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京師遭貶黜

不懼權勢敢言直諫

範仲淹除了教學外，還不忘天下之憂，仍以憂天下的心情上書執政。範仲淹這次上書洋洋萬餘言，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的主張。

固邦本的意思是，國家職權的基礎在州縣的長官，要以德才的標準選好一州、一縣的官員。因為他們與百姓的利益最為密切，他們是最快、最清楚得知百姓的需求。一定要使吏治清明，這樣才能為民興利除害，使國家安如磐石。

厚民力是要積極發展生產，提高百姓的勞動能力，使他們不生懶惰之心。重名器則是重視人才的培養。大力開設學校，派專人管理，以儒家經典作為教學的內容。“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要重視選舉的力度，促進人事的新陳代謝。

備戎狄的內容是，培養將才，充實邊郡，以加強國防。杜奸雄是努力政治革新，使奸人無隙可乘。明國聽是應獎賞、親近直諫之臣，而遠離奸佞。

範仲淹的上書給宰相之一的王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晏殊推薦範仲淹任館職，王曾也非常讚同。

館是指以館、院、閣命名的幾個學術機構。唐朝時設有集賢殿書院，掌管撰集文章、校理經籍之事。宋朝沿用唐製，以弘文館、集賢院、史館為三館。988年，宋太宗又命人從三館中選出真本書籍萬餘卷，連同古畫墨跡，另置一閣，從此就有三館一閣。這些館、院、閣所設的官職叫做館職。若是以其他官兼館職則叫做貼職，而這些單位則統稱為館閣。

館閣之製是由中國傳統的宮廷學術服務製度演化而成的製度。他們的職責包括修史、研究學術，擔任皇帝的學術顧問，沒有行政工作及責任。一旦出任此職，就被視為名流，因此館閣被世人認為是儲才之所。此外，宋朝還以幾個殿各設大學士、學士等官名，作為執政大臣的榮銜。後來館職也拿來作為朝臣出任外官時所加的頭銜，實際上並不任其職事。例如範仲淹晚年奉命經略陝西，就加有“龍圖閣直學士”的頭銜，被稱為“龍圖老子”。

這些稱號頭銜隻表示是朝臣任外官的身份，本身並無實質的職務意義在內。關於館職是儲才之所這一點，南宋人洪邁曾在他的筆記中寫道：“館閣之選，都是‘天下英俊’，但必須先經過考試，然後再任命。”

晏殊在推薦書中，讚揚範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提到他曾在泰州興海堰之利，後丁母憂在應天府教書，認真到足不出戶的地步，實在是“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希望能讓他有機會參加考試。範仲淹很輕鬆地就通過了考試。

1028年12月，他服喪期滿後，被任命為秘閣校理，進身館職。“秘閣”是藏書的地方。“校理”則是校勘、整理書籍的意思。對範仲淹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中進士13年來，他終於在京城獲得一個能經常見到皇帝、悉知朝廷大事、能得到大的提升從而實現抱負的職位。

宋仁宗在曆史上也可以稱為是一位仁德的皇帝。他5歲封公，6歲封郡王，9歲封王，並被冊立為皇太子，13歲登基。他是宋真宗的第六個兒子，是劉太後的侍女李氏（死前才被稱為李宸妃）得幸於真宗而生的。因為太後沒有生育，被太後收作兒子，可憐的李宸妃不敢告訴他自己是他的親生母親，其他的人也都不敢言。一直到太後去世，這事才被傳開，宋仁宗24歲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母是誰。

宋真宗崩後，宋仁宗奉劉太後為章獻皇太後。按規矩，次年宋仁宗即位後元月就該改元。宋仁宗下詔改元為天聖，他一邊讀詔，一邊號泣良久，然後傷心地對左右說：“朕實在不忍心遽改先帝年號！”宋仁宗還是個孝子，對奉遺詔輔政的章獻皇太後畢恭畢敬。後來，得知劉太後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後，仍然很照顧劉氏一族。

宋真宗在位的第十一年，曾對宰相說過這樣的事情。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勤儉的皇帝，一件衣服可以穿很長時間，由於被洗的次數多了，顏色都變了，還被宮人們取笑。有時竟發現負責飲食的太監拿來的食物裏麵有蟲，但都沒有說過，唯恐說出去有人會因此獲罪。

1029年，宋仁宗要在冬至率百官為皇太後祝壽，命相關人員草擬禮儀。其實，在三年前，宋仁宗就曾經向太後表示過要為她上壽，太後沒有同意。宰相王曾也說：“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後則以謙讓顧全國體，請遵照太後的命令為宜。”

宋仁宗的這個決定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因為皇帝“以孝勵天下”是好事，但不惜以帝王之尊，率百官向太後上壽，則是不成體統。大臣們隻是悄悄議論這件事，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表示反對。

