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夢醒時分，日本人闖進一艘中國的船隻，一番蠻橫的檢查後，帶著一臉鄙夷，揚長而去了。那是一艘從廣東開往天津的客船。日本人走了，船上的客人，卻陷入了驚慌。就在這驚慌中，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男人站了起來，他帶著憤懣的情緒，快步來到艙外。

海風吹拂著他的臉，不遠的地方，陸地已若隱若現。那兒是天津東南方的大沽口。他記得，當年的鴉片戰爭，英國和法國艦隊，就曾在這裏，用他們的大炮，朝著中國的軍隊狂轟濫炸過，那時候他還沒有出生。但每當想起那些畫麵，一陣酸楚的淚，就會湧上心頭。

他想起，他的出生，是在1858年。那一年，他的國家，正經曆著對內、對外的兩重危機。這一年，太平天國鬧起來了，英國、法國、美國、俄國，也跟著鬧起來了。

清政府被農民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打得喘不過氣來，直到又過去了兩年，洋人用一把火，燒盡了北京城裏最漂亮的皇家園林，而後又經過一段時間內部的廝殺，這危機，才終於漸漸平息了下去。

想到這裏，他連連歎息。這時，另一個身影出現在他身旁。那是個年齡隻有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小夥子很尊敬地叫了一聲，“老師”，他點了點頭，對方這才上前一步，與他肩並肩，站在同一條線上。

兩個人一言不發，沉著臉，望著遠方。輪船在海麵上搖晃著、飄**著，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做老師的，才終於重重地歎了口氣。

“老師的歎息，可是因方才的事兒？”學生所指的，是被日本人搜船的事情。

老師緩了好一陣子，淚珠在瞳孔中徘徊著。他的學生說得沒錯。當年鴉片戰爭之時，用堅船利炮打爛大清門戶的，還隻是白種洋人。如果說中國人在自滿中有好幾百年都自閉於世界，並不知西洋科技的發達，如此打了敗仗，還情有可原。

但從那以後，中國人開辦洋務，學習西方，本是想要自立自強，重回世界之巔，可是，三十多年過去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清政府花了大筆金錢，最終發展出揚名於世界的東亞第一海軍北洋水師，卻居然在甲午一戰中，被那同是黃種人的日本，給消滅得幹幹淨淨。

在中國人心裏，日本是周邊一個弱國，是當年好幾次戰爭的手下敗將，是中國人一千多年來的學生，是一個比大清還要積貧積弱的蕞爾小邦。但如今，中國軍隊竟連這樣一個不為中國人所放在眼裏的對手給打得如此狼狽。這份恥辱，遠遠超過了兩次鴉片戰爭。

想到這兒，他情不自禁地發出了第二聲歎息，而後狠狠地擦幹了眼淚。

“若朝廷早聽我言，必無此辱！”他將一隻手放在學生肩膀上，言語之間，卻又是一陣酸楚湧上鼻尖。

兩個人再次站在了一條線上。

學生沒有說話，他陷入了一陣思考。

他的思考是從“中國”兩個字眼展開的。他想到上古時期，炎黃大戰蚩尤，炎帝、黃帝都是夏族，可蚩尤是黎族。夏族的部落並稱“百姓”，黎族的部落並稱“黎民”，一戰過後，夏族贏了，黎族敗了，可部落間彼此融合，這就有了“黎民百姓”的說法。

黎民百姓的擴大，把中原的範圍也擴大了，把種族的類型也豐富了。華夏遠祖建國於黃河流域，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生產力居於蠻夷之中，於是自稱“中國”。這個“中”字，不僅是方位名詞，更是一種對自身優越感的認知。

到了漢朝，黎民百姓又擴大了，華夏變成漢族，中原又一次擴大，把南方的“蠻夷”之土地吳越等全都包了進來。漢朝比過去更加強大，優越感也更強，其聲名也遠播到更遠的地方。因此，當漢人麵對外族時，就把這個更大的地理範圍和這個更大的民族範圍也叫作“中國”。

