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亂戰：隻緣身在此山中
元祐年間的曆史，就是各派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的曆史。各派人馬奮不顧身，紛紛講變法的壞話，大力攻擊變法官員，形成了全國聲討變法派的熱鬧局麵。蘇軾和蘇轍是其中的急先鋒，而蘇軾的矛頭直指王安石。
蘇軾為了配合司馬光的保守政策，專門寫了一篇《論冗官劄子》，說：現在朝廷裁減官員，如果裁得多，“則人情不悅”；如果裁得少，“則積弊不去”。裁得不多不少正好才行，要做到既不影響工作，又讓“人無失職之歎”。但不知道如何裁減官員才能達到這種效果，終中國各朝各代，也沒有人真正解決過這個問題。蘇軾當然也不能，隻是提出限定授官名額的主張。
蘇軾又一連寫下《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和《論給田募役狀》兩文，指責“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把神宗和王安石所取得的成就抹殺幹淨，試圖說服高太後“盡去其法”。
蘇軾還說：自己寫的攻擊變法大臣的製詞，有時都不敢簽名，“臣未敢書名行下”，因為怕被那些人上台以後再抓住把柄，那就麻煩了……
其實司馬光大更法令時，蘇軾有點擔心，他勸告司馬光，“宜慮後患”。但司馬光不信，隻是拱手厲聲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但他們其實還是非常擔心的，直到章惇、蔡確等人基本被清除幹淨以後，保守派才鬆了口氣，因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為處置”。
在司馬光和蘇軾的領導和促進下，朝廷各流人物形成了幾個小黨派，各派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互相攻擊排擠，形成惡性黨爭。北宋的命脈，終於被這些君子給折騰得差不多了。
晚明王夫之在《宋論》中，曾對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諸公”有過精辟論述。這些君子天天說的話雖然多，但幾乎沒有誰能夠“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者，“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內政方麵，大家講廢話有癮，做實事無能，“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而對於外敵，則更是“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隻知大力排擠打擊變法派，“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
有一個事件，可以了解當時的黨爭情況何其混亂複雜。
當年王安石的手下變法大將呂惠卿外放陳州，曾經上書自辯，不但攻擊王安石，還專門把王安石以前寫給他的十幾封私人信件都交給了神宗皇帝，這就是著名的“發其私書”事件。
據說王安石在信中要求呂惠卿，有些事情“無使上知”，即不必讓皇帝知道；而有些事情，也不要跟另一位參知政事馮京講，“無使齊年知”，齊年就是馮京。
如果此說屬實的話，那王安石的政治品行真的要受到懷疑了，一個宰相，竟然要把一些重要國事對皇帝和同僚隱瞞，而讓自己的朋友私下解決，說欺上瞞下是輕的，罵一句專權誤國也不過分，那可是足以讓王安石身敗名裂的大事。
非常詭異的是，這些話其實是蘇轍最先說出來的。司馬光剛上台，蘇轍就率先對呂惠卿發難，上書彈劾呂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書”，然後就是“無使齊年知”，“無使上知”等等。當時呂惠卿已被貶為光祿卿，南京商丘安置。但蘇軾仍然覺得處置太輕，所以不斷上書，把呂惠卿再貶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本來草擬再貶呂惠卿的命令是別人的任務，但蘇軾卻主動請戰，揮筆寫下了轟動一時的《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這篇製詞。文章借皇帝之口感歎“元凶在位，民不奠居”，然後痛斥呂惠卿“以鬥筲之才”，“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雖經“反覆教戒”，但仍“惡心不悛”，最終“始與知己，共為欺君”，“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
