，又號慟數日，追尊李宸妃為皇太後，並下詔改葬。有心懷惡意者對宋仁宗說，李宸妃死於非命，喪不成禮。宋仁宗也感到很懷疑，於是命令李宸妃的弟弟，趁改葬的時候開棺看個究竟，結果發現李宸妃的遺體容貌如生，服飾嚴整，根本沒有被虧待的樣子。

其實，李宸妃之所以按禮製發喪，是宰相呂夷簡的功勞。後來，也是他與範仲淹發生極大衝突，終而掀起宋朝第一波的朋黨之論。

宋太宗、真宗時代有位宰相叫呂蒙正，宋真宗曾經問過他，在他的孩子中誰最有能力，呂蒙正就推薦了自己的侄子呂夷簡。1029年，由於宰相王曾一再違逆章獻太後的意旨而被罷斥，呂夷簡升為宰相並掌有大權。

1032年，宋仁宗的親生母李宸妃薨，章獻太後命宮中人不給她治喪。呂夷簡聽說了這個消息後忙覲見太後，他故意問太後，聽說有‘宮嬪’死去，不知是不是真的？章獻太後不高興地說，你堂堂一個宰相，難道要來幹涉後宮的事情嗎？說完就很生氣地離開了。

過了一會兒，章獻太後又把呂夷簡招來，詢問他為什麽那麽問，呂夷簡回答，如果太後不以劉氏為念，臣就不敢說什麽意見；但如果太後顧念劉氏的前途，則臣建議，喪禮宜從厚，絕不可怠慢。

章獻太後這時才悟出他講得有道理，於是馬上說：“死去的是李宸妃，你說該怎麽辦？”

呂夷簡就提出他的意見，請太後準在皇儀殿治喪，用一品禮把李宸妃的靈柩放置在洪福寺，並以厚服入殮，用水銀實棺。這些意見太後都采納了，可是那些善於逢迎太後的承辦官員卻對太後說“歲月未利”，希望太後下令，出喪時不從城門出，要鑿城牆而出。

呂夷簡聽到之後，立即求見太後。太後知道他的來意，故意不接見，隻派寵信的內侍問他有什麽事。呂夷簡說：“鑿城牆非禮，宜自西華門出喪。”章獻太後沒有理會他的說法。呂夷簡堅持不走，一而再地勸諫太後。太後還是不許。呂夷簡急了，就正色對內侍說：“再怎麽說，李宸妃總是生下當今皇上的親生母。現在去世了，竟然喪不成禮，看來終有一天，會有人因此而獲罪，到那個時候，莫要說我呂夷簡今天沒說過這些話。”太後這才答應照他的意見，更改喪禮進行方式。

這年，宋仁宗親政以後，開始大換朝廷官員，許多太後掌權時代所任用的大臣被外放，而另一批原被太後罷斥於外的，及不阿附太後勢力的人，則逐漸被召回。

章獻太後崩後的第19天，範仲淹被招回朝。24日，朝廷發布一批人事命令，包含同平章事呂夷簡、參知政事晏殊，及樞密副使夏竦、範雍等人在內，都予以降職外調。而範仲淹則被任命為右司諫。有了專門諫言的職位，範仲淹對上書言事更加無所畏懼了。

太後的遺詔中指出，讓皇帝和新立的太後共同商討國家大事。範仲淹聽說後，忙上疏奏曰：“太後，母號也，自古以來從沒聽說，因曾保護養育皇上，就可代替為太後的。現在一位太後才崩逝，又馬上立一位太後，天下人豈不是要懷疑陛下，不能有一天沒有母後之助？”

這個時候，宋仁宗已經決定把太後遺詔中“裁處軍國大事”的字眼予以刪除。但被章獻太後指定為繼任太後的楊太妃，仍獲得“太後”的稱號，隻是不予正式冊封。一方麵免蹈覆轍，另一方麵表示尊重章獻太後的遺詔，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太後臨朝決事叫做稱製。章獻太後稱製，剛開始的時候，還說得上是號令嚴明，周圍的親信也少有狐假虎威的情形發生。甚至每當賜禦食給族人時，必定命人把宮中用的食器換掉，免得禦用的東西流入外戚家而引來物議，相當小心謹慎。可是後期作風就變了，她開始進用本家人，又讓寵信的內侍查訪宮外之事，產生了一些權傾一時的太監。

在她稱製期間，難免有人受過她的壓迫或貶抑。她過世後，宋仁宗很快得知她並不是自己的生母，而且在剛親政時的政治作為方麵，有意拋棄太後時代的舊事物。對朝中官員，尤其是重位之臣則進行換班式的大調動。於是，有善於逢迎的人，就在他麵前極力數落太後種種的不是，大做翻案文章。

