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眉山：少年不願萬戶侯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市）人。
眉州蘇姓源自唐朝宰相蘇味道，蘇味道為人極有味道，文章寫得好，但做事沒什麽原則，號稱“模棱宰相”，諂事武則天，中宗複辟後被貶為郿州（即眉州）刺史，在眉州留下一支蘇姓，過了三百多年，出了蘇軾、蘇轍弟兄兩個，帶著父親蘇洵也出了名，於是眉州蘇家揚名天下。
蘇軾的父親蘇洵，原本是個厭學青年，“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快到三十歲時，突然覺悟，於是發奮讀書。《三字經》說：“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這句話影響很大，啟發人正視自己的努力，讀書遲點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
蘇洵二十多歲開始讀書，埋頭苦學二十多年，直到四十八歲，終究還是沒有考取功名，好在兩個聰明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
蘇軾生於1037年1月8日，其時正是大宋仁宗景祐三年農曆丙子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的眾多粉絲應該在這一天多吃幾塊東坡肉以示慶賀。
據說蘇軾出生的時候，四周的花草樹木全都枯萎，暗示蘇軾吸走了天地精華，累及草木。蘇軾十歲左右時，父親蘇洵對功名徹底死心，外出遊學四方，順帶尋找出路。蘇軾就跟著母親在家讀書，小家夥腦瓜靈光，讀什麽會什麽，“博通經史”隻是舉手之勞，後來寫文章，“日數千言”，一代才子初長成。
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記下一則故事，說母親程氏帶著蘇軾在家“讀東漢史至《範滂傳》”，讀著讀著，“慨然太息”。十歲的蘇軾就問母親：如果我做範滂，母親會同意嗎？程氏回答說：如果你能做範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寫到這裏，蘇轍給哥哥寫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評語，說哥哥十歲時就已經“奮厲有當世誌”。
這個範滂，是漢朝時的一個著名人物，在黨錮之禍中敢跟宦官過不去，後來被宦官抓了起來，關在牢裏等著處死。範滂的母親前來獄中探望，對兒子說：你放心赴死吧，不要有什麽遺憾，好名聲和富貴長壽哪能兼得呢！
蘇軾十歲時就以範滂為榜樣，看來早就想做一個視死如歸的人。後來他在“烏台詩案”中果然險些被搞死，那時蘇軾或許已忘了小時候說過的豪言壯語。真正經曆苦難時，才知道英雄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蘇轍在《欒城集》中寫下很多蘇軾的故事，說兄弟倆小時候經常出門玩耍，過著自由而富有野性的生活，“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哥哥蘇軾總是能第一個上去。如果遇到山高峰險，兄弟倆就會悵然而歸。但蘇軾改日一定會“翩然獨往”，然後“逍遙泉石之上”，“酌水而飲之”。最後，蘇轍非常崇拜地加了一句說：“見者以為仙也。”可見蘇軾打小就有飄逸脫俗的氣質。
蘇軾和章惇自小就是好朋友。有一天章惇“坦腹而臥”，蘇軾來找他玩兒，見了章惇的肚子，就“摩其腹”。
章惇問：你認為我肚子裏都是什麽東西？
蘇軾想了想說：大概“都是謀反的家事”。
章惇聽罷大笑。
本來章惇和蘇軾關係不錯，甚至蘇軾因為諷刺變法而被朝廷法辦，章惇也能夠挺身為蘇軾辯解。但這樣一對好朋友，後來卻反目成仇，也足以讓後人一歎！
蘇軾家境不錯，母親程氏出身名門，頗有生意頭腦，雖然爺三個都待在家裏死讀經書，但日子也還過得去。
蘇家有個鄰居也是有錢人家，家有小女初長成，經常聽到蘇軾讀書的聲音，不免春心**，“一夕來奔”，大致是想和蘇軾擁抱一下，但蘇軾沒有同意。那個有錢人家的小姑娘大概長得也挺可愛，所以蘇家就“約以登第後聘以為室”，也就是等到考取進士以後再娶人家。
可是蘇軾考取進士以後，“別娶仕宦”。——有種說法是，蘇軾聽說女方家庭名聲不佳，“欲逃竄山林”。最後，蘇洵不得不寫了封辭親信。過了很久，有一天蘇軾突然想起了這個鄰家小姑娘，就“訪問其所適何人”，才知道小姑娘已經“守前言不嫁而死”，蘇軾頓時感到了一絲慚愧。等到因“烏台詩案”而被貶至黃州，日子不免孤獨寂寞，就寫了一首詞，《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秋庭戲嬰圖》（南宋）蘇漢臣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據說“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就是指當年的那個鄰家女孩。蘇軾在落魄之時想起舊人，隻覺“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而且，對那個女孩“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姿態表示出無盡的愧意，現在隻覺“寂寞沙洲冷”。
這是宋朝李如篪在《東園叢說》中記下來的一個故事。李如篪說“寂寞沙洲冷”原本為“楓落吳江冷”，正指那個鄰家女孩不嫁而亡的傷心往事。而李如篪的資料則來自蘇軾的侄女婿親口所言，蘇洵為此還親自寫過一封辭親信，如此一來，這個故事就比較可信了。