蘇軾這裏所說的“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就是暗指呂惠卿與王安石共同欺君。然後蘇軾索性直接對王安石展開攻擊：“至其複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現在國家需要“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
蘇軾把文章寫成以後，自己反複讀了幾遍，得意地說：我蘇軾“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剮得一個有肉漢”。
但呂惠卿卻不怕蘇軾，到建州後給朝廷上了一道謝表，雖然不敢直接頂撞製詞，但也不客氣地說：自己對於那些“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但對那些“蟲臂鼠肝”，卻希望能“一冥心於造化”。蘇軾看了呂惠卿的謝表後，不得不歎道：呂惠卿真是難辦，“終會作文字”。盡管如此，這篇製詞“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發其私書”的傳聞由此盡人皆知。
但曆史總還算留下了一點蛛絲馬跡，讓後人辨明事情的真相。
王安石的學生陸佃在澄清“發其私書”傳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陸佃當時在實錄院工作，算是皇家秘書，主要負責記錄各種資料並匯集成史，所以對此種重要傳聞相當在意。
在《陸佃集》中，收有一篇《實錄院乞降出呂惠卿元繳進王安石私書劄子》，文章說：我們在核對禦史蘇轍彈奏呂惠卿章疏時，看到裏麵稱“惠卿繳奏故相王安石私書”，有“無使上知”，“無使齊年知”之語。而且蘇轍還說，王安石是因為此事而被撤職的。我們認為，像王安石這個級別的大臣“出處之由”，應該在史書中“具載”，所以，有必要進一步核對此事真假，“欲乞聖慈特賜指揮”，把“惠卿原繳安石之書”拿出來給我們看看，“付實錄院照用”。
陸佃特意指出，因為“台諫自來許風聞言事”，所以我們不敢相信他們的話，要看到呂惠卿繳上去的王安石原信，才好把此事寫入史書中。
當時黃庭堅也在實錄院工作，本想依附蘇轍的意思，直接“以禦史所言入史”，但陸佃“固論其不可”。黃庭堅勃然大怒，對陸佃道：“如侍郎言，是佞史也！”陸佃則回擊黃庭堅：“如魯直意，即是謗書！”兩個人連吵了好幾天，“連數日議不決”，所以陸佃才上此奏書，請查對王安石的原信以核證傳言。
後來哲宗皇帝果然“降出安石書”，大家細細一查，果無此語。王安石隻是在信中對呂惠卿推薦“練亨甫可用”而已。於是黃庭堅無話可說，在《神宗實錄》中也沒有記錄此事。
呂惠卿當時聽到這個傳聞以後，上書對蘇轍的話做了反駁，聲稱自己當時上書隻是“自省於幾”。
陸佃和黃庭堅都是此事的直接見證人，在謠言剛出來就展開爭論，並看到了最權威的證明資料，此事再無可疑，純是蘇轍所致。
等到陸佃被貶後，元祐黨人不顧史實，再次把這事寫進了《神宗實錄》。待章惇上台，重修《神宗實錄》，則聲明“繳書事已奉朝旨”進行了核對，“並無照據，刪去”。
宋廷南渡後，需要一個人來為北宋滅亡買單，王安石被蓋上了黑鍋，結果這個故事又再次被加了進去。
總而言之，史書改來改去，其焦點已不在呂惠卿，而全在於王安石身上。因為王安石是變法派與保守派鬥爭的焦點。
在這一場混戰中，保守派一邊互相攻擊，一邊又擔心被別人攻擊，一味引經據典對罵，沒有誰想過這樣下去會把國家折騰成什麽樣子。在此期間，國家政事廢退，政局汙濁不堪；經濟政策混亂，反複不定；軍事上采用投降主義，放棄國土用以結歡敵國。北宋就這樣偏離了王安石變法奠定的正確軌道，迅速滑向了末路。
章太炎曾經評論蘇軾在這段時間的表現：“蘇軾利口而不濟於用，其所爭不關政事，惟以瑣細節奏之間而相侵陵。”蘇軾聽高太後說神宗皇帝喜歡讀他的文章，“則泫然為之流涕”。導致後來的一批人，學他的樣子，自“以為忠孝”，“周狗啼而犧牛哭者，則蘇軾為之前驅也”。
事實真是如此嗎？
蘇軾才高，經常恃才傲物，盡管他說自己“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但卻常“以高才狎侮諸公卿”。蘇軾除了反對王安石和變法派以外，和其他人並沒有什麽你死我活的原則鬥爭。雖然會毫無意義地得罪人，其實是頑童天性使然，管不住自己的那張嘴而已，並非存心為之。
盡管蘇軾不是存心，但他對於北宋政壇“蜀、洛、朔”三黨之爭，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一方麵大力提攜自己的門人、朋友和老鄉，形成了所謂“蜀黨”，一方麵跟司馬光留下來的“朔黨”對著幹，然後又和以程頤為首的“洛黨”吵翻了臉。
元祐黨爭，是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和以章惇為首的變法派之間的鬥爭。最早由司馬光挑起，蘇軾搖旗呐喊，最後在高太後的支持下，以保守派的全麵勝利而告終。結果是新法被全數罷去，變法派大員被清洗出局。
在這場鬥爭中，圍繞免役法的廢罷之爭最具代表性。
司馬光為了讓高太後支持廢除免役法，不惜反複上書，一會兒批評免役法使“上戶年年出錢”，“陪費甚多”，一會兒又說“而上戶優便”；一會兒說免役法害民無端，“民情不便”；一會兒又說老百姓對免役法已經習慣了，“人情習熟”。自相矛盾，讓人不明所以。
