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又一場大辯論

1924 年5 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懷著對列寧深深的悼念來到了莫斯科。

在代表大會開會之前，克魯普斯卡婭把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交給黨中央，中央的一些領導幹部才知道列寧寫下了這樣一份遺囑，在遺囑裏批評斯大林“太粗暴”，要求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封信在高級幹部的小範圍作了傳達。斯大林向黨中央提出辭去總書記的職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說服斯大林繼續工作，支持斯大林的工作，向代表大會作了解釋。代表大會通過了決議，“請斯大林在實際工作中考慮列寧的批評意見”，斯大林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見。多數代表都同意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並同意今後加強集體領導。按照列寧的建議，黨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從47 人增加到87 人。

列寧逝世以後，許多領導人寫文章悼念列寧，斯大林寫了《悼列寧》、《論列寧》和《論列寧主義基礎》，歌頌列寧是“組織革命爆發的天才和領導革命偉大的能手”，論述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策略”。但是沒有談到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特別是新經濟政策。斯大林說自己是列寧的學生，保證永遠遵循列寧開創的道路前進。

托洛茨基寫了《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在書中一再講到自己的貢獻和功勞，顯得自己一貫正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讓人看起來，列寧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沒有起什麽作用，被大大貶低了。他的書引起了許多布爾什維克黨員的不滿，很多人寫文章反駁托洛茨基。斯大林說：托洛茨基“是為了從破壞黨的威信到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多數黨員對托洛茨基的做法很反感。1925 年初，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事人民委員的職務。

1925 年，一場新的爭論又在黨內爆發了，矛盾的焦點是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能不能在蘇聯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問題。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來，給國內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帶來了活力，許多工廠開工了，市場上的商品增多了。但是也帶來了不平衡，貧富分化，有些人利用新經濟政策發了財。有些人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向資產階級讓步，是退卻，再退下去，就會喪失革命的成果，資本主義就要在俄國複辟。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支持和讚同這種觀點。過去，他們和斯大林觀點一致，現在，卻和托洛茨基聯合起來，成為“聯合反對派”。他們在一係列問題上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是不能勝利的等。

另一些人認為新經濟政策還要繼續執行下去，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持這種觀點的有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

在1925 年12 月召開的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矛盾公開地爆發了。

雙方唇槍舌劍，爭論激烈。斯大林認為，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一個國家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因為帝國主義還存在，還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斯大林提出，要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關鍵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建立強大的國防服務。

斯大林的觀點得到了多數代表的支持。支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人很少，很多黨員批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理論不相信人民的作用，隻能渙散鬥誌，帶來混亂。大會再一次選舉斯大林擔任總書記，通過了斯大林的路線。

托洛茨基等人反對斯大林的領導，在黨內建立派別組織，進行派別活動。他們在國內建立了秘密印刷所，私自印刷散發自己的材料，和黨中央唱反調。1927 年11 月7 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紀念日，他們在列寧格勒組織了反對黨中央的遊行示威，高喊著“打倒機會主義！”“打倒官僚主義！”的口號，散發傳單。這種做法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追隨他們參加遊行的人不多。多數黨員和群眾不同情他們、不支持他們，對他們的做法非常不滿意。

1927 年底，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撤銷了各種職務。他堅持不承認錯誤，於是被流放到離莫斯科4000 裏之外哈薩克的阿拉木圖，住在天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裏。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開除黨籍。不久，他們向黨中央表示悔過，承認錯誤，並申請重新入黨。過了幾個月，他們被接受入黨，離開了黨中央的領導崗位，分配了一定工作。

托洛茨基在流放期間繼續領導反對派，不斷秘密發布指示，攻擊斯大林和聯共領導人，在黨內形成了一個秘密派別，被稱為“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一些托派分子散發傳單，反對斯大林領導的黨中央，鼓吹分裂，甚至號召在國內舉行武裝暴動，推翻蘇聯政府，使得矛盾更加尖銳。

1929 年2 月，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他先後到土耳其、法國、挪威等國，1936 年到達墨西哥。在國外，托洛茨基把各國共產黨內和他意見一致的派別組織起來，組成了一個“第四國際”，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也就是“第三國際”對抗，並繼續和蘇聯國內的托派分子秘密聯係。托洛茨基在國外寫了大批書籍文章，說自己熱愛蘇聯，堅持革命，但是他在文章裏全麵否定斯大林，指責斯大林是“專製君主”、“暴君”，說斯大林對革命沒有任何貢獻和功績。托洛茨基全麵否定蘇聯的內外政策，說蘇聯已經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發生資本主義複辟，號召“進行第二次補充革命”，推翻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托洛茨基說了不少革命的語句，但是在行動上，公開地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開反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當做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國家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斯大林動用專政手段，在國內，與托洛茨基有相同觀點或者曾經參加過托派活動的人，統統當做階級敵人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職、逮捕、流放。斯大林說托洛茨基是“人民公敵”、“受外國特務機關收買、擔任間諜”，“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蘇聯的敵人建立了聯係”，是“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凶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1940 年8 月，蘇聯的情報係統派人到墨西哥刺殺了托洛茨基。