最後一句如果是“楓落吳江冷”的話，還有另一層意思。因為“吳江”指蘇州，正是煙花霧柳之地，所以有人以為蘇軾其實是在懷念一位蘇州的歌伎。才華橫溢的人容易四處留情，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1054年，蘇軾十九歲，長得很成熟了，便娶眉州青神貢生王方的女兒王弗為妻。其年王弗十六歲，正當青春，可惜隻跟蘇軾過了十一年，二十七歲時便一病而死。
第二年，蘇洵開始為兩個兒子籌備進士考試。兩個兒子雖然聰明，書也讀了不少，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輕心。於是蘇洵按著當時的習慣，領著他們遠遊成都，前去拜見四川首長張方平，希望取得他的推薦。張方平對蘇家爺三個格外看重，對蘇軾“一見待以國士”。自此以後，蘇家和張方平結下了不解之緣，蘇軾、蘇轍“皆得出入於門下”。蘇軾更是以父事張方平，就是認張方平做了幹爹。由此可見，拚爹傳統古已有之，就算蘇軾這樣超凡脫俗的絕代才子，也不能免俗。
張方平在當時很有聲望，打小就聰明，讀書過目不忘，為人自然高傲，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剛見蘇洵就問：你兩個兒子現在看什麽書？
蘇洵說：正“再看《漢書》”。
張方平不以為然地道：“文字尚看兩遍乎？”
張方平的意思是，看書就是要過目不忘，任何書看一遍就可以了，哪用得著看兩遍？
蘇洵回到家，把這話對蘇軾說了。蘇軾幽幽地說：“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原來蘇軾曾經三次手抄一百二十卷的《漢書》，所以有此一說。
在張方平的介紹下，蘇軾迅速結交了一大批朋友。而蘇家拜見張方平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就是為了拿到張方平的介紹信。
一貫矜持的蘇洵在《上張侍郎第一書》中，先是羞答答地說兩人的關係其實很光明正大，“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但是現在卻有一件難以啟齒的私事相求於張方平，“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蘇洵謹慎地說：自己非常不好意思，“今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
這件讓蘇洵難以啟口的私事到底是什麽呢？
當然是為“二子軾、轍”了。
蘇洵說這兩個兒子沒有什麽教養，“不知他習”，也不懂什麽禮數，“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但卻“年少狂勇”，“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而且聽說“京師多賢士大夫”，所以想去結交一下，“因以舉進士”。
蘇洵非常謙虛，說自己“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隻是想讓兩個兒子出位。現在我們沒有什麽本事，但好在“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是國家高級幹部，想辦什麽事情都非常容易，“何求而不克”？
蘇洵最後高度讚揚張方平，說他：“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裏，明公一言，天下誰議？”所以，請張方平對兩個兒子“引而察之”，最好能讓兄弟倆一戰成名。
張方平看了蘇洵的信，客氣了一句：“吾何足以為重。”他向蘇洵建議道：要想在考場出頭，還是得求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才行。
當年歐陽修追隨範仲淹搞慶曆新政失敗，張方平接任禦史中丞，對歐陽修“彈擊以前事，二人遂結怨”。兩人都才高八鬥、學富五車，也都有文人相輕的毛病，“素不相能”。不過張方平聰明，知道自己雖然和歐陽修關係不好，但如果親自寫信給歐陽修，歐陽修一定會對他的推薦另眼相看，隻有這樣才能體現出歐陽修的君子氣度與博大胸襟。於是張方平不假思索，替蘇家“作書辦裝”，給在京的高幹韓琦和歐陽修各寫了封推薦二蘇的信件，“使人送至京師”。
當時考進士，首先要在地方通過州試，然後去京城參加禮部考試，通過詩、賦、策、論、帖經、墨義幾場考試的人，可以接受皇帝的麵試——殿試，麵試成績第一名就是狀元。如果不考慮作弊，進士考試程序可以說是相當規範。首先，很多人都有資格參加考試，對於家窮路遠的考生，朝廷甚至提供進京的食宿路費。為了保證考試結果公平，主考官不得與考生有親戚關係，否則需要回避。考生的試卷需要密封，不讓主考官看到姓名和學號，這就是所謂的糊名製度。但有的考生聰明，故意在卷子上留下特殊標記，或者用容易辨認出來的字體，批卷時就有作弊的可能，為此又發明了一套謄錄製度，專門弄一批人把所有考生的卷子再抄寫一遍，然後由考官批改。鎖院製度也在那時形成，就是把考官當賊一樣鎖在院子裏，不讓他們出去喝酒唱歌，以免泄露試題。如此層層設障，作弊自然就難了。
蘇洵父子三人進京以後，因為張方平的推薦，果然受到了韓琦和歐陽修的特別照顧。歐陽修喜歡喝酒，酒喝得越多，廢話也就越多，語言中樞很發達，和蘇軾特能談得來，確實給蘇軾幫了大忙。