宰相蔡確反對司馬光的做法，但又不敢明說，就轉彎對司馬光道：“此大事也，當與樞密院共之。”當時的樞密院領導正是章惇。章惇為了維護新法，跟司馬光展開了激烈爭論，“累數千言”，把司馬光的前後矛盾之處“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司馬光被章惇搞得非常難看，經常在朝堂上下不了台。
司馬光強行下令，“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縣級官員“限五日內”罷盡免役，結果隻有蔡京完成任務，因此得到了司馬光的大力表揚，被樹為全國官員的典範。
可笑的是，司馬光廢除免役法後不久，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複差役法的同時，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項目，好收取免役錢。這就不地道了，王安石收免役錢是花錢請人服役。司馬光恢複了差役法，卻仍要收錢。為此，司馬光受到了章惇的駁斥：現在收取助役錢，比之熙寧年間，“尤為刻剝”。
有一次，司馬光在高太後簾子前麵匯報工作，因為太囉唆，結果老太太被司馬光講睡著了。章惇毫不客氣地嘲笑司馬光說話不著邊際、不知重點，“其語甚悖”，話說得難聽了些。司馬光勃然大怒，跟章惇在高太後麵前暴吵起來，“暴憤恚爭辯簾前”，把酣睡的高太後也驚醒了。一問情況，高太後覺得自己臉上也難看，就斥責章惇。章惇一時委屈難當，竟然跟高太後也頂了起來。
旁人一看，機不可失。蘇轍帶頭行動，“劉摯、王覿、朱光庭、王岩叟、孫升交章擊之”，硬是把章惇貶出了京城。
此時，蘇軾早已把自己在黃州時寫給章惇的那些文字忘光了。據說章惇剛出生時，險些被母親放在水盆裏淹死，所以蘇軾有詩調侃：“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這讓對此事一直諱莫如深的章惇難堪無比。
差役法是帶有人身強製性質的野蠻落後的製度，其被廢棄是必然的，不會以司馬光個人意誌為轉移。在王安石變法以後，“賦役合一”漸漸成形，雖然司馬光反對，但曆史的車輪很快就把司馬光碾進了泥潭中。蘇軾沒有被碾進去，不是因為他政治正確，而是許多人不知道蘇軾的政治觀點，隻知道他才華縱橫，幽默有趣而已。
一開始司馬光非常倚重蘇軾的名聲，希望能得到蘇軾的支持。可惜蘇軾雖然寫文章很好，但卻不能給這個盡廢新法的保守政府做什麽實事，相反，還處處影響工作，所以司馬光對蘇軾越來越不滿。
司馬光曾經問蘇軾：現在我要盡罷王安石新法，你有什麽看法？
蘇軾想了想，回答說：我支持你，你這樣做是“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但蘇軾畢竟在地方幹過一段時間，知道新法中有些項目是不能輕易罷去的，他建議司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
蘇軾認為，免役法有免役法的好處，差役法有差役法的缺點，“各有利害”。他力勸司馬光，“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並一口氣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處。還進一步指出司馬光隻是“專欲變熙寧之法”，至於是不是利國利民，全然“不複校量利害”。
蘇軾不同意司馬光罷去免役法，並不是因為他支持王安石。在蘇軾眼裏，免役法“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根本不是什麽好法。但是，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所以，無論免役還是差役，在蘇軾看來全無好處。不過他自己又提不出什麽好辦法來，隻好說：“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
司馬光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不知民間實情，也摸不清到底怎麽搞才好，所以問蘇軾：“若如君言，計將安出？”
蘇軾扯了一大圈曆史故事後，天真地提出了對免役法的修訂辦法，希望能做到既省錢又辦好事情，而且讓老百姓也高興。
司馬光卻對蘇軾的建議“大以為不然”，和蘇軾吵了一頓。蘇軾氣得沒有辦法，隻好回家大罵“司馬牛，司馬牛”！
有一次，蘇軾和司馬光又頂了起來，蘇軾對司馬光說：相公此論，就像是烏龜踢人。
司馬光腦子慢，被蘇軾說得一愣，問：烏龜也能踢人嗎？
蘇軾不懷好意地笑笑，說：正因為烏龜不能踢人，我才說你的話是烏龜踢人。
這個彎子繞大了點，難怪司馬光聽不懂。蘇軾的意思是說，司馬光說的全是囉裏囉唆的廢話。
司馬光囉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特別是老了以後，說出來的話都論筐裝，“語言不窮”。其他官員聽得耳朵起厚皮，但因為司馬光是宰相，大家都不好說什麽，不過蘇軾不理司馬光這一套。
