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誣朋黨再次遭貶

1035年3月，範仲淹由知蘇州左司諫秘閣校理員外郎，被調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至於是什麽原因使他由地方調回皇帝身邊，並沒有記載。隻有富弼為他寫的墓誌銘上說：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召還。由此推斷，可能是因為朝廷受清議的壓力所致。

範仲淹回京後，因廢後案而產生的宮廷之爭，仍然餘波未息。廢後的次年，宰臣呂夷簡等人曾上表請立皇後。因為自從郭後被廢之後，尚、楊二美人愈得寵愛，宋仁宗沉於美色，不問政事，朝廷內外大為憂懼。依照章獻太後之遺詔所立的楊太後，也屢次勸諫宋仁宗，但不見成效。後來迫於各方輿論，宋仁宗才被迫答應。

宋仁宗詔立宋初開國名將曹彬的孫女曹氏為後，改立皇後案總算完結。雖然有監察禦史提出章獻太後三年之喪未除，不宜馬上冊立的意見，但仍在當年，正式冊立曹氏為後。

範仲淹回朝後，宋仁宗已經冷靜下來，開始反思廢郭後的前因後果。他逐漸感到範仲淹等台諫官當年所說“皇後無大過，不當廢”，實不無道理，並漸有悔意。這時，被廢的郭後居住在瑤華宮，宋仁宗帶著歉意，屢次派人慰問。有時還作樂府詞賜贈給她，她也和答，語言淒愴。

這時，太監閻文應非常擔憂，因為他就是當年和呂夷簡等人煽動廢後的魁首之一。他擔心萬一郭後與皇帝又重歸於好，或因此恢複地位，他難逃一死。趁著郭後身染小疾，毒死了郭後。

閻文應平日恃勢作威，甚至有時矯造聖旨，連執政大臣也不敢違抗他，是個奸佞之人。這次漏洞百出的謀殺，更引起天下人的極度不滿。

諫官姚仲孫、高若訥提出彈劾，說“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閻文應因而被貶到地方。範仲淹以天章閣待製的身份，列舉閻文應的各項罪狀，並擬就奏疏。

閻文應飛揚跋扈已久，雖被貶卻仍有勢力，所以範仲淹呈上奏疏後，他抱著孤注一擲的心情，把家裏藏書中凡是有言兵者悉數焚毀，免得萬一失敗，被指為素懷異誌，而遭滅家之禍。他還不吃東西，並囑咐大兒子說：“我這次上疏，是要掃除君側小人。若不勝，必定會得罪而死！我既死，你們兄弟從此就不要再做官，我隻要你們在我的墳墓旁邊，以教書為業，千萬要記住。”

結果，範仲淹的奏疏獲得皇帝的采信，並作出明確決定，放逐閻文應到嶺南。不久，閻文應死於放逐途中。

當時，朝中的實權還在宰相呂夷簡手中。範仲淹奉召回朝，他的作風不但一點也沒改，反而論事益急，而且勸諫的範圍愈來愈廣，這使呂夷簡一派對範仲淹的炮轟頭痛萬分。範仲淹為人正直小心，很難落人口實，想整他又不容易。因此，呂夷簡隻好暗中指使人嘲諷範仲淹，說他身為天章閣待製，是屬侍從官，根本沒有“口舌之任”，怎可不守本分，做起言官的工作來？範仲淹聽到這種責難，他嚴正地回答：“論時事，正是侍從官的職責，我怎敢不勉力而為？”

呂夷簡無奈之下，忽然想到政務繁重而難治理的開封府，於是決定調遣範仲淹前去治理。一方麵可以使他無暇他顧；另一方麵，等他有一天出了紕漏，可以馬上予以罷斥，逐出朝中，正好去掉一個眼中釘。

1035年年底，詔命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範仲淹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範仲淹在呂夷簡別有用心的安排下治理開封府。哪知呂夷簡的算盤打錯了，在範仲淹的治理下，開封府是“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反使他的聲望節節上升。京師有歌謠曰：“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可見，範仲淹在開封府很有政績，也很得民心。

最令呂夷簡坐立難安的是，範仲淹非但沒有出什麽紕漏，而且把公事化繁為簡。呂夷簡本想以繁重的公務使範仲淹無暇他顧，他的這個計謀，也無法得逞。範仲淹時時關心朝中之事，常取古今治亂安危之道，勸勉宋仁宗；對於朝廷的施政得失，仍然時時提出批評。

