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黨爭：隻與離人照斷腸

蘇軾在回京的路上自然又有不少酒肉笙歌，特別是受到他舉薦的王鞏，更是對他百般招待。一天，蘇軾附在王鞏耳邊說：我在杭州時，皇上派一個中使來看望我，偷偷把我拉到一邊說悄悄話，你想不想聽？

王鞏當然想聽了。

蘇軾便說，中使離京辭別皇上時，皇帝對中使吩咐：快去，見了娘娘再來我這裏，有事找你。中使就去見了太皇太後，然後再去見小皇帝，哲宗把中使引“至一櫃子旁”，拿出一樣東西給中使，密語道：“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原來是一斤上好的茶葉，“封題皆禦筆”，非常金貴。

王鞏聽了，豔羨不已。等後來蘇軾被哲宗皇帝親自貶到海南的時候，不知王鞏還信不信蘇軾的這通話了。

路過鎮江時，照樣要風花雪月吃喝一場，其間有歌伎在唱黃庭堅的詞，中有“一抔春草，解留連佳客”句。蘇軾聽罷，放下酒杯歎道：你們待客無方，“卻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諸妓立東坡後，憑胡床者大笑絕倒”，把胡床也給壓折了。蘇軾一屁股跌在地上，“賓客一笑而散”。

有一個姓袁的歌伎，歌唱得特別好聽，得以陪著蘇軾出遊金山寺。時值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以江流傾湧，月色如晝”。蘇軾攜小袁玉手，登上妙高台，問小袁：會唱我的《水調歌頭·中秋》嗎？

小袁喜盈盈地道：蘇學士的名篇，誰個不會唱啊。說著便輕舒歌喉，慢放玉音，“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地唱了起來。

蘇軾聽著，不顧自己年老體衰，聞歌起舞。短袖揮動，如烏雲卷動；花發飄飛，似亂草搖擺，邊舞邊對小袁說：“此便是神仙矣。吾輩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蘇軾五月底到達京城，被任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此時，弟弟蘇轍已為尚書右丞。

盡管蘇軾滿懷豪情地宣布：“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但是，他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因為反對他的人比以前更多了。他在返京的路上就已遭到了多方攻擊，進京以後，攻擊更盛。

左司諫楊康國奏請罷去對蘇軾、蘇轍的任命，謂其“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津，複聚群小，殘害忠良”，會造成“豺狼當路，奸惡在朝”的危險政治局麵。

《瑤台步月圖》（宋）劉宗古

王岩叟向高太後進言，說要認清蘇軾的本來麵目，“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這些人往往上下蒙蔽，不知不覺間就“養成禍患耳”。

然後上場的就是賈易了，他先是抨擊蘇軾在杭州毫無成績，“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創言”。認為“軾轍不仁，善謀奸利，交結左右，百巧多門”，文章以外，皆不足用。賈易還從蘇轍入手：“謹按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後招進京城工作，則與黨人“相與出力，謀為排陷正直之計，人皆嫉之”，“所毀者，皆睚眥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接著攻擊蘇軾：神宗去世之時，蘇軾作詩自慶，“書於揚州上方僧寺”，後來覺得不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彼，複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然後才對人說，“我托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賈易責問道：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

賈易還揭發蘇軾要拉攏自己，“臣自被命以來”，蘇軾“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說對我非常佩服，“恨相知之晚”，還說我是蘇轍一手提拔上來的，“而臣之樸愚，不喜詭隨，不知為身謀，故漠然未嚐答也”。

無奈之下，蘇軾隻好再次請去，他上書高太後說：我以前在京城得罪很多人，先是司馬光的門下“與臣為仇”，然後“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嚐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加上我早已得罪了王安石的朋黨，這些“黨人尤加忿疾”，所以現在我每天都擔心，“恐別致禍患”。自從太皇太後垂簾聽政，我一路高升，但也受到了各方明槍暗箭的攻擊，“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早就命不保了。現在太皇太後再次提拔重用我，又任命弟弟蘇轍為尚書右丞，我深知這些任命“皆非大臣本意”，而隻是太皇太後信任我和弟弟而已。對此，我雖然非常高興，但“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所以我“聞命悸恐，以福為災”。雖然我光明磊落，“危言危行，獨立不回”，“自知無罪可言”，但是“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因此，我“反覆計慮，莫若求去”，此舉“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複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