一天，司馬光話又說多了，大家都聽得坐不住。蘇軾站起來對司馬光道：“請相公少住教誨之言。”留點時間讓我蘇軾也講幾句吧！
司馬光聽罷，大為惱火。
司馬光有一個老仆人，每天都稱司馬光為秀才。蘇軾到司馬光那裏喝酒，偶爾聽到了，就教老仆人說：司馬光當宰相了，怎麽能老是叫他秀才呢，你應該稱相公才對啊！
老仆人也聽話，就按蘇軾教的做了。想不到司馬光聽著別扭，就問：這是誰教你這麽稱呼我的？
老仆人說：這是“蘇學士教我”。
司馬光仰天長歎：我就這麽一個好仆人，也被蘇軾教壞了。
但蘇軾對司馬光基本還是支持的。對於司馬光更改王安石的進士考試辦法，恢複了以詩歌取士的考試製度，蘇軾更是大唱讚歌。在《複改科賦》中，蘇軾認為“憫科場之積弊，得詩賦以求賢”，“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蘇軾喜歡會寫詩的人，說這些人“采摭英華也簇之如錦繡”，寫出來的東西可以“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可惜曆史的車輪並不會照顧蘇軾的興趣，以詩賦取士的方法最後仍然被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因為蘇軾跟司馬光吵過架，所以就有資格說自己不畏權威。在《與楊元素書》中，蘇軾說：“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這些人要麽追隨王安石，要麽追隨司馬光，雖然追隨的對象不同，但都是跟屁蟲，“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隻有我蘇軾不是這樣的人，“多不隨耳”。
看看司馬光死後蘇軾寫的《司馬溫公行狀》和《司馬溫公神道碑》，就可以知道他對司馬光的膜拜之情，他不但隨了，而且隨得很緊。蘇軾雖然早已公開宣稱過“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但是為司馬光寫的這兩篇東西卻是用了心的。
在這兩篇文章中，蘇軾先曆數司馬光的各代先人，表揚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號稱一時名臣，然後說司馬光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已經“凜然如成人”。在介紹了司馬光的經曆後，順手提了一下司馬光對弟弟蘇轍的照顧之情，然後就指責王安石的新法被“天下非之”，並高度評價司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的理論。
蘇軾一方麵抨擊“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而天下病矣”，並說神宗“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一方麵又把司馬光被神宗貶出京城，說成是“神宗識其意，待之甚厚”。事實上神宗終其一生也沒有再用司馬光，蘇軾卻可以說神宗“蓋有意複用公也”，“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而司馬光盡廢神宗朝的新法項目，竟被蘇軾說成是“公可謂不負所知，其報之也大”。把司馬光寫成一個“忠信孝友，恭儉正直”的好人，是“欲以身殉天下”的戰士。
雖然蘇軾對司馬光很用心，但被司馬光一手提拔起來的保守派們卻根本不吃這一套，以劉摯為核心的朔黨官員和司馬光門下劉安世為首的台諫官，對“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的蘇軾前赴後繼地展開了猛烈打擊。
《邵氏聞見後錄》記載：時人認為“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就是說蘇軾這個人敢講話，但有時做過火了，就變成了無事生非。劉安世對此看不下去，經常拿曆史上的典故來製約蘇軾。蘇軾被劉安世弄得非常生氣，罵道：這是哪裏的破牛車拉了一個劉安世來，“知得許多典故”？有人把這話告訴了劉安世，劉安世不以為然，說：蘇軾固然有才，但如果要任他隨心所欲地“變化典常，則不可”。
當時朝中有一個流行的看法，說閩地和蜀地的人品格都差不多，“閩蜀同風”。這兩個字裏麵都含有一個蟲字，“腹中有蟲”，不能成為賢人。
蘇軾是蜀人，聽了當然不開心。有一次又有人提起這句話，蘇軾很生氣：聖人說過，“立賢無方”，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為賢者，你們為什麽要說這種話呢？
劉安世不緊不慢地說：我沒有聽過這句話，但是，所謂立賢無方，那也要先是賢者才行。如果隻是一個普通人，他為人處世的風格肯定會受到當地風俗民情的影響，這一點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蘇軾聽後，黯然無語。