在禮部考試第二場“論”的考試中，命題作文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歐陽修看了蘇軾的文章後，“以為異人，欲冠多士”，但因為沒看到考生姓名，又懷疑這是自己門下弟子曾鞏所作，所以把蘇軾的文章列為這一科的第二名。雖然在“賦”的考試中，蘇軾的文章落選，但第四場考《春秋》對義，蘇軾得了這科的第一名，這才驚險地通過禮部考試，取得參加殿試的資格。最終，仁宗皇帝取章惇的侄兒章衡為狀元，蘇軾則“中進士乙科”，取得了第二等的成績。
值得一提的是，章惇也考中了進士，但因為“恥出於侄下”，所以不接受朝廷任命，卷鋪蓋回家複習去了，以備下屆再戰。
先來賞析一下蘇軾一戰成名的《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觀止》，是後世文人津津樂道的傳奇性的範本，全文如下：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籲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灼艾帖》（北宋）歐陽修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製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製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這篇文章是蘇軾政論性文章的代表，蘇軾常用的幾種寫作手法在這裏都有所體現，就是先立一個論點，然後展開地毯式論證，論證語言通順但說理牽強，大量引經據典，然後用一係列的排比借喻以強化效果。其文辭整齊，用詞有力，句讀琅琅，議論紛紛，雖然有纏夾之嫌，但總體上行文優美流暢，無人可出其右。
梁啟超在《王荊公》一文中，對蘇軾的政論性文章有一個評價：“東坡之文美矣”，但是內容不純正，基本是“縱橫家之言也，詞往往勝於理，其說理雖透達，然每乞靈於比喻，已足征其筆力之不足。其氣雖盛，然一泄而無餘，少含蓄紆鬱之態”。所以，梁啟超認為，“以東坡文比荊公文，則猶野狐禪之與正法也”。
梁啟超此言非虛，歐陽修曾評荊公王安石的文章說：“王介甫之文，更令開闊，勿造語。”再看歐陽修對蘇軾文章的評論：“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
僅依歐陽修的個人看法，即可知蘇軾行文的汗漫縱橫，與荊公之冷峻內斂不同。所以政論性文章其實是蘇軾的短板，作為一個擁有不外飾性情的人，他確實很難像其他士大夫那樣板起麵孔說教，當需要強行說教時，不免略顯做作而不合義理。
《刑賞忠厚之至論》因為是應試文章，蘇軾寫來還是有所收斂的，不過表達了儒家“仁可過，而義不可過”的傳統思想，但個人風格已漸露崢嶸。
開篇，蘇軾寫道：從前，品德好的領導是非常關愛人民的，有人做了好事，不但有賞，還唱歌給他們聽。有人做了錯事，在處理之後，還會同情他，希望他能悔過自新，洗心革麵再做好人。再往後，一代不如一代，王道開始衰落，但總的來說，仍然能堅持慈悲為懷，所以受到了孔子的肯定。
蘇軾先用聖人來立論，接著借古書亮出自己的論點：如果搞不清是不是應該給某人獎賞，還是賞了好；當搞不清是不是應該處理某人時，那就不要處理了。因為這兩者都可以籠絡人心。
再接著，蘇軾就開始編故事。說堯帝時代，法官皋陶非常嚴厲，曾連續三次堅持要殺一個犯人。但堯帝大度，三次要求放人。正因為如此，老百姓都害怕皋陶的堅定，而讚美堯帝是個好領導。
一般來說，蘇軾絕不會隻舉一個例子的，所以接下來又講了一個堯帝同意試用一個犯過錯誤的幹部的故事，來進一步說明堯帝心腸好。
講完故事，再引經典，用《尚書》裏的一段話來強化自己的論點，那就是：罪行沒有搞清楚時，應該從輕處理；功勞弄不明白時，也可以從重獎勵。與其錯殺無辜，不如執法不嚴，這就是“忠厚”。
現在，蘇軾就可以亮出自己的論點了：“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一句話，“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也就是說，心腸太好，仍然是君子；而執法過嚴的話，不免就有點殘忍了。因此，蘇軾的論點就是，寧願心腸好放過壞人，也不要因執法太嚴冤枉壞人。
為了讓自己的論點更有說服力，蘇軾接著說，“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然後又從反麵證明這個做法非常正確。隻要大家都“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時間一長，自然天下大同，舉世皆慶。
本來可以收尾了，但那不是蘇軾的風格，他喜歡重複論證，強化論證力度，所以又來了一段經典：《詩經》上講，君子一高興，天下就太平，君子一生氣，天下也會太平。難道君子會變戲法嗎？不是的，他們不過是該高興的時候高興，該生氣的時候生氣而已。但有一個總的原則不能變，那就是要慈悲為懷。
引完《詩經》，再引《春秋》，說立法要嚴，但處理要寬，要根據《春秋》大義來決定賞罰，也是忠厚到極點了。
這篇文章，短短六百多字，引用經典達四次之多，偏於論說，是蘇軾政論文風格的典型之作，也是為後人詬病的地方，遠不如他借景抒情的小文章來得真實有趣。
這篇應試文章，基本是儒家所謂“春秋決獄”精神的翻版，提醒朝廷要積德行善而已。其實，宋朝時期立法思想已經相當成熟，“春秋決獄”的做法漸已式微，成文法的形式日趨明確。但蘇軾卻仍在提倡以“仁義”定賞罰，以鄉願式的好心腸來定案量刑，其實是賞不公、罰不明，觀點未免陳舊，不過，卻深合儒門弟子的心意，因此千年以來，賞析不斷，被捧為經典。