範仲淹在得知這件事後，立刻上奏疏勸阻宋仁宗不能這樣做。他說，自古以來皇帝都是居“南麵而為人君”的地位，絕無北麵而執人臣之儀。意思是皇帝隻能受拜，而不能拜任何人。皇帝可以有孝道，卻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表示孝道，可以在私底下行兒孫之禮，但不可公開率群臣行之。皇帝與百官一起行禮，將有損君威國體，不足為後世效法，而且會立下“人主弱、母後強”的惡例，招致隨同而來的外戚的強權。這份奏疏呈上後，宋仁宗沒有任何反應，也沒有處罰他。最後，宋仁宗還是按自己的想法這樣做了。這個結果早在範仲淹的預料之中，但他認為既為臣子，當極力勸諫，而且國家不能主上複有一主。

晏殊聽說這件事後感到非常恐懼，立刻把範仲淹找來。責怪他不該如此逞強，用這種狂率的行為沽名釣譽，一不小心就會連累他人。範仲淹正想開口辯解，卻被晏殊打斷，叫他不要強辯。範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就拜退了。為此，範仲淹深感委屈。

心憂天下的範仲淹

後來，範仲淹恭敬卻義正辭嚴地給晏殊寫了一封信。他說，自己因受晏殊的舉薦而得入館職，時時不忘提拔之恩，深恐自己不能盡職盡責，使晏殊因為舉薦錯人而蒙羞，沒想到現在卻因為忠直而被怪罪。這件事可以請皇帝率親王皇族，在宮內向太後祝壽；由宰相率百官於前殿祝壽，並不會減少太後的尊崇之威，也可以保存皇帝的威嚴。再者，後代若有人效仿，外戚以此為例來抑製皇帝，這就是大禍害啊。自己身為臣子，怎麽能聽聞這樣的事情發生而不去阻止呢。

晏殊看到這篇文字，感到非常慚愧。範仲淹又以更大的勇氣，再次上呈奏疏奏請太後還政。奏疏呈上後，和上次一樣，章獻太後和宋仁宗當時都沒有回應。

1029年底，朝廷詔命範仲淹出任河中府同判，實際上是被貶謫了。同事為他送行的時候，都極為稱讚他。

河中府在今山西省西南端，與陝西省交界處的永濟縣，距南邊的潼關大約四五十公裏。“同判”本稱“通判”，為了避皇太後的名諱，而改稱同判，是太祖針對五代地方權力過重的缺陷而設的官名。宋初時，同判在名義上是知府、知州的佐官，實際上則是共同治理者，甚至是監視者。地方文件都必須由通判批後方才有效。

範仲淹到任後，雖然已被貶到地方，但對朝中大事仍時刻留意。凡遇到認為不應行的舉措，立刻上疏表達自己的意見。

1030年3月，範仲淹以河中府同判的身份，上疏停止修建寺觀，減少購買木材的開支，以順人心、彰聖治。

4月，範仲淹轉殿中丞仍同判河中府。7月，範仲淹在舉行恢複製舉以後的第一次考試的前兩個月，又給宰相上了一封信。

宋朝的科舉製度，除了定期舉行的稱之為貢舉的進士、明經等科以外，還有一種方式即國家需要某些種類人才的時候，就加以分科，由皇帝臨時下詔招考的考試不常舉行，也不像貢舉那樣有一定的章程，稱之為“製舉”。

製舉的考試方式，一般是由地方政府舉薦朝廷所需要的人才到京城，大多由皇帝親試。這個考試的最初用意，一是擔心隻靠貢舉，可能還有很好的各方麵的人才被埋沒，所以不用先通過貢舉式的地方筆試，而直接推薦到朝廷，由天子親自選舉。這種考試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不管是否中過進士，都可以參加考試。而且，為防主辦薦舉的官員有所遺漏，還準許想應試的人到京城自薦。

宋真宗時，製舉曾設有六個科目。他行封禪大典後，有些人為了諂媚皇帝，對他說漢朝的時候，用這種方式招人才，多是因為兵荒災變，才下詔求人才，以尋訪政治的缺失。現在大宋已經上泰山行過封禪大典，向天報太平了，就不該再設這個科目。於是，從此製舉就停頓不辦。

1029年2月，在夏竦等人的請求之下，宋仁宗下詔恢複製舉。

範仲淹在上書中寫到，“善於治國者，無不先培育人才；培育人才的方法，無不先鼓勵求學；鼓勵求學的要務，則在崇尚經書。因為經書中都是聖賢相傳的大道，能夠學這種大道，學生的才能就會越大；才能越大，則能夠成就的事功也就越大。”

他指出，當時的為學者，都不以經書為本。從政者也很少談教化的問題，所以“文章柔靡，風俗巧偽”，學術界彌漫著隻重表麵、不求根本的浮誇風氣。一旦恢複製舉，不但可以選出被埋沒的人才，從而詢訪施政得失，而且可以乘這個時候，鼓勵天下人求學，培育天下的才能之士，正是“複小為大，抑薄歸厚”，把天下不良風氣予以轉變的大好機會，官府也可以招到有真才實學的人。

