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過大新政失敗

新政的改革內容已經嚴重觸及了大多數高層官員的利益，守舊派勢力開始反擊了。他們再次抨擊範仲淹一派是朋黨，還秘密調查起他們。歐陽修也被明升暗降，離京出使河東。範仲淹預感到改革途中隱患重重，新政岌岌可危了。

反對派以夏竦為首。夏竦自因範仲淹等人勸諫被取消任命樞密使後，就與範仲淹一派勢不兩立，恨透了他們。於是他發動一批反對派，時常指杜衍、範仲淹及歐陽修等為黨人，歐陽修因而作《朋黨論》進呈宋仁宗，內容有：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於是宋仁宗就問範仲淹，自古以來，小人大多相結為朋黨，難道也有所謂君子之黨嗎？

範仲淹回答他，當初在邊關時，就曾注意到兵士當中，凡好戰者自會成為一黨，怯戰者也成一黨，這似乎是物以類聚的自然現象。在朝廷，有邪黨、正黨之分，其道理也是一樣的。其間的取舍，完全要看皇上的明察。如果說，相結為朋黨，但卻是朋而為善，則這種朋黨對國家又有何害？

夏竦得知歐陽修上呈的《朋黨論》後，因為等於被指為“小人之偽朋”，不禁恨上加恨。

寫《慶曆聖德詩》的石介，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富弼，建議他“行伊、周之事”。而這封信的內容不知什麽原因，被夏竦得知了。

所謂“伊、周”是指商周的賢臣伊尹與周公。“行伊、周之事”也就是輔弼天子的意思。可是與“伊、周”隻差一個字的“伊尹”“伊霍”，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伊尹曾放太甲於桐，霍光則廢昌邑王，改立漢宣帝。“伊霍之事”變成是人臣廢立天子的意思。

夏竦得知石介所寫書牘的內容後，認為有機可乘，於是命女奴偷偷摹仿石介的筆跡，把“伊周”改成“伊霍”，並且還偽造了一份詔草，說是石介幫富弼撰寫的廢立詔草，然後火速上聞於宋仁宗。宋仁宗看了並不相信。範仲淹與富弼為了避嫌，不敢自安於朝廷，於是都提出巡按邊地的請求。

此時宋、夏和議還沒簽訂，這個時候，傳說契丹準備征西夏，局勢極不穩定，所以範仲淹的堅請調職終獲首肯，他得以離職轉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兩人的相繼離去，更引來反對派打落水狗式的攻擊，朋黨之論越發囂張。隨著讒言越來越多，宋仁宗也開始動搖了，對改革的熱情已經沒有了。這時，宋夏之間已正式議和，邊境危機消除。

1045年年初，曾經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範仲淹和富弼被撤去軍政要職。實行僅一年有餘的各項新政，也先後紛紛取締。京師內外的達官貴人及其子弟又恢複原職。

慶曆新政以火熱的勢頭展開，但不久就被扼殺了。究其失敗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誣陷範仲淹、韓琦等為朋黨。宋仁宗因為反對派的強烈反對，和對朋黨的避忌，他不想改革了。宋仁宗當初要改革一方麵是因為西夏的危機，這時已經與西夏和議了，這也是他放棄改革的原因。

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新政嚴重損害了宋朝的統治基礎——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宋仁宗也是要廢除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