當時歐陽修看了這篇文章後，大感驚豔。蘇軾在老年所作的《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中回憶說：“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立馬表揚我說“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
但這篇文章也惹了點小麻煩。
當時歐陽修把蘇軾的這篇文章定為第二名，但另一主考官梅堯臣搞不清文章裏皋陶殺人的典故出自哪裏，就問歐陽修：“此出何書？”
歐陽修一時也不知道典出何處，就糊弄了一句：“何須出處？”
但歐陽修和梅堯臣都不相信蘇軾會信口亂扯，所以還互相安慰說：“此郎必有所據”，隻恨我們兩個都記不得。
等兩人見了蘇軾後，歐陽修直接問：此事何典？蘇軾不想直說，就騙歐陽修說：這個故事在《三國誌·孔融傳》的注釋裏。歐陽修一聽，急忙回家翻書，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於是“他日再問坡”。這次蘇軾知道瞞不住了，就說：當年曹操搶了袁熙的老婆給兒子曹丕，孔融想勸曹操不要亂來，就說，“昔武王以妲己賜周公”，曹操沒聽過這事，問孔融典出何處，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
然後蘇軾招供道：那個皋陶殺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隻是想當然耳，“何須出處”！
歐陽修和梅堯臣兩人聽罷，都大為驚駭，這種虛構的事情也敢拿出來作為政論文章的論據，真是驚殺凡人。放到現在，就是天才小說家啊。
雖然當時糊弄了過去，但其他考生知道後，卻大為不服，於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訕公者成市”，聚眾齊罵蘇軾和歐陽修，“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指責歐陽修沒有原則，直至鬧到仁宗皇帝那裏。不過歐陽修早在仁宗那裏打過招呼，說要搞文風改革，可能會出點狀況。仁宗也不懂文學，就沒有繼續追究。
蘇軾不但在作文中弄假，在考試時還會作弊。
先是在初試的時候，蘇軾有個題目搞不明白，隻能“對案長歎”，然後偷眼看弟弟蘇轍。蘇轍對著哥哥“把筆管一掉而以口吹之”。蘇軾多聰明，立馬明白了：把氣吹進筆管裏，“蓋《管子》注也”。蘇軾與蘇轍兄弟倆多次作弊，卻傳為美談，真是要氣殺考官。
到殿試的時候，兄弟二人有點擔心，原因很簡單，如果兩人寫的文章觀點雷同，恐終有一人會落榜，於是就跟父親蘇洵商量。蘇洵對戰國文章最熟悉，各種計謀了然於胸，就指點兩個兒子說：“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兄弟倆依計而行，“果然皆得”，都考中了進士。
兄弟倆考中進士以後，蘇洵當然也很開心，對兩個兒子感歎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其時蘇軾二十二歲，蘇轍隻有十九歲，正是大有可為之際，在歐陽修的引薦下，兄弟倆一一拜見宰相富弼和樞密使韓琦。其間獻給梅堯臣的《上梅直講書》和給韓琦的《上韓太尉書》，可以一探蘇軾當時的內心所想。
在《上梅直講書》中，蘇軾主要表達了對歐陽修的敬意。國子監直講（相當於中央大學教師）梅堯臣和歐陽修關係很好，給梅堯臣寫信，要比直接對歐陽修說更含蓄一些。
蘇軾在信中說自己在七八歲時“始知讀書”，就已經“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後來“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等到我學了一點東西，意圖進京“求鬥升之祿”，想拜見歐陽修，但“自度無以進見”，“來京師逾年，未嚐窺其門”。幸好通過今年考試，一次認識了你們兩個大人物，“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真是幸運！
畢竟當時蘇軾年輕，在兩位文壇前輩麵前，內心充滿了謙卑，說“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可見年輕的蘇軾對名聲充滿向往，希望自己也能成為普通百姓崇拜的偶像。
《上韓太尉書》則又是一種寫法。韓琦畢竟是主管軍政的高官，不能跟人家空談友情亂套近乎，所以，蘇軾把自己放得很低，文章寫得非常謙遜。大致先介紹自己打小就喜歡讀書，特別愛看曆史，“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這話的意思是，讓他當個秘書是綽綽有餘的。然後轉而批評“西漢之衰”是因為“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而“東漢之末”又是因為“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蘇軾認為，無論激進或保守，都是錯誤的。
蘇軾大談一番古人政事得失和聖人之言後，終於回到自己身上來，說“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等我來到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我一時見不到兩位大人，“愚不能知其心”，隻能等在路上，“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你們兩人“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隻有像你們這樣的人，才是標準典範！