他記得宋朝的大思想家石介總結說，“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所以中國，就是“中央之國”，中央之國未必身處正中，但是其地位、影響力、綜合國力，一定是要達到鎮服天下的等級的。

因此，中國的概念，其實早就超越了僵化的地理名詞，甚至也超越了單一的民族特性。但說是超越了地理，中原一帶畢竟資源豐富，具有得天獨厚的生產環境；說是超越了民族，從夏到漢，曆經多少年的發展，他們畢竟已是這裏曆史悠久的常住居民，於是，在漫長的歲月裏，若想強大，首先還是需要入主中原。而若想駕馭中原，統治者則不得不首先思考如何滿足其主體民族，就是漢族的物質精神訴求。

這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少數民族為入主中原不得不研習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本身的先進性，在政治結構、生產方式、科學技術等層麵，已大幅度領先，而在思想認知層麵，本身又具備了包容的特性，並不排斥外來文明並舉。理解了中華文明的這個道理，少數民族自不必擔心其自身信仰遭到中原文明的破壞，久而久之，他們甚至以此為榮。

到了南北朝，胡人在北麵建國，漢人被打到了南麵。結果雙方竟在誰是“中國”的問題上，爭執不下。南朝說自己才是中國，把北朝叫作“魏虜”；北朝也把自己叫作中國，把南朝叫作“島夷”。雙方各有道理。南朝覺得自己經濟發達，又是漢族血統，本該是“中國”；可北朝認為，當自己把漢人打到南邊去的時候，證明漢人對他們自己的文化，可能還不及胡人，因此自己更有資格被稱作“中國”。

再往後，到了遼、宋對峙的時候，漢人建立的宋朝以其文化之昌盛、科技之進步、經濟之繁榮自稱“中國”。而契丹人建立的遼朝不甘落後，提出“追唐比宋”的口號，於是積極漢化，學習中原文明。為此，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還要求每年祭拜孔廟、道觀和佛廟，連建築風格都模仿了漢人的樣子，後來還在澶淵之戰中迫使宋朝變成了自己的“朝貢國”，因此這才自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

後來遼衰落了，金起來了。金人就是女真，就是後來滿人的祖先。女真族在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帶領下打敗了遼朝，又把宋人趕到了南方，占領了他們的首都，還把宋人每年對遼的朝貢占為己有，因此，他們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清朝康熙皇帝時，清軍雅克薩之戰打敗了俄國，在《尼布楚條約》中，清廷也曾以“中國”自稱。

就這樣，爭來搶去，這片土地上幾番易主，但中國還是中國，以漢文化為核心，外來文化隨著外族入侵而進入中原，在包容開放的環境裏，相互交融，竟越發博大。也有人不願尊重這文化，單以軍事力量強行入犯，雖是成功了，可他們的政權，立不了多久，就被趕走了。

要說這種文明的特點是什麽，大約要分為兩個層麵。一方麵是具體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麵則是抽象的思想認知。一個行政機構，一種行政方法，這本身都是具象的，兩條路也許殊途同歸，可一旦確定路線，就不得隨意更改，自然也就等於否認了另一條路線。倘若走了一半，又向對方妥協，臨時更換，那麽換來換去，最終怕是哪條路都走不到終點了。

妥協不等於融合。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深知這一點，社會體製、法規、行事手段一經確立，就不得隨意更張，這具有強製性，必須經過充分的論證後，才能行事。可思想本身，隻有境界高低，卻沒有對錯之別，是抽象的。在決策中，確定要走的路隻有一條，但在中國人眼裏，這並不能證明，正確的路隻有一條。一國繁榮富強，必然與其國家體製相關，但這不代表其製度可以惠及所有國家。

歐洲中世紀，有二百年的時間，基督教國家都在和伊斯蘭教國家殘忍廝殺，戰爭所以能打得慘烈，因為雙方的士兵都認為，自己的神才是宇宙獨一無二的主，認為對方都是“異教徒”。可是，更早的時候，在中國的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就來到了中國；由伊斯蘭教發展出的回教，也來到了中國；除此之外，還有祆教、佛教，在不破壞中國現行體製的前提下，其思想，中國人竟可以全盤接受。

