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封書信，擺在丁汝昌麵前。那是一封勸降書。至於戰爭的結局，早在幾年以前，當他奉命率領著大清洋務運動的巔峰之作——北洋水師前往日本的時候，當那個充滿了活力的世界緩緩闖入自己的視線時，大約從那一刻起，他的心裏，就已隱隱地感知到了這份苦澀。

那時的日本並不富裕，他們的財政還在四處舉債。他們的曆史，似乎偶有亮點，卻也隻能算是做學生做了一千多年。在曆史的拐點上，他們同樣遭到了來自洋鬼子的威脅，簽訂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在堅船利炮前，同樣度過了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歲月。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一個土地狹小、囊中羞澀的蕞爾小邦，當丁汝昌率領著那支龐大的艦隊緩緩入港時，卻驚訝地意識到，這裏的君主和臣民，正在窮盡所能地建造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

丁汝昌記得，1886年，當他第一次率領海軍造訪日本時，那時的日本人，驚異於“定遠”艦的噸位和火力，這艘排水量7335噸的艦船，比他們正在建造的“橋立”號，足足多了三千噸的排水量。他們沒有這樣的艦。

他們的官員繞著“定遠”號上的大炮走了幾圈，目光中充滿了羨慕和驚懼。那正是北洋水師給這鄰居帶來的震懾效果。丁汝昌知道，當他將這一切如實匯報給李中堂的時候，中堂大人是一定會感到滿意的。

他本人一介武夫，並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可他記得，自己當年受命前往英國時，曾利用接收戰艦的機會，參觀了西方世界的物質文明。當他問起大英帝國所以強大的原因時，大概曾有位洋人給他打了一個比方。

這人說，國家的強大，就好像豐碩的果實。果實的生長，需要土壤，需要種子，進而才會有根、莖、葉、花，若土壤壞了，種子就不能發芽，如此一來，就更談不上果實了。

這個比喻很奇怪，他那時並不能夠理解其中的含義，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也並沒有去琢磨那些深刻的道理。幾年後的1891年，當他再次出訪日本，驚訝於這個國家短短幾年時間裏的進步時，他下意識地向日本的高官，請教了一些問題。

對方告訴他，這個國家從明治維新起，推翻了幕府統治，打倒了割據勢力，在天皇的帶領下，從孩子抓起，大搞教育，傳播西方先進思想，又不惜舉借高額外債，引進西方先進設備，學習其科學技術。

說話間，丁汝昌再次審視著眼前的造船工廠和工廠中三千多名日本土生土長的技術員工，直到這時，他才又想起了當年那個英國洋人向他講過的話，於是不禁若有所思。就這樣，時間又過去了四年，當這場戰爭的結局，從他內心深處那份隱隱的感知，正在逐漸升騰成四麵八方的一片火海時，一介武夫的他，忽然間竟大徹大悟了。

土壤壞了，種子就壞了，種子壞了，果實必不會豐碩。幕府末期，日本的發展與中國別無二致，辦洋務、買洋貨、建造工廠、購買洋炮，可是，當中國人止步於此的時候，他們卻用這外來的事物倒逼社會的進步，以明治維新，廢除弊政、改革體製，使其社會構架與西方進步文明相一致，從而促進商品經濟，提振工業生產。這就是土壤。

日本人大興教育，廣建學校，人之所學，皆為先進文明，科學技術無不效仿西方，如此一來，假以時日，其本國國民便已逐漸具備了和西洋人平等競爭的能力。這種舉國而興的教育，就是種子。

有了良好的土壤，又有了經過選育的種子，於是，在早期工業生產的基礎上，他們成長、開花，結出豐碩的果實。

這場戰爭的結局，丁汝昌早有感知。這不是一場戰役的失敗，也不是一支艦隊的失敗，而是整個社會的失敗。因為中國已經落在了後麵。

中國的朝廷裏，滿人一夥，漢人一夥；保守派一夥，洋務派一夥；除此而外，還有皇上一夥和太後的一夥。團夥之間明爭暗鬥，最後是落後的思想占據了上風。曆朝曆代皆有爭權奪利，但當迫在眉睫的軍費爭不過太後的園子和壽宴時，亡國的日子，也就慢慢逼近了。

明爭暗鬥中，李中堂周旋於各路，卻又不得不在這體係中阿諛奉承，屈膝投降。為了頤和園的工程，他挪用了軍費；為了太後的大壽，他又挪用了軍費。

丁汝昌想不明白，在這麽一個時代裏，走在前麵的李中堂，究竟渴望改變，還是根本就不想改變？當國庫陷入窘境時，他又因害怕朝中口舌，竟不敢予以反駁。丁汝昌同樣不明白，這個敢於直麵現實的老人，他究竟是勇敢，還是懦弱？

四年以前，當丁汝昌從日本歸來的時候，他曾私下裏想過，這個東邊的潛在敵人，將會用怎樣的方式，花費多長的時間，去打造一支比北洋水師更加強大的艦隊？

隻是，他的思緒還沒有理清，他就聽說明治天皇號令全國節衣縮食，購買軍艦的消息。為了打敗中國，日本國民萬眾一心。他們建立的義務兵製體係，使他們各個戰力超凡。改革之後是新的改革，新的改革帶來更新的改革。在這一輪又一輪的改革中，他們的國家正在逐漸擺脫被淘汰的命運。

