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地亞·哥拉哈運動”

抵達杜爾班後，甘地一行人商量了一下派代表去見張伯倫先生的日期，他們還起草了一份陳情書，要求英國人不可歧視住在納塔耳的印度人。張伯倫看完陳情書後冷淡地說：“英國政府一向不幹涉殖民地的事，但你們的生活看起來確實不太好。我將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們，但是如果你們想生活在歐洲人中間，你們就得盡可能和他們友好相處。”

接著，張伯倫又準備訪問德蘭士瓦。德蘭士瓦的印度人要求甘地到比勒陀利亞作同樣的陳情。那時，由於布爾戰爭的關係，德蘭士瓦的入境手續非常嚴格，甘地拜托杜爾班警察所的警長亞曆山大幫忙，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張入境許可證，順利抵達比勒陀利亞。

他草擬了一份同樣的陳情書，要求廢止對印度人的差別待遇，同時，他也想再和張伯倫談一談。上次在杜爾班，張伯倫很快就接見了他，但這次卻要求他們先遞上陳情代表的名單。不料，兩三天後，納塔耳政府亞洲局方麵來了一份通知，說是由於甘地在杜爾班已經見過張伯倫先生，這次最好改派別人參加。

張伯倫根本沒有誠意，他的答複仍和杜爾班時一樣冷淡。代表團中有人就抱怨說：“甘地先生，以前發生布爾戰爭時，我們聽從你的指示，為英國人效勞，可是，英國仍然對我們這樣冷漠，沒有半點感激的表示，我們的努力不是白費了嗎？”

“我不後悔我的建議，我認為我們成立救護隊是對的。我們這樣做，隻不過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做一件事情，並不是為了要求什麽報酬，不過我有一種堅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後一定會開花結果。”接著他又說，“雖然向殖民大臣所作的交涉已經失敗，但是我們已盡了全力，我想今後仍留在德蘭士瓦工作，和各位共同從事爭取印度人權利的活動，你們覺得怎麽樣？”

甘地話剛說完，在場的人立刻發出一片歡呼聲，大家都讚成他的主張。

在約翰內斯堡，有很多由英國人經營的金礦公司，所以，這裏的英國人更加盛氣淩人，相較之下，印度人就顯得更弱小了。因此，甘地便在約翰內斯堡開設律師事務所，重執律師業務。

他在約翰內斯堡開業以後，便想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做點事，以保障他們的安全。約翰內斯堡有許多官員，負責管理亞洲人。不過這些官員不但沒有好好地保護印度人、中國人和其他的亞洲人，反而拚命壓榨他們。

幾乎每天都有人來向甘地控訴：“有權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許可，而那些沒有權利的人隻要花100 英鎊就可以進來了。如果你不出來主持公道，誰出來呢？”

甘地覺得如果不消除這種現象，那他就等於白住在德蘭士瓦了，於是他便開始收集證據。收集到了相當多的材料後，他便控告了兩個瀆職的英國官員。雖然英國籍的法官一直偏袒兩個官員，判決他們無罪，可是由於這件事已傳遍各地，亞洲局迫於壓力，不得不開除這兩名官員。從此以後，亞洲局的官吏便不敢再有瀆職行為了。

這件事結束後，他的律師事務所生意越來越好，為他帶來不少收入，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因此，他就想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來從事一項新的工作——發行新聞周刊。

在1904年，有一個叫做馬丹吉的律師曾向他建議說：“甘地先生，你應該辦一份報紙作為宣傳工具，以便有效地發展印度自治運動。”

其實，甘地早就有這個想法，經他這麽一說，他更堅定了。因此，甘地就立刻開始準備新聞周刊的工作，並決定把這份周刊命名為《印度輿論》，同時發行印度文版與英文版。英文版是要讓英國人了解印度人的疾苦，印度文版是為了喚醒印度人的自覺，並促進大家的團結。