很久以後，蘇軾和劉安世都被外放嶺南，歸來之時，在路上相遇，劉安世這才對朋友說：蘇軾“浮華毫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
看來，蘇軾真正的變化是在去海南以後，而不是黃州以後。
之後，蘇軾因為話多得罪了洛黨領袖程頤，於是朔、洛兩黨合擊蘇軾。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司馬光死後，葬禮由程頤主持。程頤是禮製專家，幹起活來也認真，什麽地方擺棺材，什麽地方放火盆，客人在哪邊磕頭，孝子在什麽地方回禮，都搞得妥妥當當。
問題是蘇軾也想主持喪禮，“東坡欲主喪”，結果這個任務被程頤搶去了，“東坡不滿意”，所以就到處挑刺。蘇軾看的書多，加上他父親死得早，有實踐經驗，本來想給程頤找點難堪，可竟然一點碴兒也沒找出來。最後看到棺材裏司馬光的頭巾被整理得方方正正時，就故意說：頭巾理這麽方正做什麽？難道是想當作信封把溫公寄給閻王嗎？
見沒人回應，蘇軾不懷好意地問：程頤對“喪禮何熟也”？這樣旁敲側擊還不過癮，索性當麵問程頤：你父親又沒死，你讀這麽多治喪禮的書做什麽？
程頤氣得沒理睬蘇軾。
司馬光下葬的這一天，眾人正跟著哲宗小皇帝一道，將神宗的靈位安放太廟。按當時規矩，這算是喜事。等把神宗靈位放好，大家又去吊唁司馬光，被程頤攔住了，說：你們剛剛從太廟回來，心情舒暢，根據《論語》的原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我認為你們現在不應該再來吊喪，還是等明天一早愁眉苦臉地再來吧。
蘇軾聰明，他聽出了程頤話裏的矛盾，於是問程頤：孔子是說“哭則不歌”，但並沒有說“歌則不哭”，我們剛剛從太廟回來，現在哭幾下應該沒有什麽吧！說著，“東坡不顧以入”，硬是闖進了靈堂。
程頤一時語塞，又不願讓步，竟然指示司馬光的後人“不得受吊”，把一群人都晾在了那裏。
蘇軾非常不服氣，對程頤道：我看你這真是“枉死市叔孫通所製禮也”。那是四川罵人的土話，眾人聽罷哄堂大笑。程頤沒有當場發火，可蘇程之間的仇恨，算是自此結下了，“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吃飯的時候，蘇軾要吃肉，程頤堅持“居喪不宜飲酒食”，下令上素菜。蘇軾嘲笑程頤說：你又不信佛，“胡為食素”？結果吵來吵去，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蘇軾對自己門下的秦觀和黃庭堅等人下令：凡是跟著我蘇軾的，一律吃肉！而程頤的學生們都陪著程頤吃素。
兩人之間爭來爭去的，全是這些無聊小事。但蘇軾把這當成正事來做，自從跟程頤結下梁子以後，他就聯合弟弟蘇轍，對程頤兄弟“疾之如仇”，“極口詆之”，並借自己擔任禮部尚書的工作之便，對程頤的工作“貶駁譏詆略盡”。
蘇軾做禮部尚書還是很稱職的，他對皇帝、皇後怎麽坐車、怎麽行禮的事很用心。
其實，禮是說不清講不盡的。《齊東野語》對此有一個清醒的評價，說“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大家各說各的理，吵個不停，“諸儒之論，不知其幾”。比如在祭祀天地這個問題上，蘇軾主張應該把天和地合起來一同祭祀，而蘇轍則堅持應該先祭天，再祭地。兄弟倆各尋經典，把朝廷也弄糊塗了，不知道到底該怎麽辦。後來因為蘇軾名氣大，就聽蘇軾的，另外，把天地合起來祭祀也省點事。
可以看出，禮節的製定，主要看誰的嘴皮子好使，天性木訥的程頤在這方麵明顯處於下風，而蘇軾則是駕輕就熟，他對程頤展開了無差別攻擊，不分場合不論輕重，有時連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蘇頌對蘇軾說：你對程頤有點過分了，不應該這樣，如果你再這樣下去，會讓人瞧不起的。
但蘇軾以為程頤嘴巴不行，好欺負，聽不進蘇頌的勸告。為了徹底搞臭程頤，蘇軾指使左諫議大夫孔文仲攻擊程頤為“五鬼之魁”。因為程頤不願做官，隻是以布衣身份給哲宗皇帝上課，所以蘇軾沒有辦法把他指為奸臣，隻能指控程頤是一個小人。
《邵氏聞見後錄》中記載，宰相呂公著說，這個孔文仲“蠢不曉事”，“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因此上書力詆程頤“人品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
程頤自己沒有什麽政治才能，但教出來的學生卻不少，有很多學生已成為朝廷重臣。這些人信奉的是仁義禮智信，最講究師道尊嚴。蘇軾惡搞程頤所埋下的苦果，隻有自己品嚐。
最先對蘇軾下手的，是程頤的學生，禦史朱光庭。
朱光庭為人勁直，“嚴毅不可犯”，不苟言笑，跟愛開玩笑的蘇軾不是一類人。蘇軾看不慣朱光庭的樣子，曾對人說：“何時打破這敬字！”
沒等蘇軾打破朱光庭，朱光庭就開始下手敲打蘇軾了。