他又指出，製舉考試最重要的是在內容。因為考試的科目往往影響讀書人讀書的方向。他主張，應以六經為先，正史次之，再命考生論述時務及提出實際的對策方略。之前都是以重詩賦，以詩賦為考試內容。有了正確的方向以後，才可以把天下賢俊引向經邦濟世之業，為國家帶來傑出的輔佐之才。範仲淹的這個主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這以前，包括唐朝，考試經書都停留在記誦的階段，詩賦的比重很大，實際處理事務的能力就不能真正地考察出來。這次上書，可能因為他人微言輕，仍然沒有受到重視。

這年7月份舉辦的製舉，有一位在範仲淹以後的政途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考上了，他就是後來被天下人視為範仲淹一黨的富弼。這年，另一位後來同樣被認為是範仲淹同黨的歐陽修，也考上進士。歐陽修比範仲淹小18歲。富弼與歐陽修二人的登入仕途，可稱為“範仲淹氣候”的形成階段。

富弼比範仲淹小15歲。他是宋朝40位製舉登科的人當中唯一官至宰相的人。當時的製度是現任官可以考“賢良方正”科，無官者考“茂才異等”科，富弼考上的就是後者。

在應天府的時候，晏殊曾讓範仲淹為自己已到及笄之年的女兒介紹丈夫。範仲淹就把較為修謹的富弼推薦給他，富弼因此就成了晏殊的女婿。

在這一年，範仲淹又以河中府同判的身份上疏，請太後把執政權還給皇上。他提出的理由是，現在皇上已經21歲了，可以獨自處理政事了。希望太後把大權還歸真主，退居後宮，享受“天下之養”。

1031年，範仲淹改遷太常博士同判陳州。太常博士屬於太常寺，太常寺掌宗廟祭祀之事，但宋朝的太常寺隻留空名，實際職務在太常禮院。

陳州，春秋時代是陳國所在地，在今河南省中部的淮陽縣，距離西北方的首都開封大約150公裏。陳州比在河中府更接近京城。在這裏，範仲淹能更快得知朝中有什麽不合理的事情，他必定要上疏提出指正意見。史稱範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風節，自此始。” 矯勵是矯正俗情而立高節；風節是指獨立不懼的誌氣和節操。

當時，有許多人都批評範仲淹多管閑事，告誡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為了“各司其局，不相侵官”。這是指不侵犯行政上的權責而言，並不是指勸誡天子不被蒙蔽的言路。言路應該是不分大臣小臣、遠臣近臣的。例如古時的聖人，常常求天下之言，不但命百官指正缺失，還派專人到各地采集民間詩歌謠詠，以探求民隱。

他又說，至於“遠不當諫”，當年周武王伐殷，伯夷、叔齊叩馬而諫，難道伯夷、叔齊是“近臣”？孔子稱讚他們為賢人，也沒有因為“遠諫”而責怪他們。如此看來，哪有什麽遠臣、近臣之分呢！再者，有人說“天下有道，庶人不譏”。那是指有道的朝廷，做到教育感化之功，則百姓就沒什麽意見了。

還有人指責他喜歡標新立異，以此來沽名釣譽。範仲淹反駁說，如果說他喜歡標新立異，則像薑子牙垂釣於渭水之陽、藺相如奪璧於強秦、諸葛亮需三顧茅廬方肯出山，這些前代聖賢不都是標新立異嗎！聖人本來就崇尚名教。如果一個人不畏名教，沒有榮辱觀念，則一切賞罰都將對他失去作用，一切教育也將無以施行。

他還強調，三代的聖賢，不是都很有名嗎？唯有人人要名，知道愛護名，才會向那些“名人”看齊而向善。因此他不但不以為“好奇”、“邀名”不對，反而深恐自己“好”得不夠多、“邀”得不夠積極呢！

1032年，範仲淹聽說京師有一些被寵幸的近臣，竟不經宰相所領導的政府機關，而由皇室後宮直接任命官職。他以太常博士同判陳州的身份急忙上奏，指責這種擾亂製度的作法絕非“太平之政”，應以三百多年前唐中宗時代的“墨敕斜封官”為戒。

皇帝發給外藩及京外官的公文叫敕書，古時本多用黃紙，以朱筆書寫。而“墨敕”是指不經外廷撰擬，而以墨筆所寫，由內廷徑自發出的敕書。

唐中宗的時候，還未完全走出後宮幹政的局麵。她們進行賣官鬻爵的勾當，不管是販夫走卒、屠戶奴婢，隻要出錢30萬，她們就以“墨敕”斜封，交付中書省授官，因此這種用錢買來的官，被稱作“斜封官”。範仲淹擔心終會造成這種現象，再三勸諫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