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全盤集體化
在全世界，蘇聯的國土麵積最大，耕地麵積第一，按人口平均也名列前茅，但是，蘇聯的糧食供應總是緊張，城市經常得不到充足的糧食和肉類，更讓人發愁的是隔幾年就會發生糧食危機，供應變得很緊張。
糧食問題的原因是什麽？怎麽才能解決？這個難題困擾著許多人。
蘇聯農村遼闊廣大，有很多肥沃的田野，但是農業發展水平相當落後，1924 年的時候，農業總產值隻有工業的1.97%，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零頭。更讓斯大林惱火的是，在豐收的年頭，糧食反而變得更緊張。
1927 年是個大豐收，糧食卻收購不上來。有些富裕的農民家裏的糧食滿倉滿囤，就是不願意賣。他們抱怨說，政府定下來餘糧征集製強征的糧食太多了，收購價太低了，寧願放在家裏等著賣個好價錢。這一年，收購的糧食還不到上一年的一半。
城市沒有糧食，居民吃不飽飯，是件大事。斯大林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勢力的嚴重進攻，他親自上陣向各地黨組織發出緊急指示，限期完成糧食收購計劃。3 萬多人的征糧工作隊開到農村，挨家挨戶進行搜查、強製收購。在公路上設立崗哨，對農民運輸的糧食強行攔截，限製甚至取消農村集市。這種“非常措施”雖然解決了當年的困難，以後怎麽辦？
20 年代的蘇聯，集體經濟所占的比重非常小，98% 是個體的小農經濟。
斯大林認為，小農經濟“最沒有保障，最原始，最不發達，生產商品最少”，隻有農業集體化，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統一管理，統一使用拖拉機生產，統一銷售糧食和肉類等各種農產品，就可以徹底解決農業問題，才能振興農業。他說，有了集體農莊，一俄畝的收獲量能達到200 普特或200 普特以上。（1 俄畝等於10929 平方米，1 普特等於16.38 公斤。一俄畝200 普特等於每公頃3 噸，或每畝400 斤。）要知道，在大豐收的1927 年，平均一畝地的糧食產量還不到200 斤，非常落後。
斯大林樂觀地預言，農業實行了集體化，三年就可以解決糧食問題。
斯大林還認為，實行農業集體化，消滅私有製的小農個體經濟，建立在工業的全民所有製和農業的集體所有製基礎上，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更鞏固、更強大，工農聯盟更有保障。
1929 年，在斯大林主持下，聯共十六次代表大會作了一個重要決定：在廣大農村開展農業集體化，一開始，計劃定得比較穩妥，要求在1929 年到1933 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裏，把集體化程度提高到23％。
在蘇聯的農村裏，一批一批地出現了拖拉機等先進的農業機械，和舊式的馬拉木犁比，拖拉機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貧苦的農民響應集體化的號召，參加了集體農莊。土地連成了大片，在集體農莊裏組成了生產隊，集中了大家的牲畜和農具，又有了先進的拖拉機等機械化農具，統一耕種著公共的土地，這給他們的生活和勞動帶來了保障。
很多中農是猶豫的。他們家裏有足夠的勞動力，有牛有馬，有各種農具，又有資金，每年收成有保障，生活過得不錯。如果參加集體農莊，就要把自己的牛、馬、羊、農具和土地全部交給集體，自己辛辛苦苦積攢的家當全都沒有了，他們顧慮重重。為什麽要參加集體農莊呢？大家在一起勞動，能組織得好嗎？能管理好嗎？能保證好收成、好生活嗎？
但是，如果參加了集體農莊，能用上拖拉機、播種機和收割機，大大提高生產水平，能改善生活，也是個好事啊，又為什麽不加入集體農莊呢？
他們既是勤勤懇懇的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在集體化問題上是猶豫動搖的。
富裕農民的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經濟實力最強，有充足的牲畜和農具，有充足的資金，有的人家還雇短工為他們幹活，他們剝削雇工，生活水平最高，對集體化最反感。集體化以後，他們就沒有了雇工，那些原來需要向他們借錢、借牲口、借農具、借糧食而不得不忍受他們剝削的貧苦農民，也不會再來央求他們。這些人不願意集體化。
剝削量大的富農是集體化運動的主要反對者。過去，他們支持白軍的武裝，反對紅軍，現在，他們反對集體化，破壞集體農莊。這些剝削階級分子造謠惑眾，威脅貧農和中農，在集體農莊放火、投毒、瘋狂地屠宰牲畜，甚至殘忍地殺害集體化的積極分子，舉行武裝叛亂，成為集體化最凶惡的敵人。
1929 年下半年，在蘇聯廣闊的土地上席卷了農業集體化的浪潮。