1927 年年底召開的聯共第十五

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提出了農業集體化的重大決策。1928 年，農業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糧食供應緊張。為了解決急迫的糧食問題，斯大林親自到西伯利亞視察，用專政手段解決糧食問題，暫時緩和了糧食緊張。斯大林認為必須加速實現工業化，實行農業集體化，消滅富農，才能徹底解決農業問題和糧食問題。

但是，工業化的資金怎麽解決，怎麽搞集體化，在黨內又一次發生了分歧。

資本主義國家搞工業化，有的靠剝削殖民地得到資金，例如英國；有的是靠發動對外戰爭得來金錢，例如德國。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絕不能走這條路，隻能靠內部積累來取得資金，而積累的一條重要來源就是農村，把工業品賣給農村，從農村收購糧食和農產品，工業品賣得貴一些，農產品定價低一些，這樣就可以為工業積累大量的資金，在經濟學上叫做“剪刀差”。斯大林說，這是農業向國家上交的特殊的“貢稅”。保證這一切，必須農業集體化，消滅富農。

黨的理論家布哈林、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工會主席托姆斯基主張繼續堅持新經濟政策，大力發展輕工業，發展商品生產，貿易自由，用市場來調節經濟，適當降低工業發展的速度。布哈林認為農業集體化一定要堅持自願的原則，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的關係應該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糧食不足時，可以考慮從國外進口，可以提高農產品價格，但是不應當剝奪農民。布哈林尖銳地批評斯大林的“貢稅”是對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

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雙方都有不少人支持，在報紙上，在黨的會議上，爭論相當激烈。這是列寧逝世以後在蘇聯共產黨內發生的又一次大辯論。

中年時期的斯大林

斯大林和布哈林是多年的朋友，兩家是多年的鄰居，過去許多年裏關係很好，但是這一次斯大林聽不進去布哈林的意見，憤怒地批評布哈林代表了黨內的右傾，向富農和資本主義投降，是“階級鬥爭熄滅論”。

斯大林完全否定了新經濟政策，輕蔑地說：“讓它見鬼去！”

斯大林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的建設，階級鬥爭會越來越尖銳，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他一再強調，在帝國主義包圍下，必須盡快發展自己的強大的獨立的經濟體係，迅速實現工業化，特別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國防工業，製造飛機、坦克、大炮等軍事裝備；為農業提供拖拉機和電力，促進農業發展。

布哈林等人的觀點裏有許多真知灼見，也有一些不夠妥當、不完整的地方。斯大林的觀點裏麵有正確的部分，例如他對建設的緊迫感，加強國防的認識等，也有相當大的片麵性，有錯誤的決策。布哈林和斯大林作為蘇聯黨和國家的領袖，在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人類曆史上嶄新的進程中產生不同的看法，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情，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經過實踐、總結，取得共識。但是斯大林不承認這一切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承認這是認識過程中的分歧，而是過分自信，以我劃線，唯我正確，聽不得不同意見，對和自己不同的觀點無限上綱，把黨內分歧說成是階級鬥爭、敵我鬥爭，把有不同意見的同誌說成是“反黨”、“反革命”，把布哈林說成是“右傾集團的頭子”，在全黨進行批判，並撤銷了布哈林、李可夫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後果。

大辯論的結果是斯大林勝利，布哈林受到批判。布哈林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發表了一個聲明，向黨中央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渴望繼續為黨工作。後來布哈林到《消息報》擔任主編，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李可夫被撤銷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擔任交通人民委員。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的過程中沒有先例，沒有經驗，出現不同的意見，發生爭論，以至於全國全黨範圍的大辯論，本來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在各種意見中，出現帶有片麵性的意見，甚至出現錯誤的意見，也是毫不奇怪的。應該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發揮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正確引導和正確處理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不斷完善，不斷成熟，不斷進步。但是，斯大林沒有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黨內的爭論和探討統統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決戰，把黨內鬥爭擴大化、敵我化，把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人一概斥之為“反黨”、“反蘇”、“反革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犯了嚴重的錯誤，損害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給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帶來沉重的損失。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