蘇軾在《試館職策問》中，曾經出了這麽一道文題，說：“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意思是說，現在朝廷想學習仁宗皇帝以忠厚治國的精神，但做起事情來卻消極惰怠，不能勤於政事；如果學習神宗皇帝勇於進取的精神，又怕大家不能真正領會朝廷的政策，雖然工作風風火火，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就可能對老百姓殘酷刻薄。
可以看出，蘇軾這是在暗諷仁宗朝消極無為的風氣，同時又對神宗朝大搞變法不滿，總之，這兩朝都不入蘇軾的法眼。
蘇軾對很多事物都持這種態度，在他看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要把握一個優秀的進退尺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可惜的是，這種最佳尺度的把握，必須在工作中不斷探索實踐才能得到。蘇軾卻寄希望憑借自己的天才，可以一步到位。
朱光庭正是看到了蘇軾這篇策論試題中的問題，上書指責“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攻擊蘇軾“諷議先朝”，暗指“仁祖、神考不足師法”，是大不敬。朱光庭請求朝廷嚴肅處理，“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高太後“詔特放罪”，不予追究，因為這個題目是她親自審閱過的，總不能把自己也牽連進去。但其他人不像高太後那樣欣賞蘇軾，一批禦史強烈要求高太後嚴肅處理蘇軾。隻有蘇軾的好朋友兼同鄉呂陶為蘇軾開脫，指朱光庭攻擊蘇軾是為了替程頤報仇。呂陶說：“欲加軾罪，何所不可”，但朱光庭卻拿蘇軾的“策問以為譏謗”，這是公然要挑起黨爭。
不需要呂陶擔心，黨爭已經被轟轟烈烈地挑起來了。一大批官員被卷了進來，要“減殺川人太盛之勢”，朔黨王岩叟等人也趁機插腳，與洛黨一道，對蘇軾左右夾擊，以至要求高太後當麵表態。但高太後不想處理蘇軾，聲稱蘇軾“不是譏諷祖宗”，“此小事，不消得如此”。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等人則要求一定要處理蘇軾。傅堯俞退了一步說：我們並不揭發蘇軾在譏諷祖宗，僅僅是認為他不該議論祖宗，所以隻要求對他進行通報批評，“乞略行責”，並不是要置他於死地。說著，幾個人還把蘇軾的策題指點給高太後看。
高太後被這幾個人弄得非常惱火，但又說不過人家，隻是一味地袒護自己的偶像，厲聲道：“更不須看文字也！”
傅堯俞膽子非常大，對高太後道：“如此，則是太皇太後主張蘇軾。”
高太後急眼了，大聲道：我“何故主張蘇軾”？他“又不是太皇太後親戚也”！
到底是女人家，吵架不及那些滿腹詩書的士大夫有水平，高太後最後被逼得沒有辦法，隻好同意“責降蘇軾”。
蘇軾看到這個局麵，心裏也慌了，連上兩道《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為自己辯解。蘇軾說：自己所說仁宗朝之“媮”和神宗朝之“刻”，並不是指責仁宗和神宗皇帝，而是專指現在的“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把戲，“於二帝何與焉”？
《寒鴉圖》（北宋）李成
而且，蘇軾極其聰明，把高太後也拉了進來，說：這次考試本是出了三道題目的，隻有最後一題是我出的，這些題目都是太皇太後親自審閱過的，“蒙禦筆點用”，“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話外話就是，如果我有罪，太皇太後您恐怕也不好脫清幹係。蘇軾最後發誓說：“若有毫發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高太後崇拜蘇軾，不過別人卻不買蘇軾的賬，台諫官們一批接著一批攻擊蘇軾。蘇軾沒辦法，隻好上書請求外放。當然他並不想離開朝廷，但這件事卻一直被揪住不放，直到元祐二年（1087年）元宵節後，蘇軾不得不再次上書自辯。
蘇軾稱自己出的題目“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一點點都沒有“議及先朝”的意思。自己現在處境很難，“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必欲把我打倒而後快。值得慶幸的是，有太皇太後的信任，“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蘇軾不惜以母子之情來比喻高太後和自己的關係，這種“母子之相親”般誠摯的關懷，讓蘇軾感動得“欲以一死上報”，“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
蘇軾說：如果我因這件事而被朝廷處理，那麽，“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都不敢亂講話了，大家“崇尚忌諱，畏避形跡”，會嚴重影響大宋的言論自由，都隻是“觀望雷同以求苟免”，這樣一來，根本就不會有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豈朝廷之福哉”！