最後，蘇軾提出了一個願望：寫這封信，主要目的“是以願見太尉”，聆聽太尉教導，“得聞一言足矣”。因為太尉“嚐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
就在這年的四月，蘇軾的母親程氏在四川去世，蘇氏父子立即啟程回家治喪。蘇軾的仕途，由此緩了三年。
蘇軾在家守孝期間，常與一幫朋友外出野遊，爬山玩水，席地飲酒，發生了許多趣事。但總這樣也不是個辦法，那都是無效社交，所以蘇軾決定出一趟遠門，到成都去拜見時任四川首長的王素。
王素是前宰相王旦的兒子，名門之後，不像張方平那樣把蘇軾當棵蔥。但蘇軾不死心，他寫了一封《上知府王龍圖書》，陳述自己對四川的認識，希望能得到王素的賞識。
蘇軾開篇就說：王素上任以來，還不到一個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甚至“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歡欣踴躍，轉相告語，喧嘩紛紜”，說王素守四川，“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
接著蘇軾又提醒王素，要想在四川搞好工作，“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
首先，蘇軾認為王素能力極強，水平極高，來四川工作完全可以“不勞而自成也”。但是，近來四川人生活也不容易，大家都“惴惴焉恐死之無所”，並且“不知天下複有仁人君子也”。蘇軾請王素“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阱之中”，老百姓將“莫不歡欣鼓舞之至”。至於如何才能“釋其重荷”，把老百姓救“出之於陷阱之中”，蘇軾當然不知道，他並沒有這方麵的實際工作經驗。
那麽，治理四川難在什麽地方呢？
蘇軾認為不在於如何發展農業和商業，而在於如何處理好“賦民”與“養兵”之間的關係。既不要從老百姓頭上抽太多的稅，又要把兵養好。他也明知這件事很難，“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
蘇軾認為四川人窮而且膽小，都盼著王素能帶他們過上好日子，“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但他相信，“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隻要“稍加意焉”，就可以讓“天下被其澤”，何況是四川這麽個小地方呢？
最後蘇軾說，我大著膽子給您寫這封信，是想把“舊所為文十五篇”拿給您看看，“政事之餘，憑幾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蘇軾這裏所說的“舊所為文十五篇”，後來到處送人，給宰相富弼、曾公亮都送了一遍，而且還想法子交給了仁宗皇帝。不過這些文章都是書生議政的典型範文，年輕氣盛，雄辯滔滔，除了沒有可行性，基本沒什麽其他缺點，結果自然是也沒人理。蘇軾後來自己都覺得可笑，自嘲“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
在王素那裏沒有收到什麽效果，蘇軾回家繼續寫文章。到了嘉祐四年（1059年）四月，服喪期滿，蘇軾一家收拾行李直奔京城，一路坐船順長江而下，沿途遊山玩水，參觀名勝古跡，自不待言。爺三個在路上寫了很多詩文，後來匯集成冊，定名為《南行集》。蘇軾專門寫了篇序，謂《南行前集敘》，對自己寫文章的心得做了一次總結。
《蓮舟新月圖》（南宋）趙伯駒
蘇軾瞧不起為寫文章而寫文章的人，嘲笑那些人“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他認為，“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寫文章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父子三人“舟中無事，博弈飲酒”，看到“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於是就“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這些都不是“勉強所為之文也”，而實在“得於談笑間”，如“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一樣，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才思。
《南行集》中收入詩文一百篇，多是狀物寫景抒懷，其中不乏佳作，這裏介紹兩篇，看看蘇軾的情懷。
途中經過湖北秭歸時，蘇軾特地爬上岸去，跑到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老家寶坪村（又叫昭君村）裏逛了一圈，順手寫了一首《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
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
誰知去鄉國，萬裏為胡鬼。
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