戰爭是慘烈的。黃海之上，“致遠”號被擊沉了。這艘艦在戰鬥中彈盡糧絕，管帶鄧世昌下令開足馬力撞向敵艦，卻在半途中，遭到炮彈襲擊，墜海身亡，以死殉國。

“經遠”號也被擊中了。一枚魚雷打中了船艙，迫使它迅速下沉。管帶林永升誓不離艦，直到海水漫過了咽喉，依然號令炮手開炮射擊。

丁汝昌也受傷了。在敵人凶猛的火力前，他接到了上麵下達的命令。丁汝昌知道，李中堂害怕了。北洋水師，那是他傾注了畢生的心血，耗費了全部的精力，才艱難打造出的一支先進海軍。

從木船到蚊子船，到鐵甲艦，從無人問津，到海軍衙門的建立，再到後來的初具規模，當外國公使那句“東亞第一，世界前十”的感歎，為李鴻章所耳聞時，他望著天的博大、海的遼闊，情不自禁地認為，這大清國洋務運動的巔峰，就是他李鴻章！

恍惚間，這個國家上上下下的大臣們、貴族們，在這浩浩****的艦隊麵前，似乎都一致地認為，大清國已經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的大清國，兩次鴉片戰爭的悲劇，在這船堅炮利麵前，不會再重演了。

可是，誰又會去在意，沒有完整的現代經濟體係、工業體係、教育體係的依托，這龐大的艦隊，卻隻是無根的浮萍。日本軍隊海陸並進，他們的士兵越過鴨綠江，向著中國境內滾滾而來。

他們在旅順遭到了頑強的阻擊，但在激烈的戰鬥過後，11月21日，他們突破了防線。壓抑了二百多年的強盜，在那一刻，露出了猙獰的麵目。兩萬無辜居民慘遭屠殺。殺戮現場，僅有36位埋屍者僥幸生還，整座城市，隻剩下不到八百人。

海風裹著屍骨的腐臭味迎麵吹來。遼東半島，在屠戮中，深陷於恐懼。李中堂也在恐懼著。恐懼中，他生怕那傾注了自己畢生心血的北洋水師，在勇猛的日本艦隊前，化作灰燼。

國力的衰弱，誇飾著他內心的懦弱，懦弱的因子，催生著他的自私和愚蠢。當日本人瘋狂尋釁的時候，這個處在自私與愚蠢之間的老人，卻用一句消極的“保艦、固守”，放棄了最後一絲有可能發生的奇跡。

海陸並進的日本人，正在清掃著戰場。忙亂中，“鎮遠”號擱淺了。清軍的防線退出了旅順，圍繞著威海衛蜷縮起來。幾天以前，“定遠”號沉沒了。右翼總兵劉步蟾誓與戰艦共存亡。直到彈藥將盡，直到敵人滾滾而來，他最終下令炸毀“定遠”，在悲壯的炮火中，服毒自殺，以身殉國。

就這樣，在蒼涼的暮色中，一陣海風吹來，吹散了大清帝國洋務運動的所有輝煌，隻剩一座孤島上，最後一份孤獨的倔強。

相傳數百年前，一艘商船來此避風，一對劉姓老夫婦，救助了船上的艄公，艄公想要報恩，卻再也找不到這對夫婦，於是為表感恩，集資建廟，取名“劉公廟”。從此以後，往來的船夫每經此地，必拜此廟，以求平安。久而久之，這島就成了“劉公島”。

就在這孤立無援的劉公島上，丁汝昌——這中國曆史上近代海軍的第一個總指揮，在他早已感知的絕望中，回想起自己一生的起起伏伏。從太平軍，到湘軍，到淮軍，再到北洋水師，在這片土地上，他見證了一個又一個夢想，也見證了夢想的一次又一次幻滅。

他見證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也終將隨著這場運動的失敗，而消散在曆史的煙雲中。敵人的腳步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他仰望蒼天，在那遼闊的疆界裏，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晚霞中，他撕碎了書信，大手一揮，長歎一聲。千百年的輝煌轉瞬即逝，而這熱血男兒，卻在時代的交叉路上，陷入了迷途。

1879年，曾有一位夫人，隨著她的丈夫一道訪問過中國。她的丈夫，就是第十八任美國總統格蘭特。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曾接待了他們。她記得，這位總督曾在飯桌上，向她的丈夫提起過許多有關籌建海軍的疑問。可是，就在他們回國以後的1885年，她的丈夫去世了，但那有關中國之行的美好記憶，依然殘留在格蘭特夫人的腦海中。

或許是因為那塊古老的土地上，殘存著她與丈夫美好的回憶，從那以後，她總是會格外留意有關中國的消息。就這樣，十個年頭匆匆而過，十年後的一天，在著名的《紐約時報》上，格蘭特夫人看到了這樣的文字：

在一場慘烈的戰爭中，三名中國海軍將領——丁汝昌、劉步蟾，還有一位總督李鴻章本人的外甥張文宣，在全軍覆沒的悲劇麵前，以一種令人哀傷的方式——自殺，堅守了他們頑強不屈的愛國精神。也許在這一時刻，那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並不想苟且偷生。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四萬萬昏睡的中國人中，至少有三個人認為世界上還有一些別的什麽東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貴。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仰天長嘯。

那是一場三千年未有的變局。

輝煌不再，往事如煙。在這曆史的洪流中，天在變，地在變，仿佛人間的一切，都不得不隨之而變。

但在這生命的盡頭，他依然堅信，在這千年的迷茫中，在這古老的中華大地上，仍有一種偉大不曾改變。

也絕不會改變！

夜幕降臨的時候，夢，卻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