這時，發生了一件關乎宋朝立國安危的事情。之前，燕雲十六州被契丹占據，使宋的都城暴露在敵人的鐵騎威脅之下。宋之所以要建都開封，是為了漕運之利，漕運是為了將東南財富運到京師來給養大批的軍隊，而大批軍隊則是為了守衛京城，免受北方的侵擾。因此當時是“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漢唐時代建都長安、洛陽，依賴天然屏障，而以最少的兵力守衛。但是宋為了遷就兵糧補給的方便，不得不以大量軍隊駐守在無險可守的開封。這種以人力代替山河之險的作法，宋太祖並不是不知道其危險性及所造成難以負荷的負擔。所以在宋建國十六年的時候，就曾經想要遷都洛陽。群臣雖然反對，但卻沒人敢說話。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找了個機會說：“開封有汴渠水運，每年提供江、淮米數百萬斛，京師數十萬人均仰給於此。陛下有沒有想過居留於洛陽將如何取得這些糧食？而且府庫重兵都在開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宋太祖對他的話並沒有在意。當時身為晉王的宋太宗又再次進言。

宋太祖對這位弟弟寄望頗高，見他如此切諫，就解釋道：“我打算西遷，不為別的，隻是想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

晉王說：“在德不在險。”

等晉王告退後，太祖才很無奈地對左右說：“晉王的話固然不錯，可是像這樣繼續建都開封，繼續仰賴軍隊，以大批軍力取代山河之險，則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恐怕就要消耗殆盡！”

這個問題再一次爆發了，朝中有人提出遷都洛陽，範仲淹不同意，為此他又上了一次書。範仲淹雖然不讚成遷都洛陽，卻讚成充實洛陽。原因有二：一是他認為現在國家太平，不適宜討論遷都的問題，這樣會造成百姓的恐慌；二是洛陽是曆代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疆不寧時可以退而守之。這點雖然比開封有優勢，但洛陽已經很久沒有為都城了，沒有糧食的積蓄，各種防護都老舊了，現在不宜遷過去。不過一旦國家真正發生急難，需要退處洛陽以守之的時候，將憑什麽守？因此，要在洛陽做好各種儲備。他又提出一個辦法，就是由朝廷以各種名義，逐漸充實洛陽的府庫儲積。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必可使洛陽達到戰備狀態。這樣一來，就可以有運用的餘地。

範仲淹提出的這個辦法，不失為兼顧理想與現實的好構想。乍看之下，他反對遷都之議，似乎稍嫌保守，不夠眼光。但從事實發展來看，當年澶淵之盟前，遼兵大舉南下，有人主張遷商丘，有人主張遷四川，但就是沒有人主張遷洛陽、長安，可見此二城的文化、經濟條件已不複漢、唐舊觀。

但是舍棄開封，實在也隻有洛陽、長安可以拿來作為國都。而洛陽在當時的條件，除了據以防守的山河之險仍依舊以外，其他方麵實在已不符合長久設為首都的要求。因此，範仲淹的意見，算得上是切合實際的權宜之計。

可是，北宋的首都始終沒有依據山河之險的需要而遷移，這個爭論，顯然每次都因沒有結果而不了了之。這個遷都爭議，卻是後來造成範仲淹與呂夷簡二度大衝突的因素之一。

呂夷簡與範仲淹在之前就爆發了直接的衝突。範仲淹看到宰相呂夷簡廣開後門，濫用私人，朝中腐敗不堪。於是他力陳治亂之道，皆由於用人之得失，得人則治，失人則亂。而用人之得失，實屬宰相之職。他說：“天子要日理萬機，對於用人，當然不宜一手掌握，可是也不可不察”。於是，他特地繪製一張百官圖，按照職級品位，排出合理的及不合理的升遷順序，然後加注：“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這張圖等於直接抨擊呂夷簡用人不當、有私心。

宋仁宗以遷都之議詢問呂夷簡的意見，他回奏道：“範仲淹，迂闊至極，隻會放高論以求名，所言都不符實際。”

範仲淹聽說呂夷簡竟然在皇帝麵前如此說他，就寫四論以獻，四論包含：《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委》。其內容大體都在譏指時政，並且很不客氣地說：“漢成帝相信張禹之言，不疑舅家，所以才會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中也有個張禹，正在壞陛下家法，不可不趁早辨識清楚。”

張禹曾是漢成帝當太子時的老師，漢成帝即位後尊他為師傅。後來拜相封侯，國家每有大政，必征詢他的意見。有一次漢成帝懷疑外戚有問題，詢問他的看法，而張禹因為自己年老，子孫又弱，不敢直言，最終導致了叛亂。張禹這種作風，很為當時的一位奇人朱雲所不滿，上書漢成帝“願借尚方劍，斬佞臣張禹”！

呂夷簡被範仲淹比擬為佞臣張禹，又被攻擊為“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大壞皇帝家法。他大為震怒，怒氣衝衝地到宋仁宗麵前申辯，並指責範仲淹以京城首長越職言事，又專會薦引朋黨，離間君臣。