朝廷黨爭激烈，高太後不敢，也不願坐看著哪一黨獨大，調蘇軾回京，就是為了讓他回來平衡一下各方勢力。此時的高太後，對蘇軾的依賴性遠不如對蘇轍，她已經明白文筆好並不等於政治能力強。所以，當蘇軾提出“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讓他仍到外地工作的要求後，高太後已不像以前那樣堅決挽留，再次把他送了出去，出知潁州。

蘇軾此次返京，再次铩羽而歸。

這次蘇軾走得比較淒涼，連弟弟都怕仕途受到連累而沒有像往常那樣送行。當蘇軾向蘇轍告別的時候，蘇轍竟然在家裏睡著了，打門都打不醒。蘇軾感歎萬分，隻好留下一首《感舊詩》，離開了“安寢已太康”的弟弟，懷著“悵焉感初涼”的孤獨心情離開了京城。

蘇軾八月底到潁州，又遇到了一個水利工程。

潁州就是現在的安徽阜陽，領地與陳州相接。陳州在潁州上遊，今治淮陰，地勢都比較低下，常年水患嚴重。蘇軾去時，正逢開封境內和陳州治下皆遇大水，原行水道泄水不及，所以有人建議開挖一條三百多裏長的名叫“八丈溝”的支流，通過八丈溝可以把陳州積水引到潁河，再進入淮河，徹底解決陳州水災問題。這個工程相當浩大，因為途經潁州，所以需要潁州大力配合，朝廷已經準備下撥巨款並動用近二十萬民工開工。正好，蘇軾到任了。

蘇軾知道這件事後，一反在杭州時熱心水利的態度，一連向朝廷進了幾道劄子，找了一百八十個理由，拚命申說八丈溝不可開。說什麽“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並指責那些提建議的人“所見猥下，無足觀采”。

蘇軾反對開挖八丈溝的主要原因是怕淮河水高倒灌，那樣潁州就會遭到上下洪水夾擊，無法排解。但是，在朝廷放棄了開挖計劃後，蘇軾卻熱心於疏通潁州西湖的工作，開中清河入淮，卻又不擔心淮水倒灌了。

蘇軾“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大部分時間都在遊玩，但他仍對潁州的生活非常不滿。大概這裏比杭州差得太多，在《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中，說這裏太窮了，剛到潁州，公款就被吃光了。蘇軾感歎道：“歲月今幾何，齒發日向疏”，“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虛”，想弄一頓飽飯吃都不容易，想喝酒也隻能是在夢中了。

事實上，蘇軾在潁州過得並不是那麽不堪。潁州西湖是歐陽修經常遊玩的地方，雖然沒有杭州那麽風流可人，但他照樣可以到潁州西湖上去辦公，“吾公身在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

這年冬天，潁州下了一場大雪，天冷人饑。一天，蘇軾天剛亮就起來說：我一夜沒睡好，潁州人肯定都在餓肚子，我想做點餅救濟他們。倒是王閏之提醒蘇軾說：你是當官的，不是布施的。現在朝廷自有賑濟的政策，陳州賑濟工作做得就很好，你不如向他們請教一下。

蘇軾一想也是，於是就招集手下討論。不料大家早有計劃，知道“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現在潁州義倉中有“積穀數千石”，可以用來“以救下民”，此外尚存有“炭數萬秤”，“柴數十萬秤”，按原價出售，也可以給老百姓帶來點實惠。蘇軾聽了非常高興，急忙上書請朝廷批準賑濟工作。

這是他在潁州做的第一件實事。

另一件事則是捕盜。

汝陰縣有一個大盜尹遇，“久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蘇軾就把汝陰縣尉李直方找了來，下令：如果抓到姓尹的，上報朝廷請獎；如果抓不到，請示上級就地免職。

李直方回家後和九十歲老母親泣別而行，“親領弓手五人”趕往尹遇的藏身之所，“往返五百餘裏”，“手戟刺而獲之”，“捉殺尹遇”。

蘇軾兌現諾言，向朝廷請求獎賞。但對朝廷來說，這件事實在太小了，所以沒有答應蘇軾的請求。蘇軾反複向朝廷申請，表示願將自己的磨勘恩賞轉給李直方，但朝廷就是不理，結果沒有任何獎勵。

盡管如此，蘇軾仍然沒有停止他熱愛的文學創作事業。

一日春夜，微寒漠漠，冷月如水。庭院裏梅花綻放，給人帶來一絲春意。夫人王閏之說：“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淒，春月令人和悅。”

蘇軾一聽，說你講得太好了，“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春月》一首：

春庭月午。搖**香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輕雲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隻與離人照斷腸。

