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逝世

在莉希患病的前期，恩格斯就擔心起馬克思的身體狀況了。他患有神經炎、咳嗽，還有很難忍受的頭痛和胸口痛，而且病情在日益惡化。此外，馬克思的妻子燕妮身患癌症，經常有劇烈的疼痛。馬克思全家和恩格斯都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

1881 年12 月2 日，燕妮逝世了。馬克思不能克製喪偶的悲切。“馬克思也‘死’了”，恩格斯在靈床旁邊對正在哭泣的愛琳娜說。

恩格斯和醫生規勸馬克思外出休養一段。他到法國、瑞士的兩個女兒家，又到阿爾及利亞和威特島去休養了，身體狀況有些好轉。“今天，杜爾朗醫生給我作了檢查……我的總的健康狀況，據醫生說已大大進步，他說我甚至‘發胖’了，”馬克思於1882 年秋天寫信對恩格斯說。

1883 年1 月，當馬克思獲悉大女兒燕妮·龍格突然去世，噩耗又使馬克思病倒了。

恩格斯每天來陪伴這位病危的朋友，一陪就是幾個鍾頭。第二夫人莉希的逝世對恩格斯的心靈創傷不小，他幾乎有好些星期放棄了一切工作，停止了對外的一切聯係。馬克思的病危對他影響更大，“倫敦二老”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所以，六個星期以來……每天早晨當我走到拐角的地方時，我總是懷著極度恐懼的心情看看窗簾是不是放下來了”，恩格斯就這樣把老戰友掛在心坎上。

由於琳蘅的精心護理，3 月裏，馬克思的病情有了轉機，然而，這卻是短暫的假象。

1883 年3 月14 日中午，當恩格斯又來到梅特蘭公園路41 號的馬克思家裏時，“全家都在掉淚，看來快到臨終的時刻了。我就詢問了情況，想弄清到底是怎麽回事，以便進行安慰。原來他先是少量出血，接著體力就立刻衰竭了。看護著他的，是那個善良的老琳蘅，她對他的照顧，比任何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還要好。這時她走上樓去，馬上又下來，說他處在半睡狀態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躺在那裏睡著了，但是已經長眠不醒了。脈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兩分鍾之內，他就安詳地、毫無痛苦地與世長辭了。”

恩格斯走過去，看馬克思的眼睛還是睜開的，呼喚他卻沒有了任何反應……

老戰友的目光裏放出一種熾熱的光芒，在期待著這位稍微來遲的另一位“倫敦老人”。恩格斯伸出顫抖的手，輕輕地又極為沉重地為馬克思合上了雙目。

“人類失去了一個頭腦，而且是失去了人類在當代所擁有的最重要的一個頭腦。無產階級運動在沿著自己的道路繼續前進，但是，法國人、俄國人美國人、德國人在緊要關頭都自然地去請教的中心點沒有了，而在過去，他們每次都從這裏得到明確而無可反駁的，隻有天才和造詣極深的人才能作出的忠告。”但是，恩格斯在極度悲痛中又在信中激勵著戰友們：“最後的勝利依然是確定無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暫時的和局部的迷誤——雖然這也是難免的——現在將會比以前多得多了。不過我們一定要克服這些障礙否則，我們活著幹什麽呢？我們決不會因此喪失勇氣”。

俄國、美國、西班牙、荷蘭、瑞士等全世界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以革命者的名義向倫敦發來了挽詞，打來了唁電，送來了花圈，德國社會主義者派了威廉·李卜克內西，法國社會主義者派了保爾·拉法格和沙爾·龍格來到倫敦。

3 月17 日，遵照馬克思的遺囑，他的遺體安葬在海梅特公墓他夫人的墓旁，生死相依。

葬禮簡樸，隻有孩子和幾個生前的好友參加，一片嗚咽聲中，恩格斯向亡友致悼詞：

“這個人的逝世，對於歐美戰鬥著的無產階級，對於曆史科學，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位巨人逝世以後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使人感覺到……

“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以某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製度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全靠他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解放的條件——的解放事業，這實際上就是他畢生的使命。鬥爭是他得心應手的事情。而他進行鬥爭的熱烈、頑強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見的。……“……現在他逝世了，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戰友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悼念……“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

繼恩格斯致悼詞後，馬克思的女婿龍格和德國社會主義革命者的主要領導人威廉·李卜克內西在墓前講話：“我們蒙受了沉重的打擊……但是我們決不會耽於悲痛。他並沒有死。

他活在無產階級的心裏，他活在無產階級的思想裏。……“敬愛的永生的朋友！我們一定沿著你所指出的道路前進，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這就是我們在你的靈前的誓言！”

“倫敦二老”隻留下了恩格斯孤單一個，朋友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都覺察到這一點，勸他遷到大陸去，或者到瑞士去。恩格斯考慮的是，哪裏最需要他，哪裏最適應他完成最後艱巨的任務，他就決意留在哪裏。

恩格斯寫信給當年參加維護帝國憲法運動的同誌貝克爾說：“現在，我們兩人差不多是1848 年以前的老近衛軍中最後的兩個人了。這又有什麽關係，我們一定要堅守崗位。子彈呼嘯著，朋友們倒下去，但這些對我們兩人來說是屢見不鮮的。如果我們當中有誰被子彈打中，那也沒有什麽關係，隻是要擊中要害，別讓我們長時間受折磨。”

1883 年4 月底，恩格斯決定繼續留在倫敦。他把自己的決心和打算告訴倍倍爾：“在這裏一個人住著，可以安安靜靜地繼續從事理論工作……現在，我六十三歲，本來的工作已經夠多的了，還計劃花一年時間整理《資本論》第二卷，再花一年時間寫馬克思的傳記和1843-1863 年間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以及1864-1872 年間國際的曆史。如果我放棄這裏安靜的住所而搬到一個必須參加會議，必須在報刊上進行論戰的地方去……那我簡直是在發瘋了。當然，如果日子又重新回到1848 年、1849 年的時代，那麽在必要時，我也要再次騎馬上陣。然而，目前的工作應該進行嚴格的分工……你隻要想想，從前馬克思和我兩人分擔的大量通信任務，這一年多來隻能由我一個人來承擔。因為我們願意在我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持所有國家自願與馬克思辦公室建立的聯係，使其不致中斷。”

家裏的壁爐燒得通紅，一切家務都由琳蘅做得井井有條。接受恩格斯的請求，琳蘅把對馬克思的敬愛徹底轉移到恩格斯家中，她又樂意做了恩格斯的管家。孤獨的恩格斯的住宅樓裏多了一個老人。

馬克思離去後的一段時間裏，恩格斯閉上雙目就自然想起戰友那臨終睜開著的眼睛，一看到那壁爐的火苗，就像看到了戰友熾熱灼人的目光……他放下了自己手中正在趕寫的《自然辯證法》，立即投進馬克思《資本論續卷的書稿裏——潛心在那潦草難辯的手稿中，恩格斯又像是同亡友在一塊了，老戰友就像依然還在自己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