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蘇軾寫文章喜歡另辟蹊徑，這首詩也不例外。“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是說昭君豔色迷人。“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因為太漂亮了，當地人都不敢娶她，認定了她是“漢妃子”，注定要當皇妃。“誰知去鄉國，萬裏為胡鬼”，這句急轉直下，顯示了命運的無常。“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是說當時的風氣，生女孩，都是為了給家裏撐門麵的，所以“昭君當時憂色衰”。最後蘇軾感慨：人生莫測，起伏不定，誰知道以後會怎麽樣呢？這個意思後來在他的幾篇有名的議論文章中也反複表達過，與“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是一回事，都有對人生與世界的懷疑和無奈，表達了頑童對於人生與未來的迷惘。
在另一首詩《夜泊牛口》中，還沒有正式踏上仕途的蘇軾已經開始表達歸隱田園的想法了，自此以後，這一直成為他作品中難以揮去的情結。在出仕和遁世的矛盾糾纏中，他最終選擇做個精神上的隱士。
且看《夜泊牛口》全詩：
日落紅霧生，係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負薪出深穀，見客喜且售。
煮蔬為夜饗，安識肉與酒。
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鬥。
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
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
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
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
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在詩中，蘇軾羨慕山民的那種淳樸安閑的心境，雖然生活很貧苦，但“亦足樂且久”。然後開始反省，說“人生本無事”，但我仍然“苦為世味誘”，麵對“富貴耀吾前”的**，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安貧樂道，因為“貧賤獨難守”。對此，蘇軾不得不歎息自己“汲汲強奔走”的無奈與可悲。
根據當時慣例，考中進士要先到地方當一屆小官再談提拔，所以，蘇軾被任命為河南福昌縣主簿，蘇轍被任命為河南澠池縣主簿。
主簿是幫助縣長寫文件的秘書，官階九品，芝麻般大小，讓“奮厲有當世誌”蘇軾相當不滿。兄弟二人與老蘇商量以後，均辭不赴任，在京城裏繼續等待，因為朝廷正要舉行“製科”考試，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
如果把進士考試看作一般國家公務員考試，那麽製科考試就是中央機關的公務員考試。這種考試想起來就舉辦一次，誰碰上並考取，誰就有著更為光明的前途，對積極準備當官的文人相當有吸引力，是“汲汲強奔走”的最佳時機。蘇家兄弟當然不想錯過這次機會。但是，按正常程序，蘇軾應幹完一任地方官才能參加製科考試，除非不走正常途徑，直白點說就是走後門。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上歐陽修了。
歐陽修愛惜蘇軾才華，隻好放棄原則，給朝廷寫了篇《舉蘇軾應製科狀》，大力表揚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議論蜂出”，應該讓他破格參加製科考試。
在歐陽修的推薦下，蘇軾得以報名參加“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這個專業還是很對蘇軾胃口的，為了造勢，他搖動如椽巨筆，一連寫了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大談國事。當時蘇軾不過二十多歲，正是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年紀，雖然沒有任何實踐經驗，但架不住讀過的書多，文字朗朗上口，所以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這幾篇文章立馬傳遍京城。蘇軾大名一時間“霆轟風飛，震伏天下”，不管認字不認字的，都搶著看他的文章。千年以後，在《蘇軾全集》中，仍然靠這幾篇策論撐政論文的門麵，雖然沒太多實際建議，但文采燦爛，態度認真。
蘇軾得到了參加製科考試的機會，知製誥（起草詔令的官職，相當於皇帝的秘書）王安石任詳定官。考生成績先由初考官打分，然後密封交給複考官打分，再交給詳定官做最後複核裁定。這一安排為蘇王兩家的矛盾埋下了禍根。
蘇軾在考試時寫成的《禦試製科策》足有六千多字，在毛筆寫作的年代，可不是個小數目，可貴的是，不但篇幅飽滿，而且“文義桀然”。不妨看看他表達了什麽。
文章開頭，蘇軾就大膽批評仁宗皇帝“上下相安，以苟歲月”，又反對王安石在《萬言書》中提出的變法主張，並埋怨仁宗不懂得“禦臣之術”，讓手下的官員太輕鬆了。
當時主考官除王安石以外，還有司馬光、歐陽修、蔡襄等名流，大家對蘇軾的文章都沒有什麽意見，承認他寫得好，將其定為三等。因為一、二等基本是不取人的，三等已經算是很高的成績了，百年間隻出過一個三等，蘇軾是取得三等的第二人。不過以前製科考試不許打草稿，從蘇軾這一屆開始才可以先打草稿，然後定稿。盡管如此，蘇軾的成績仍然非常突出。