蘇軾自我辯解之餘，又承認確實寫文章勸過仁宗皇帝應該“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寫文章勸神宗皇帝應該“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換句話說，蘇軾認為這兩位皇帝都沒有很好地做到這一點，而這正與朱光庭對他的攻擊是一致的，所以，蘇軾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實亦有罪”，但隻承認錯在“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諫之流”，希望能“感動聖意”，努力治理好國家而已。
蘇軾反過來指責現在的台諫官“專欲變熙寧之法”，隻有自己認為應該“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因此，自己“與執政屢爭之”，由此觀之，自己對神宗皇帝是非常尊敬的。蘇軾委屈道：“臣豈謗議先朝者哉！”
然而，攻擊蘇軾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朱光庭、王岩叟和賈易等人更是對著蘇軾猛追不放。
有一天，有人請蘇軾喝酒，正跟賈易坐在一桌。蘇軾想報複賈易幾句，順口就編了個故事，說：我昨天去上班，“有一人乘醉臥東衢”，擋了我的路也不閃避。我很生氣，就命令左右把這個酒鬼“擒而繃之”，給捆起來。不料這個酒鬼卻對我說，你又不是台諫官，“隻有胡繃亂繃”——諧音是諷刺賈易“胡噴亂噴”。
賈易聽了，知道蘇軾在諷刺自己，卻不買蘇軾的賬，回蘇軾道：誰讓你辯解來著？——按照當時的慣例，官員遭到台諫攻擊時，應該保持沉默，等待朝廷調查，而不是自我辯解開脫，那樣會被看作失格行為，隻會遭到更嚴厲的攻擊。
蘇軾被搞得“終席不樂”。
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鄆州學教授周穜上書請“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給王安石一個正確的評價和定論。司馬光門下劉安世攻擊周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觀望之誌，陵蔑公議，妄論典禮”，請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竄殛，以明好惡”。
這時，蘇軾需要表態了，因為周穜曾經得到過他的推薦，所以急忙兩次上書，在《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中展開自我批評，說自己“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謹自劾以待罪”。咒罵周穜是“蟣虱小臣”，“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意在寸進而已”。說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議”，肯定是“有人居中陰主其事”。
為了徹底和周穜劃清界限，蘇軾還建議朝廷對周穜要“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建議把周穜拉到菜市場給砍了。
蘇軾第一次上書後，朝廷沒有理他。但蘇軾並不灰心，繼續上書進行自我批評，明是要求朝廷處理自己，實則是對變法派再行打擊，主要打擊目標仍然是王安石。蘇軾認為，王安石是奸臣之首，“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但是“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複用”，這些人“矯情匿跡，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蠢”，全部應該砍頭，可現在這些人大都活了下來。
為了讓高太後下狠心打擊變法派，蘇軾以曆史上的政變故事舉例，說如果不把這些人徹底搞死，後果不堪設想。
中書的那一幫人沒把蘇軾的話當回事，在處理中“寬周穜之罪”。蘇軾再次失望了。
蘇軾聰明反被聰明誤，在鄆州教授周穜這件事上，他趕盡殺絕的態度，讓很多人都看不下去，結果再次惹起眾怒，被“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
王岩叟上書指蘇軾是“顛倒是非，變亂黑白”之人，他“欲以行其私，非有忠於社稷之誌也”。
王覿指蘇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所言所行“多非理義之中”，“多出法度之外”，“胸中頗僻，學術不正，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這種人如果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建議朝廷外放他為官，讓他改一改“輕浮躁競”之氣。