在集體化運動中，群眾和基層幹部既有很高的熱情，也有一定的盲目性，集體化的步驟過急過大過快，工作做得粗糙，各項管理製度都不完善，造成了種種損失。一開始，斯大林和聯共領導人沒有注意和克服這些不足，每天報紙上刊登的是各地傳來的數不清的勝利捷報和好消息。
1929 年11 月7 日，在紀念十月革命12 周年的時候，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大轉變的一年》。在文章中，斯大林高興地歡呼集體化取得了“空前的勝利”，說農民中出現了“根本轉變”。他狠狠地批評了“企圖把黨拉向後退而做群眾尾巴的人”，把這些人叫做“右傾糊塗蟲”。
斯大林尖銳地指責“資產階級的陳詞濫調”、“布哈林集團”，要求進入“全盤農業集體化階段”，加速集體化，“整村、整鄉、整區”加入集體農莊。
隨後，聯共中央作出決定，在1930 年秋天，最遲不晚於1931 年春天，在主要的產糧區實現農業集體化，比聯共中央原來的決定大大提前。聯共中央決定從全國抽調兩萬五千個共產黨員和工人，組成“工人工作隊”，到農村去進一步推動集體化。很多地方出現了追求進度、強迫命令，工作更粗糙。這是一個重大失誤。
在廣大農村中出現了加速集體化的運動，到處是報告會、匯報會、緊急會議，緊急布置，緊急動員。“堅持自願加入”不提了，對那些一時思想不通的農民，強迫加入、限時加入、不入集體農莊不行。有的是簡單生硬的動員，有的幹脆是聲色俱厲的恐嚇：“隻要你們盡快注冊加入集體農莊，什麽都有。”“誰不願意加入集體農莊，誰就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有的地方甚至用“不參加集體農莊就是富農，就要沒收土地和財產”來威脅農民。在蘇聯的中亞地區，有的幹部用武力威脅，不加入集體農莊，就不給你的土地灌溉，不賣給你日用工業品。有的地方要求在短短的三天之內統計出所有農民的雞鴨等家禽，全部實現“公有化”。
有的地方更是要一步跨到“農業公社”，農民所有的雞鴨牛馬豬羊和住房全部實行“公有化”。 這些幹部一心想用這樣粗暴的辦法加快進度，趕上集體化進展快的地區。農村裏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混亂。
農村裏流傳著各種各樣可怕的謠言，有人說，加入了集體農莊就要男男女女全都睡到一條大毯子底下；有人說，共完了農具就要共家產，今後所有的嬰兒都要“社會主義化”。這些謠言一個比一個更可怕，更加危言聳聽。有的農村發生了騷亂，有的集體化積極分子和農村幹部被毒打、被殺害，有的地方發生了武裝暴動。
為了推動集體化，斯大林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他明確要求：要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要堅決地消滅富農。
什麽是富農？
在蘇聯，在斯大林主持下的作出的規定是：每口人年收入超過300盧布（全家不少於1500 盧布），從事經商、出租農具機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這些特征之一的就可以劃為富農。不是按照剝削程度，而是按照富裕程度來劃分富農，把相當一批富裕中農甚至中農也劃成了富農，當成了敵人，從而嚴重地混淆了敵我界限，造成了嚴重的混亂。
接受了蘇聯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在土地改革時規定，富農是剝削階級，剝削收入達到總收入四分之一以上是富農，不到這個比例的是富裕中農，富裕中農是人民而不是敵人。靠勞動致富的富裕農民，沒有剝削，不是富農。
怎麽消滅富農？
斯大林說，富農是“集體農莊運動的死敵”，蘇聯的政策是：沒收富農的全部財產，包括所有的房屋、牲畜、糧食、農具，把被劃成富農的全家，包括老人孩子，統統掃地出門，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等荒涼的“邊緣地區”，不許他們加入集體農莊。這實際上是從肉體上消滅富農，不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屬以生活出路。
這個政策給蘇聯的農村帶來了巨大的混亂和損失。相當一些不是富農的人被錯誤地劃為富農，他們所有的財產被剝奪，全家人被武裝押送到遙遠、寒冷而荒涼的地區，矛盾被人為激化。1933 年聯共中央統計，被流放的富農共240750 戶，連家屬共計約150 萬人。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有人統計，被沒收財產的達381026 戶，被流放的人數達到近千萬人，遠遠超過了最初估計的3％。