但是，當其影響到了社會的日常生產和生活時，後來的唐武宗，便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把它們大都消滅了。

從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到秦漢兩代的“大一統”，這個過程本身，就充滿了中國文化的特色。道路未經確認，就要抬著頭看路，選擇就是多的。方向一經確認，就要低著頭走路，這路，就是最為優先的選項。

可這並不代表走路的人，已經否認了其他的路。秦始皇用力過猛，覺得儒家沒什麽用，就上演了一出“焚書坑儒”，結果激發全民憤怒，最後給自己的政權埋下了禍根。漢武帝獨尊儒術，可他很聰明，“罷黜百家”而不滅百家。在行政上，他用儒家的秩序、理念治理國家，因為他的政權，經曆了內憂外患，需要的是穩定和秩序。在認知上，卻並沒有直接否認其他學派的思想。

“中國”的本質，代表著這種文明的開放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什麽樣的達官貴人，一旦出現了問題，就有可能被換人。如果外族比本族人做得更好，更能滿足百姓的需要，甚至一樣可以坐坐龍椅。而其建立在百家爭鳴之上的思想根基，則圍繞著一個“道”字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所謂“道”，就是一個抽象的名詞。道就是宇宙的最高信仰。學生繼續思考著。在他的認識中，世界上大大小小許多國家都有各自對宇宙的認知，但更多都是具象的。比如，基督教國家認為上帝就是宇宙的最高信仰，要談宇宙，首先要談上帝，然後才能談仁義，故有“因信稱義”之說，意思就是，不論你是不是個善人，隻要你不信上帝，你的善也是違背宇宙法則的。這種思維方式，就帶來了兩種信仰不可並存的尷尬局麵。

可是中國的“道”字卻截然不同，它是抽象的。《道德經》簡單地總結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意思是說，這個法則具體是什麽，我也不知道，隻是給它取了抽象的名字罷了。究竟誰合道，誰不合道？隻要能為社會帶來穩定，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即可，並沒有形式上的特別要求。

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大標準下展開的。那時候天下大亂，各說各話，於是孔子站出來了。孔子認為，“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學說古人的話，穿古人的衣服，然後才能是君子。

因為在他看來，天下以前是不亂的，之所以亂，就是因為丟掉了前人早已設計好的禮儀和製度，找回來就不會亂了。可是他的話，墨子並不同意。

墨子嘲諷稱，“古之言服者，皆嚐新矣。”你認為學古人就能成君子，可你學的古人，在他們的時代，一切都是新的。結果，在亂局中，孔子的學生遍布天下，可是在政治上，他一直都沒有成功。

到了秦王朝橫掃六合，真正勝出的法家，是商鞅。商鞅雖然是因得罪了權貴而被車裂，死得慘了些，可是他的思想卻著實起到了效果。他以嚴格的法律為手段，以改革為目的，嘲笑稱“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那個時代正趕上一場大變革，人口的上漲加上周室的腐敗，帶來了王室的衰微。到了後來，又出現了鐵鑄農器的普及，牛耕地的普及，這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的結構。原先的社會，遵循的是“井田製”，這就是說，田地被分割成“井”字形，中間是公田，周邊是私田，井田被分給各個領主，領主強迫庶民在此耕種，每年要向國家承擔一定貢賦，且不得買賣或轉讓。但在新的生產條件下，隨著效率的提高，完成了國家的任務，領主有了更多的精力耕種私田，這就導致了地方的私有財產，逐步大於國有財產，從而促使其經濟、軍事力量一並強過中央。因此，井田製顯然就不夠用了。