範仲淹卻很冷靜地向皇帝進言道：“太後受托於先帝，保佑聖躬達十餘年，政治上並沒有出現過什麽過失，實在應該掩其小過，以全其大德。” 在以天下為己任的範仲淹看來，一般人所應聲附和指責的，不外是些因個人恩怨而起的利害衝突，與危及大眾的政治過失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太後既然在施政上沒什麽大錯，就應看在她曾護佑皇帝的份上，全其大德，實在沒有必要在一些小錯誤上，對已經崩逝的太後進行打擊。這樣，也有損皇帝的名譽。

宋仁宗看過他的諫言後，頓時大悟。於是下詔，說太後“恩勤至矣”，並指責那些阿諛奉承的人，命天下人不準再談太後時代的政令是非。

1033年7月，江、淮、京東一帶發生蝗旱災。範仲淹立刻奏請宋仁宗派使巡行，以安撫受災的百姓。可是奏疏呈上後，皇帝毫無反應。範仲淹避去眾人，找到皇上對他說：“宮中如果有半天沒飯吃，該怎麽辦？現在天下嚴重缺糧，怎可不趕快設按救濟？”宋仁宗這才明白過來，因此命範仲淹前往江、淮災區賑災。他所到之處，都開倉放糧，賑濟災民，嚴禁**祀，並奏請減免各項稅捐。

賑災回來時，範仲淹還把災民用來充饑的草根樹皮和蝗蟲，送到皇帝和妃嬪麵前，讓他們了解，遇到天災時，老百姓苦到什麽地步，以戒奢侈之心。

同時，由於目睹蝗旱災的慘狀，使他更切實體認到，雖然現在看上去是太平盛世，實際上卻是危機四伏。範仲淹平時已經注意到要居安思危，但這次巡行，更加深他對這些危機的警覺。在賑災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問題裏，以財政問題最為明顯和嚴峻。在回來的途中，他奮筆疾書擬好奏疏，上言匡正時弊的方法。

這份奏疏包括這幾個主要方麵：

一、嚴格控製和縮減各有關糧餉發放及衣服製作供應單位的開支。在太祖時代，政府收入比現在少得多，但可以養六軍，在天下出現災荒時可以順利地度過。現在國家的財政收入很多，但一遇災荒，連糧食和棉布之類的抗災物資都嚴重缺乏。由此可見，這些機構的開支是多麽龐大，甚至到了奢靡的程度。

二、太祖時代，為了恢複燕雲十六州，把國庫的結餘都存入特設的“封椿庫”，準備在有軍事行動時不因額外征稅而擾民。可是自從澶淵之盟以來，國家太平近三十年了，但由於對臣下的額外恩賞過多，已到濫賞的地步，把國庫花費殆盡。要知道“聚於艱難，散於容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要求一切恩賞應依法辦理。

三、國家的兵力大多集中在京師，為了養兵每年都要耗費大量的糧食，應該精簡兵員防止冗兵。宋朝的征兵製以募兵為主，兵士終身在兵營，全靠國家給予補給。現在國家正處於太平時期，根本不需要作戰，應該在平時農忙時讓他們回去，有需要時再把他們征集回來。年老的士兵，有田地兒女的，應讓他們回家養老。

四、江、淮諸路除了要運糧至京師以外，政府還到兩浙收購米穀。這樣造成的結果是雖然年年豐收，穀價卻仍高居不下，官方傷財，民間乏食，而糧運京師更養些冗兵、冗吏，以及一些充塞京師的遊惰之士。他主張削冗兵、削冗吏、禁遊惰、省工作，這樣一來，京師的用度節省，江淮的賦稅運糧就可以減少，也可免去高價收購糧食，平穩糧價。

五、精簡不需要的官員、官吏。宋朝為了不出現官員權力過高而反叛的現象，設置了大量的機構和職位，招收大批官員，讓他們在工作中互相牽製，就形成了冗官、冗吏的現象。例如館閣的一再增加；禮部有太常寺主管禮樂，又別置禮儀院、太常禮院；有刑部大理寺主管刑法，又設有審刑院等，應當予以裁汰合並。

六、國家每年耗費在向西北買馬、養馬上麵的金錢不計其數，但為了戰爭需要西北戎馬又不可不收。範仲淹建議可以收買之後轉賣予民間飼養，這樣可以省去大筆飼養費用。一旦有需要，可向民間再購買回來。

七、朝廷要節儉用度，不要奢侈，這樣可以減少許多押運大宗物資的人員，減少國庫開支。

八、建修寺觀的巨大花費最無實質意義，希望皇帝以土木之勞為戒，將那些花費轉作其他用途。

宋仁宗看到這份奏疏後，覺得言之有理，欣然按照範仲淹的建議發布命令。之後，範仲淹又奏請士兵服役七年後應當全部準予歸農，這一奏請也獲得采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