中國共產黨采取的辦法是消滅富農階級，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給富農本人和家庭成員留下農村平均水平的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活用品，讓他們能生活、有出路，在勞動中得到改造。
蘇聯采取的過火政策引起了許多惡劣的後果，一些人瘋狂地宰殺牲畜，殺牛殺羊是為了吃肉，屠殺馬匹則隻能說是反抗——反正將來也不是我的，統統殺吧！大量屠宰牲畜，吃不完就隻能把肉醃起來，結果不少地方的鹽一下子全部賣光了。和集體化之前相比，牛的數量從7180萬頭下降到3840 萬頭。馬從3390 萬匹下降到1570 萬匹，羊從15200萬隻下降到5020 萬隻，豬從2600 萬頭下降到1200 萬頭。種地的積極性沒有了，大片的土地荒蕪，糧食產量下降。有些地區，發生了激烈的流血衝突，有的地方出現了暴亂。農村的形勢變得非常複雜、非常尖銳。
斯大林了解這種情況以後，采取了堅決的行動。1930 年3 月2 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重要文章《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莊運動的幾個問題》，鮮明地指出了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隨著集體化運動的進展，在成績麵前，一些幹部產生了“自負和驕傲的心理”，“被勝利衝昏頭腦，喪失權衡輕重的知覺，喪失了解現實的能力”。
斯大林強調農業集體化必須按自願原則，必須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
他尖銳地指出：“絕不能用強力去建立集體農莊。這樣做是愚蠢的和反動的。”斯大林嚴厲地批評了集體化運動中的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過火的行動。
在同一天的《真理報》上，還發表了《集體農莊標準章程》，規定了集體農莊的經濟政策、分配政策。聯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決議》，提出了八條重要決定。這一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批勉強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退出了，各地消滅富農的過火行動得到了控製，有一些錯劃的富農得到了糾正，不少過“左”的錯誤得到了糾正。
斯大林的這篇文章受到群眾最熱烈的歡迎，許多農民騎著馬跑到城裏，搶著買一張登著斯大林文章的《真理報》。本來一張報紙的定價隻有五戈比，也就是0.05 盧布，為了買到這張報紙，有的人甚至寧願花15 盧布。一位記者記載說：“全國每一張報紙都刊載了這篇文章的全文，幾百萬冊單行本在流傳。農民騎馬到城裏去，不惜用高價買到最後尚能買到的一本，為了拿到當地的組織者麵前搖晃，好像這是他們的的自由憲章。斯大林突然成了千百萬農民的英雄，支持他們反對地方過火行為的旗手。”
過火的錯誤得到了糾正，農村的形勢發生了變化。
春天來了，在蘇聯農村的大地上，播種開始了，第一批支援集體農莊的拖拉機轟鳴著開進了田野，雪亮的犁鏵深深地翻開了黑色的土地。
經過對“左”傾的批判，調整了一些地方的幹部隊伍，撤換了一些最惡劣的幹部，集體農莊逐漸得到鞏固。但是，已經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破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複的。1933 年到1934 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又襲擊了蘇聯的農村。
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逐年推進，農村一步步實現了機械化。1935 年，農業的生產水平得到了全麵的恢複和提高。1928 年集體化之前，蘇聯隻有7000 台拖拉機，1930 年迅速增長到7 萬台，1935 年達到了30 萬台，1938 年則有48 萬台。
同時，在蘇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在農村，在城市，中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知識分子利用業餘時間，幾乎每個人都要承擔一定的任務，教人讀書寫字。十月革命前，文盲占全國人口的70％以上，到1939 年，6000 萬人學會了讀書寫字，文盲減少到18.8％。
在集體化運動中，農村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生產隊，成了掙“勞動日”