專門記錄蘇軾和他的門下弟子故事的《師友雜談》曾記下這樣一則舊聞：蘇軾親自說過，他跟弟弟參加製科考試時，前來參加考試的文人很多。宰相韓琦接見客人時說了一句話：“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嚇得大家都不敢考了，“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可見蘇軾當時的名氣實在太高，導致人人敬畏，不戰而勝。
雖然蘇軾順利通過考試，但蘇轍的文章讓各位考官分歧很大，並成為蘇家痛恨王安石的導火索。
原來，蘇轍在考試文章中不但猛烈批評仁宗皇帝，指責仁宗工作不力，二十多年來基本上沒有取得過什麽像樣的成績，而且把中書、三司、兵部、吏部等部門的主要領導全批了一遍，等於把中央工作全盤否定。
《南薰殿舊藏宋仁宗坐像》佚名
《景德四圖·太清觀書》（北宋）佚名
蘇轍與蘇軾不同，性格相對內向，做事中規中矩，在考試中卻如洪水泄閘突然爆發，以大言狠語博取眼球，希圖以此一鳴驚人。就算整不出什麽名堂來，但以太祖不殺士人的家規，諒必也沒有性命之憂，這是一場有驚無險的賭博。
這篇文章不出意外地引發了巨大爭論。是否錄取蘇轍，主考官分為兩派，其中一派認為蘇轍借抨擊領導攻擊時政而抬高自己，明顯是沽名釣譽。作為主考官之一的王安石，和韓琦、曾公亮等人態度一致，反對錄取蘇轍。但司馬光卻力挺蘇轍，表揚他敢於直言，且內容切中要害，“獨有愛君憂國之心”，這樣的人才不能不錄取。
兩派爭執不休，誰也不服誰，沒有辦法，隻好拿去請皇帝做最終裁決。
仁宗皇帝非常注意社會輿論，也很在意後人對自己的評價，針對這個事件，他寫了道批語：“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還是把蘇轍給錄取了。
據無名者傳言，皇帝下班後對後宮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這句話被有意無意地傳播開來，一時間蘇家兄弟的名聲如日中天。誰料這句半真半假的傳言，卻壓了蘇家兄弟幾十年，最後幾乎沒把蘇軾害死。
製科考試結束後，蘇軾繼續到處寫信，相當於投簡曆，和軍政各方勢力聯絡感情。除了給翰林院的名人，蘇軾還連寫《上富丞相書》和《上曾丞相書》兩信，試圖得到富弼、曾公亮兩位宰相的青睞。
蘇軾的文字功夫在這兩封信裏得到了極好的表現，火候拿捏得正好，沒有諂媚之語，然而細細讀來，就像等待大人賞賜糖果的小孩，雖然為了自尊而竭力隱藏自己的意圖，但在別人看來，心機卻簡單而直白。
蘇軾說富弼：“明公之為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西夏、遼和中國發生摩擦的時候，“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為什麽呢？因為“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蘇軾認為富弼不僅勇敢，而且富於仁義，“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像我這種讀書人，遇到富丞相這樣的上級，“生於世如此亦足矣”。蘇軾繼續稱讚富弼淡泊名利，“無複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而且博通古今，“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更兼智慧超人，“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此外就是為政清明、料事如神，“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總而言之，蘇軾對富弼的定性是“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幾乎是完人。
蘇軾在最後寫得相當坦白，說自己是“西南之匹夫，求鬥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現在受到“翰林歐陽公”的推薦，雖然時常“發其猖狂之論”，但仍然希望“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於是把自己寫的幾十篇文章呈交富弼，以期有所收獲。
富弼浸**官場多年，早已把蘇軾的意圖看得清清楚楚，這樣的年輕人他見過太多，並沒有加以回應。
但蘇軾不急，他又給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寫了一封信。在《上曾丞相書》中，蘇軾含沙射影地抨擊與曾公亮關係很好的王安石，指其一言一行“莫不為異眾之行”，“莫不為怪詭之詞”，這種人一旦主持工作，一定會“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
蘇軾把他所認為的“小人”狠狠地諷刺了一遍，然後就談到了自己。他拐彎抹角地把自己說得很高尚：“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隻是“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所以我極度自信，也因此不討人喜歡，我的文章也沒有機會“至於公相之門”，現在希望通過這次考試找個好工作，同時請您指導一下我寫的十幾篇文章。