年近六十的蘇軾，仍然記得當年的少年行樂處，隻可惜年華老去，離人斷腸的感覺，與當年大概有所不同了吧？

蘇軾隻在潁州待了幾個月，潁州的月亮果然要“與離人照斷腸”了，他又要走了。朝廷改任蘇軾為知揚州軍州事，免去了地方首長職務，事實上是被降級了。蘇軾到揚州以後，身心俱灰，功名之心似已減半，每天醉心於花花草草、奇石異墨。有事無事喝幾杯小酒，然後寫“和陶詩”，真有點像是都市中的隱士。蘇軾承認自己比陶淵明差遠了，“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總是擺脫不掉塵世的**。

蘇軾酒量不大，少飲即醉，但好這一口，“以把盞為樂”，並且“往往頹然坐睡”，在酒桌上就睡著了，口水眼淚流了一臉。

有一天蘇軾請客，“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書法狂人米芾也在座。酒過三巡，米芾突然站了起來，對蘇軾道：有一件小事請相公替我做主，“世人皆以芾為顛”，請相公辨明一下。

蘇軾放下酒杯，掃了一遍眾人，道：我的看法和眾人一樣。

於是眾客大笑，蘇軾也笑得不輕，剛喝下去的一口酒幾乎噴了出來。

草書“國朝第一”的張友正也請蘇軾喝酒，兩人“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兩個人才氣縱橫，筆意千秋，“每酒一行”，揮筆狂寫，弄得一邊磨墨的兩個小吏忙得一頭汗。就這樣一直邊喝邊寫，到晚上才收手，把對方寫的字收藏起來，並且“俱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蘇軾“和陶詩”寫得正歡暢，原以為自己一生就可以這樣平安結束的時候，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蘇軾再次被招入京，任兵部尚書兼管皇家儀仗隊。

管理兵部，蘇軾沒有什麽經驗，但讓他搞儀仗隊工作，正對胃口。他此次進京已經小心翼翼不再去挑事，沒有主動去得罪人。盡管如此，仍然有人攻擊他。

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至五月，禦史黃慶基等人連上奏章彈擊蘇軾，使蘇軾再次陷入被動。

黃慶基對蘇軾開展了全麵的批評，“曆數其所為”，先是攻擊蘇軾在知潁州期間“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再則提起蘇軾在知杭州時所犯的錯誤，特別是在違法刺配顏益等問題上性質嚴重。接著對蘇軾的官品做了一個總結：“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薦揚，違迕者公行排斥”，不講政治原則，對所推薦的人，無論其政治能力與品行如何，隻要喜歡的就大力提攜。黃慶基認為，蘇軾尚好空談，隻知“力陳強辯，期必勝而後止”，做不出什麽實事來。還借工作之機，不顧人臣大體，“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而且蘇軾的私德也有問題，曾勾結“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至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黃慶基指出，更有甚者，蘇軾門下都紛紛傳言“陛下許軾大用”。“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唱和，合為一黨，牢不可破”，蜀黨之風氣漸盛。黃慶基總結：蘇家兄弟，“稍失控禦，則何所不至”？“自古奸臣，未見此比。”

《珊瑚帖》（北宋）米芾

另一名禦史董敦逸則指責蘇軾、蘇轍等人“各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為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不平之歎”。“若軾與轍，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如不加節製，則國法大亂。

因為高太後護佑蘇軾與蘇轍，結果是黃慶基和董敦逸被貶出了京城。

但蘇軾也因此不敢自安於朝，他於六月上書乞知越州，想去東南弄一個好山好水的小地方養老。但朝廷並沒有答應給他越州，相反，卻任命他知河北定州。

定州是河北軍事重鎮，風沙苦樸，景色寒陋。因此，六月下了任命，蘇軾托詞不去上任，一直待在京城裏另尋安身之所。

豈料在這段時間裏卻發生了兩件對蘇軾影響很大的事情：有兩個女人先後死了，一個是夫人王閏之於八月初去世，年四十六歲；一個是垂簾聽政的高太後於九月初亡故。

高太後之死，讓蘇軾看到了不祥之兆。因為這意味著哲宗小皇帝終於可以親政了。

高太後聽政八年間，主掌一切政事。眾大臣包括蘇軾在內，隻知唯高太後之命是從，全然不把哲宗小皇帝放在眼裏。哲宗每天看著眾大臣全部麵承高太後，背對自己時的屁股，雖然“恭默不言”，其實早就窩了一肚皮的火。加上高太後和眾大臣否定、盡廢父親神宗的變法，這些都對哲宗的心靈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高太後對此心知肚明，所以臨死時把呂大防等保守派大臣叫到床前說：我死以後，你們都快點退休養老去吧，免得小皇帝找你們的麻煩。