的莊員，和男人們在經濟上平等了，她們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出現了一場移風易俗的革命。中亞的婦女們勇敢地扔掉麵紗；西伯利亞的婦女們“集體罷工”，反對丈夫毆打婦女。
在廣大農村中，一批批有文化的新型農民成長起來了。安格林娜的名字傳遍了蘇聯，她是一個農村的女青年，蘇聯第一個女拖拉機手。
1933 年，她隻有20 歲，組織了第一個婦女拖拉機隊，帶領女青年們駕駛著拖拉機，工作勤懇，態度熱情，創造了奇跡。後來，她們又創造了耕地的新紀錄，還節省了油料20%。安格林娜豪邁地提出“10 萬女性上拖拉機”的口號，20 萬名女青年積極響應，成為拖拉機手。安格林娜兩次被評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城鎮和街道，還有一艘輪船。
蘇聯不生產甘蔗，製糖全都靠甜菜，有了更多的甜菜，才能有白糖。但是甜菜的產量很低，白糖總是不夠用。瑪麗雅·傑姆琴科是烏克蘭一個集體農莊甜菜生產隊的隊長，帶領女伴們創造了甜菜生產的新紀錄。瑪麗雅不滿足，她向蘇聯所有的集體農莊提出新的挑戰：每公頃生產50 噸甜菜（每畝666.7 斤）！幾百個集體農莊應戰，展開了一場熱鬧的勞動競賽。瑪麗雅和女伴們在甜菜地裏接連鋤了九次草，滅了八次蟲。
8 月份天氣幹旱，她們請來了消防隊，用救火車為田地澆水。全蘇聯都關注著這場競賽。秋天的時候，瑪麗雅的生產隊創造了最高紀錄：每公頃產甜菜產量達到52.3 噸（每畝697.3 斤）！當時，烏克蘭的甜菜平均產量每公頃隻有13 噸（每畝173 斤），瑪麗雅的產量是烏克蘭的四倍！
作為先進生產者的代表，瑪麗雅應邀來到莫斯科，授予列寧勳章。
11 月7 日她高高興興地登上紅場的檢閱台，和斯大林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一起檢閱遊行隊伍。斯大林親切地問她想得到什麽獎勵，瑪麗雅說，她隻想得到研究甜菜生產的獎學金。斯大林當場答應了她的要求。
1933 年2 月15 日，召開了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在大會上講話：“我們當前的任務是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過去的貧農生活半饑半飽，參加了集體農莊以後生活有了保障，但是這還不夠，要“提高到富裕農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豐富產品並過著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他的講話得到了代表們熱烈的歡呼和讚同。
1935 年12 月，在莫斯科召開了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先進男女集體農莊莊員會議，斯大林高興地讚揚了棉花產區的同誌們，向他們授予勳章，並代表蘇聯政府獎勵每位代表一台留聲機，獎給男同誌一塊懷表，獎給女同誌一塊手表。斯大林在會上說：同誌們，有一件事情，卻比棉花更加珍貴，這就是我國各族人民的友誼。
蘇聯各族人民的友誼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成就。因為隻要這種友誼存在，我國各族人民就會是自由的和不可戰勝的。隻要這種友誼存在並永遠保持下去，那麽，任何人，不論是國內的或者是國外的敵人，都嚇不倒我們。
經過了風浪，經過了曲折，蘇聯的集體農莊終於在農村中站住了腳，成為蘇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業實現全盤集體化之後，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何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如何解決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的關係，如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生產積極性，如何改進集體農莊的管理……這些問題斯大林沒有很好解決，仍然堅持“剪刀差”的政策。直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蘇聯的農業發展仍然是落後的，曾經煥發出來的生產積極性不能持久，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富裕，糧食、肉類、蔬菜的生產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