範仲淹也不示弱，交章對訴，愈訴愈激烈，但最終沒有鬥過呂夷簡的當權集團。被以當年曾密請立皇太弟侄的理由，再度被貶黜，出知饒州（江西鄱陽）。這件事的起因是這樣的，宋仁宗已經27歲了，尚無子嗣。範仲淹可能是關心過宋仁宗的繼承人問題，因此建議他立皇太弟侄為太子。這事雖然是出自為國家考慮的至誠忠直之心，卻使宋仁宗很不高興。於是呂夷簡就從旁中傷，範仲淹再一次被貶了。

有一位叫韓縝的侍禦史，為了迎合呂夷簡的意思，擴大打擊範圍，奏請將範仲淹朋黨的名單公布於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這個建議馬上獲得采納。“朋黨”是皇帝最避諱的事情，宋朝的臣子被指為朋黨，範仲淹及其支持者算是第一遭，並引起為期不短的朋黨之爭。

範仲淹被貶斥的消息公布之同時，京城也因為“朋黨”兩字的出現，而陷入緊張氣氛中，士大夫都畏懼當權的宰相，深恐被牽連成為範仲淹黨人。因此，範仲淹要離開京城時，沒幾個人敢去送行。唯天章閣待製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兩人帶酒前往餞行。

王質還單獨留下來與範仲淹說了好幾個晚上的話，有人因而譴責他。他卻說：“像範希文這樣的賢者，能夠與他成為朋黨，那是我的幸運！”王質向來明辨忠奸，嫉惡如仇。他曾經在蔡州為官，州內百姓為唐朝時曾在該地為亂的蔡元濟立廟，王質知道後很不滿地說：“安有逆醜而廟食者？”當即下令毀掉，改立狄仁傑及奉命討平蔡元濟的李愬，供百姓奉祠。他被指為範仲淹黨人時，深以為榮。

還有幾位任職於館閣的官員，上書為範仲淹辯護。他們全被打為範黨，並且同樣遭到貶斥的命運。

秘書丞、集賢校理餘靖上書，他說，範仲淹以前為太後上壽及廢後案勸諫陛下，陛下猶以其合於典禮而加以優獎。現在刺譏大臣，卻重加譴責，實在是前後矛盾。如果他所說的話，陛下聽來不順耳，其實聽與不聽都在陛下，怎可加以怪罪？漢朝的時候，汲黯在朝廷說公孫弘多詐；三國時代，張昭論將，說魯肅為粗疏，結果漢武帝和吳主還不是都予以任用而無所猜忌？陛下親政以來，曾三度罷斥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請速改前命。結果餘靖次日就被貶監筠州酒稅。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也上言說：“臣嚐以範仲淹正直信實、有原則、有操守，可說是良師益友。自從他獲罪以來，朝中有人說臣也曾被他薦論過，依照朋黨的說法，臣也算是範仲淹黨人。現在他既然以朋黨得罪，則臣也應當連帶受罰才合理。所以，請讓臣隨從範仲淹一同貶黜，以明典憲。”呂夷簡見尹洙竟然自願、自請與範仲淹一起被貶，不禁大怒，就降他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

此時，歐陽修也被卷入到這次爭辯中來。他認為範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朝廷中無與倫比，現在居然遭到這種下場，諫官難辭其咎。所以他責怪右司諫高若訥，身為諫官，竟不能辨別範仲淹的無辜。他嚴厲地譴責高若訥這個諫官“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還有什麽麵目見天下士大夫？又怎麽配成天出入朝中稱“諫官”？為此，高若訥暴跳如雷，他把歐陽修罵他的信送到朝廷告了歐陽修一狀。

他說：“範仲淹貶職之後，臣遵奉諭旨，不敢妄加營救。現在歐陽修竟如此責備臣，說天子與首相隻因臣下違逆其意而驅逐賢人，臣不諫不當。但臣以為，賢人者，國家賴以為治平者，如果陛下果真是隻因賢人違逆陛下之意就加以驅逐，臣確實當諫；或者首相也以同樣理由驅逐賢人，臣也當爭。可是那範仲淹，因為以前論事切直而被進用，現在口發狂言，自取其辱，豈可說他是無辜？若讓歐陽修這種論調流傳出去，恐怕天下人聽了，都真以為天子會因為臣下違逆其意而驅逐賢人，這樣一來，損失可就大啦！所以無論如何，應懲治歐陽修來予以訓誡，免惑眾聽。” 於是，歐陽修被貶為夷陵縣令。

當時擔任洛陽留守的蔡襄，根據這件事，寫成《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的是範仲淹、餘靖、尹洙及歐陽修，不肖指的就是高若訥。據說，這首詩寫成後，京城內人人爭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連正好來訪的契丹使臣也買了一份帶回契丹。

在這次牽連甚廣的政治鬥爭中，範仲淹由一個人的抗爭變成一個群體的抗爭。他引發士大夫“矯勵尚風節”的運動，又進入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