這個刊物就在 1904 年創刊了，曼蘇克拉爾·納紮先生是第一任編輯。他便把社論一欄交給甘地負責。這個評論，從創刊到1914年10年之間，除了甘地被捕入獄的那段期間外，每一期都有刊載，甘地集中精神，把他想告訴大家的話，經由這個評論專欄表達出來。在這些文章中，他除了提出爭取平等權利的事之外，也談到世襲種姓製度的缺點、各宗教的教徒對立所造成的禍害，以及改進衛生習慣等問題。

雖然他們全神貫注於出版周刊，試圖喚醒印度同胞的自覺和英國人的理解，但是，住在德蘭士瓦的印度人的生活並未因此而得到改善，印度人的人格、權利也未因此得到改善。相反，情況越來越糟。1906年，又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就是所謂的《新亞洲法》即將在德蘭士瓦議會中討論表決。

《新亞洲法》的內容如下：被準許住在德蘭士瓦的印度人，年齡在8歲以上者，都必須到亞洲局登記姓名，領取證明書。登記時，須交回原來的居住許可證，並在登記卡上寫明姓名、地址、年齡、出生地、世襲階級等；然後，再由亞洲局的人把印度人的長相、特征等記載下來，例如缺了幾顆門牙、身上哪一處有傷疤等。最後，再蓋上十個指頭的指紋。

如果不在限期內辦好這項手續，就視同罪犯，被送入牢獄，而且還要取消居住權，強製押回印度。警察為了檢查他們是否隨身攜帶證明書，可以隨時搜查印度人的身體，自由進入印度人的住宅。

那年8月的某一天，在回約翰內斯堡的火車上，甘地買了一份報紙，才看到這則令人氣憤的新聞。想想看，在這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會製定這樣侮辱人的法律呢？真是欺人太甚了！

抵達約翰內斯堡後，甘地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印度的朋友們。他們聽了都顯得既驚訝又憤怒，便到處奔走，告知散居各地的同胞。在很短的時間裏，便發動居住在約翰內斯堡的所有印度人，於9月11日聚在一起開會商量對策。

大會中，大家一致反對英國政府對德蘭士瓦的印度人所訂的《新亞洲法》。反對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主張采用暴力抵抗，並立刻購買武器；另一個意見是，既然英國人這麽壓迫他們，那麽幹脆離開南非算了！

這兩個意見甘地都不讚成。使用暴力抵抗一定會造成傷亡的悲劇，這是不值得的，而且會授人把柄，認為是印度人故意挑唆找事。至於主張所有印度人都離開南非，這也是信口開河，談何容易呢？

甘地心裏非常明白，一旦《新亞洲法》在議會中通過，就必須遵從它的規定，否則，就會被捕入獄或押回印度。可是，他與英國人鬥爭到底的決心已不可動搖，寧可受到刑罰也絕不屈服。於是他把早已想妥的辦法——“非暴力抵抗運動”告訴大家：“即使《新亞洲法》在議會中通過了，我們也絕不遵從這個法案。萬一因此而遭受刑罰，也要堅持到底。同時，絕不可采用暴力的手段來對抗。”

當然，如果隻有10人、20人響應這個行動，也許發揮不了什麽作用。但是，若相應的人數達到1000、5000，甚至1萬人，那麽，德蘭士瓦的政府就不得不加以考慮了。

甘地想替這個新鬥爭方法取一個適當的名字，於是通過《印度輿論》征求讀者的意見。不久，應征信紛紛寄來，甘地發現他的堂弟馬幹達·甘地所取的“撒達·哥拉哈（擇善固執）”不錯，但仍不盡理想。因此，甘地就稍微改了改，稱這個“不合作運動”為“撒地亞·哥拉哈（把握真理）”。接著，甘地們又決定把設在德蘭士瓦的印度人大會改名為“撒地亞·哥拉哈協會”，以約翰內斯堡為中心，把這項運動擴展到整個德蘭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