讓蘇軾失望的是，曾公亮也沒有回應。後來曾公亮還是大力推薦王安石成為宰相，蘇軾並沒有如願以償。
不過蘇軾仍然有官做，因為製科考試通過以後，朝廷需要為他們統一安排工作。中書研究了一下，“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簽判”，“轍為商州軍事推官”，都是正八品。
王安石當時擔任知製誥，分配工作的詔書由他起草。王安石在錄用蘇軾的製詞中說：“敕某：爾方尚少，已能博考群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誌力之強，亦足以觀矣。”王安石對蘇軾的評價相當不錯，也相對客觀。但同時認為蘇轍的文章根本不合格，不配外放為官，所以堅決不發任命書，連宰相韓琦出麵勸解也沒有用，蘇轍因此無法外任。
此一舉動，徹底激惱了蘇家三個文豪。蘇軾寫下三首《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對蘇轍無法外任為官打抱不平。他說“策曾忤世人嫌汝”，但又勸弟弟，不出來做官更好，留在京城裏正好可以“萬事悠悠付杯酒”，京城是隱居的好地方，可以“萬人如海一身藏”。
也是合該生事，歐陽修有一個好朋友，名叫裴煜，被任命到吳江任知州，歐陽修置酒送行，請蘇洵、王安石、王安國等八個人作陪。蘇洵因為蘇轍的事情，在酒桌上怎麽看王安石怎麽不順眼，便故意生事，不和王安石喝酒。
後來王安石母親去世，朝中很多名人都接到了王安石的請柬前去參加喪禮，隻有蘇洵拒絕前往，並把一肚子怨氣撒了出來，趁此機會，寫了一篇震動朝野的《辨奸論》，直接對王安石發起人身攻擊。
這事其實還有爭議，《辨奸論》的作者到底是誰，一直存在種種猜測，包括司馬光、富弼、邵雍、邵伯溫等人都曾作為嫌疑人被提起來過，但《古文觀止》收錄《辨奸論》時，白紙黑字，作者欄寫的就是蘇洵。
並不是說《古文觀止》認定作者是誰就得是誰，而是說，《古文觀止》把這麽一篇文章收錄進去，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畢竟《辨奸論》的文字確實有衝擊力，絕非俗手所作。如此強悍的文字，應該不是蘇洵能寫出來的，表麵看來，他的性格屬於敦厚型，硬是讓他寫出這麽一篇文章來，隻怕不容易。
可是《辨奸論》總得有人來寫，不是蘇洵又能是誰呢？
有人指出《辨奸論》其實就是蘇軾寫的，然後以蘇洵的名義發表。
《辨奸論》的措辭排句緊湊有力，一步一頓，文辭淩厲，但義理上卻牽強附會，經不起推敲，那正是典型的蘇軾行文風格。而且蘇洵生前審訂自己文集時，並沒有收錄《辨奸論》，可見蘇洵並沒有或是不敢把《辨奸論》納入自己的名下。不過蘇家對此文的態度很奇怪，後來張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明說是蘇洵寫的《辨奸論》，以張方平和蘇家的關係，應該不會出現嚴重錯誤，而且，墓表一般都要經過家人的同意，當然不可能臆測。更重要的是，蘇軾在《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中，也承認這篇文章是蘇洵所寫。蘇軾還在父親死後，再次修訂蘇洵文集時，直接把《辨奸論》塞了進去。這個時間差很能說明問題，有可能是蘇洵生前沒有認可這篇文章，死後卻被蘇軾把文章安在了他的頭上。
此外，在《辨奸論》中還有一處硬傷，即把山濤講的話當成羊祜的話加以引用，此類錯誤實在是蘇軾的一貫作風，他平生最怕死記硬背，也不想查找文獻一一核對，在蘇軾文集裏，確實存在一些史實訛誤。
所有情況整合在一起，可以認為，《辨奸論》出自蘇家，是蘇家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爺幾個對文章到底署誰的大名沒有取得統一意見。畢竟這篇文章的文風惡劣，某種程度上會有損作者形象，連蘇洵自己都覺得《辨奸論》太過分。真正和王安石有直接利害衝突的，是蘇軾，而不是蘇洵，蘇洵已經老了，不可能成為王安石的競爭對手，而有宰相之誌的蘇軾，也必須顧及點社會影響。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誌。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全文直接以王安石為目標，指責王安石是一個“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的人，是一個“不近人情”“囚首喪麵，而談詩書”的人，是一個將要被“舉而用之”而“為天下患”的人。總之一句話，“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自打《辨奸論》發表以來，就不停有人對文章中的觀點進行反駁。蘇軾在看到《辨奸論》成稿以後，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說：“嘻，其甚矣！”
清代的王安石研究專家蔡上翔批評《辨奸論》“支離無據”，“亂雜無章”，“不成文理”。清代理學家李紱也說，王安石“其術即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奸之有”？
總而言之，蘇家和王安石的梁子算是結定了。不過蘇軾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到鳳翔上任。正是以鳳翔為起點，蘇軾踏上了多災多難的為官之路。天高皇帝遠，他的頑童天性得到了任意揮灑的機會，文學才華也在遠離朝廷的地方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