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印度

1896年9月，甘地終於回到久別的祖國。這次回國並不是由於他在南非的活動已經有所成就，而是打算把妻子嘉斯杜白和兩個兒子接往南非，繼續為南非的印度人爭取自由和權利。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甘地想讓居住在印度本土的同胞了解南非的情況，以改變他們對同胞漠不關心的態度。

他回到印度，首先到拉奇科特探視妻兒，重溫家庭生活的樂趣；另一方麵，他利用閑暇，把南非的印度同胞所過的艱苦、淒慘的生活情形寫成一本小冊子，印刷了一萬份，寄給全國各地的報社和政治家。這本小冊子可以說是甘地的第一本著作，由於封麵是綠色的，所以大家都稱它為“綠皮書”。

要把這些小冊子寄發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也很費錢，於是甘地想出了一個更簡單的辦法。他把當地所有的小朋友都召集起來，請他們每天早上不上學的時候，義務勞動兩三小時。這一點他們自願地接受了。他答應把收集的郵票分送給他們，作為一種獎勵。他們很快地完成了任務。

“綠皮書”寄出去後，引起很大的反響。《先驅報》首先就這本小冊子發表了社論，由路透社摘要發到英國，又由倫敦總社的通訊員把摘要加以濃縮，轉知納塔耳分社。

但是，從倫敦發給納塔耳的新聞卻被濃縮成三行，而且誇大其詞，引起當地白人強烈的反感，半年之後甘地重回納塔耳時，便受到白人的仇視和嚴厲的指責。

“綠皮書”發出去後，甘地便接受朋友的勸告，到孟買去拜訪綽號為“孟買之獅”和“無冕王”的梅赫達先生。

在他的想象中，被封名“獅子”，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人。事實恰好相反，梅赫達像一個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兒子一樣地接見了他。甘地想在孟買舉行一個演講會，他把這個計劃告訴梅赫達之後，梅赫達很嚴肅地說：“甘地先生，這是很有意義的事，雖然我能力有限，但我仍會盡力幫助你。”於是，他便開始為他籌辦演講會。

這次大會是在捷汗吉爾研究所的大廳裏舉行的。因為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也要發表講話的集會，所以大廳裏擠得水泄不通。出席這樣的集會，在甘地的經曆中還是破天荒第一遭。當他開始念講稿的時候，他的聲音還有點顫抖。費羅澤夏爵士不斷鼓勵他大聲念下去，而他的感覺是，這不但沒有增加他的勇氣，反而使他的聲音越發低弱……

費羅澤夏爵士的幫助使他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接著，他又從孟買趕到了浦那。浦那的朋友對甘地說：“浦那目前有兩個政黨，我認為這次演講會的主席最好由一個無黨派人士來擔任，如果你讚同我的看法，我可以向你推薦一個適當的人選，就是此地的大學教授戈克利先生。”

甘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立刻到浦那大學拜訪戈克利教授。戈克利先生年紀與他相仿，27歲就當了大學教授。他還參與過印度國民會議派的創立工作，對爭取印度的獨立自由很有貢獻。他和甘地一見如故，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熱情地接待他。

戈克利答應為甘地籌備演講會，雖然會場的布置很簡陋，但浦那地區許多有影響的人都應邀前來參加，使演講會辦得極為成功。

甘地覺得自己實在很幸運，在旅行演說中能夠見到這麽多學識淵博而又大公無私的人，他們也慷慨地給予了他許多幫助。

在甘地看來，梅赫達先生就像喜馬拉雅山一般崇高峻偉，基拉克就像浩瀚無際的印度洋，而戈克利就是綿延平和的恒河。喜馬拉雅山高不可測，印度洋廣袤無垠，恒河溫和可親，任何人都能愉快地在那裏沐浴徜徉。

繼浦那演講之後，甘地又到馬德拉斯去，那裏是他在南非營救過的工人巴拉森的故鄉，大概正是因為這個，這裏的群眾格外踴躍。他印的一萬份“綠皮書”很快銷售一空。

當甘地轉赴加爾各答準備演講時，設於杜爾班的印度人會議的會員來了一通電報，說有急事，要他立刻趕回杜爾班。他想一定是納塔耳的印度人遭遇重大事情了。因此他便立刻趕回拉奇科特，攜帶家眷到孟買，然後搭乘“格蘭號”汽船前往杜爾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