果不其然，高太後一死，哲宗親政，政治氣氛立即轉變。躲在京城不願上任的蘇軾於九月十三日再次收到任命，仍然要他到定州去。這次，蘇軾沒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他隻希望能在出京以前見一下哲宗。

出乎意料的是，剛剛親政的哲宗竟然不願見這個名滿天下的文豪老師。蘇軾也沒有什麽好法子想。在《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中，蘇軾先是批評哲宗不理睬自己，態度是不正確的。因為“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麵辭”，我現在好壞也是守邊之帥，“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我前後給你講課時間也不短了，“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可現在外放守邊，卻“不得一見而行”，這確實讓我有點想不通。其實這事對我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麽影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不見我，對你有所損失。

接著，蘇軾便警告哲宗不要意圖恢複神宗的新法，而應該采用清靜無為的策略，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觀看國家大事，隻需要做到“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認真觀察“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就可以了。三年以後，必然看到結果。

蘇軾還勸哲宗說：現在“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所以不需要亂動，萬一方法不對，反而會把國家搞砸了，隻有“安穩萬全之策”才是最省事、最有效的政策。

但哲宗已決意恢複神宗與王安石的新法，對此，蘇軾縱有生花妙筆，也無力回天了。無奈之下，隻有離京。

在《定州謝到任表》中，蘇軾忍不住發了一句牢騷，“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但既然到了定州這個地方，我一定要“勤恤民勞，密修邊備”，希望朝廷能在不久的將來給我一個“魚鳥之鄉”，讓我得以“畢桑榆之景”。

蘇軾到定州上任時，有一個文吏李之儀不久也從京城來到定州，做了蘇軾的手下。

蘇軾非常關心時政，就問李之儀：你最近離開京城，時事如何？

李之儀說：政局肯定要有所變化。

蘇軾小心地問：你有把握嗎？

李之儀回道：高太後垂簾聽政已有八年，在這八年之間，小皇帝“未嚐可否一事”，不點頭也不搖頭，根本不表態，這是很讓人擔心的現象。我估計皇帝肯定是另有打算，一旦時機成熟，政局必然大變。

《梅花圖》（南宋）馬麟

蘇軾本來就是靠高太後罩著的，聽李之儀這麽一說，心裏不安。但他仍然心存一絲僥幸，自我解勸道：想當初太皇太後“受先帝顧托，保佑聖躬”，而當今皇上也很孝順聽話，所以八年以來，“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想來皇帝親政之時，也不應該大舉更張吧！

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說法，高太後垂簾聽政的這八年，是北宋政局最為混亂的時期。在高太後和司馬光的聯手下，整個宋朝萎靡之風達到了頂點，加上黨爭激烈，朝廷早被攪成了一團亂麻。

經過與李之儀反複討論，蘇軾不得不承認前途難測，隻好說：看來，以後“與子相從之日益難”，不如我們還是“遊戲於文辭翰墨，以寓其樂”。

自此以後，蘇軾和手下“窮日力盡歡”，每天外出野遊，“從容醉笑間”。遊玩的時候“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座側”，紅袖揮舞，香唇輕動，所謂家國百姓，邊事艱危，早被那一杯老酒泡成了渾湯。

有一次大家相聚飲酒，一名官妓請蘇軾為她寫一曲《戚氏》詞。此時的蘇軾，憐香惜玉之情已大減，而且與在座諸公正大談古今奇事，沒有太大的興趣，隻對這個官妓虛聲應答，“隨聲隨寫”，結尾那一句“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春妍”，更是寫出了蘇軾被貶出京的惆悵心情。

定州既是邊關重鎮，少不了得常和武將們談一談。有一名武將，“狀極樸陋”，因為公事寫了一篇材料交給蘇軾。蘇軾一讀之下，拍案大喜曰：奇文也！急忙把李之儀找來看，問道：你覺得他這文章裏哪些句子比較優秀？

李之儀看了看，說：“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這兩句寫得最漂亮。蘇軾聽罷，果然開心，對李之儀說：“非君，誰識之？”於是，蘇軾立即把這名武將召來喝酒，“與語甚歡，一府皆驚”。

指望這種愛好玩文弄字的人去把守邊關，大宋的命運不問可知。好在蘇軾在定州的日子已經到頭了。隨著哲宗親政，蘇軾的政治生命徹底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