商鞅的變法，其中有一句闡明，他要“廢田，開阡陌。”就是說，他要承認土地私有，廢除前人土地禁止開發的條例，以私有土地向國家賦稅的辦法，替換過去耕種公田最後上交的老辦法。於是，秦國的經濟崛起了，又以經濟為依托，發展了更加強大的軍事力量，最終平定了天下。

孔子的名頭，就這樣，一直拖到秦朝亡了，漢朝立了，又輪到漢武帝即位後，依據當時行政所需，而被確立的。那個時候人們才發現，孔子的儒家學說，在太平盛世的時候，是很有用的。

從此以後，每到太平時代，孔子就會被搬出來，在國家的鼓勵下，儒學更進一步發展了。久而久之，孔子的地位在人們心裏越來越高，到了明朝成化以後，考試都變成了“八股文”，引經據典都必須出自四書五經，思想都不能偏離孔孟之道。

過去，少數民族入侵中原，對於探究中國人的文化訴求，還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可是到了滿清入關的時候，似乎隻要把儒學辦好了，把孔子立起來，就仿佛抓到了漢人文化訴求的根。等到西方傳教士再來到中國時，他們竟然發現，於中國人而言，孔子的形象，也仿佛一尊神像，孔子的性質，好似一尊產自中國的耶穌。

在中國“耶穌”的引領下，中國人的文化被縮小了。一個最能吸收外來文明的思維體係，反倒變得排外了。1793年，曾有位英國特使受其國王之命前往中國，願以其先進科技換取中國的貿易市場，這個人叫作馬戛爾尼。

當時的乾隆皇帝看不上他，認為他不遵循自己的禮數，是個未開化的“紅發蠻夷”，也沒資格和他的天朝上國談什麽平等。結果，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國家就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後來的鴉片戰爭，所謂的天朝上國戰敗了。

在談判的時候，清政府正式以“中國”為國名，與洋鬼子簽訂了《南京條約》。在這以前，“中國”隻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不曾在正規的條約上被人運用。以前唐朝叫“唐”，清朝叫“清”，此時之所以會用在這裏，隻是因為戰場上打不過別人，而帶著些許自卑，在這喪權辱國的條約的漢語版上，表達一份內心的不服。可外國人並沒看出什麽優越性，在他們眼裏，這就是一個國名，一個手下敗將的稱呼罷了。

當博大的中國文化，被她的後人逐漸縮小的時候，開放進取的中國人，就變成了守舊派。明朝初期，中國的軍備力量和科技發明，都還遙遙領先，鄭和開出去的大船，足以震懾全世界，可是，這些並沒有反過來促進社會體製的變革，因為商鞅的形象從主流思想中被革除出去了。

國家的精英分子，受製於單一學派的束縛，全都變成了舊體製的維護者。沒有社會的依托，所有這一切繼續領先於世界的有利因素，就這樣止步於此。直到大明沒了，滿人入關了，建立清政府，再到此時此刻，中國人落後了，而且不但受到白種人的欺負，就連同為黃種人的日本，也成了惹不起的強敵……

從思考中醒來，學生想起，四年以前，老師曾寫下一部《新學偽經考》，之後一年，又寫出了《孔子改製考》。對於這兩本書，學生不得不佩服。他知道，孔子早已是中國人腦子裏的“耶穌”，對於孔子的崇拜，甚至近乎於迷信。而他和他的老師，麵對中國今日之積貧積弱，都深知改革的緊迫性和必然性，可對於積極變革的商鞅，卻已沒幾個人會當回事了。

麵對這樣的困境，他的老師索性就鍋下麵，把孔子的形象重新包裝，變成了改革家，在書中用看似縝密的邏輯和考據反複強調。他說是兩千年來的誤傳，把這個改革派人物，給變成了保守派。學生知道，這或許是讓中國人理解改革的最佳途徑。

1895年舊曆二月十二日，這艘來自廣東的客船，在天津靠岸了。老師又歎了口氣，隨後對學生說：“走吧！”於是，師徒二人便匆匆離開了客船，朝著他們人生的舞台進發了。

他們記得，那一天，日本人已攻破了旅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