蘇軾焦頭爛額，於是連續上書，請外放為官，準備過幾天清閑日子。
在《乞郡劄子》中，蘇軾承認自己“左臂不仁，兩目昏暗”。這是典型的高血壓糖尿病症狀。身體不好隻是一方麵，蘇軾主要是覺得自己沒法在朝廷裏幹下去了，因為他喜歡講話。講多了吧，“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講少了呢，就是“欺罔君父，誅罰尤大”。左右為難，進退失據。
這中間主要的過節是：我得罪了司馬光的門人；我的四川老鄉呂陶和範百祿又得罪了門下侍郎韓維；我的學生黃庭堅得罪了禦史趙挺之。這些人為了打倒我，“約共攻之”，“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寫點字都會被人“謂之誹謗”。凡是我推薦的人，全被台諫官“例加誣蔑”，我在朝廷實在是待不下去了，“若不早去，必致傾危”。如果我“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雖然我知道太後對我很好，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則必“為天下笑”。所以，我要求到外地任職，實在是為了“臣主兩全”！“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
“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所以，還是先把自己安頓好再說。蘇軾請高太後“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請讓我到外地過幾天清爽的日子。
蘇軾希望自己走後，朝廷能夠提拔黃庭堅或者秦觀，並且還對親戚朋友一一做了點撥，所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或是親知及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不平之歎”。
在《乞郡劄子》的結尾，蘇軾說台諫勢力很大，到處欺負人，朝廷大臣沒有不怕的，“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高太後實在舍不得蘇軾走，但台諫官論奏蘇軾“罪狀甚多”，加上“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紛紛攻擊蘇軾。高太後有點控製不住，總不能因為一個蘇軾就把國家機構給廢了吧，不得已之下，外放蘇軾差知杭州。這是高太後照顧蘇軾，給他安排了這麽一個好地方。說不定蘇軾又能寫幾首好詩、幾曲好詞。
知杭州的任命下來以後，蘇軾並沒有立即上任。蔡確的“車蓋亭詩案”本來與蘇軾沒有任何關係，可蘇軾在去杭州以前，卻莫名其妙地卷了進去。
蔡確曾追隨王安石變法，司馬光上台後，蔡確受到排擠，被貶知陳州，再移安州。有一天天熱，蔡確出去找地方乘涼，到了車蓋亭，蔡確本來詩才就好，於是詩興大發，一口氣連寫了十首詩。其中有一首《夏日登車蓋亭》，寫得相當有意境：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被貶的蔡確，並沒有自怨自艾，在炎熱的夏天，他到車蓋亭乘涼讀書，看著看著困了，就小睡了一覺，醒來後覺人生如夢，於是莞然而笑，遠處湖水上傳來陣陣漁笛聲，相伴清幽。
詩這個東西，因為意象模糊，對同一首詩，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當年蘇軾就是吃了這個虧，現在蔡確也吃了這個虧，因為其中一首詩中有這樣兩句：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
郝甑山即郝處俊，是一個不怕死的人，當唐高宗想讓位武則天時，郝甑山曾上奏極力反對。為此，有人指蔡確這是諷刺高太後想做武則天。此外，尚有“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問題相當嚴重。
高太後看了詩，也不太懂。但是，蔡確在此前曾在哲宗稱帝問題上鬧出過一些傳聞，指高太後想廢掉哲宗皇帝，所以高太後想借這個機會報複蔡確。於是蔡確被再貶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這個新州，就是宋朝文人聽了頭大的嶺南地區，當時屬於煙瘴蠻荒之地，北方人基本一去就死。
範仲淹的兒子範純仁知道高太後的處理意見後，先天下之憂而憂地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了，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同樣下場。
範純仁很有先見之明，哲宗親政後，大批元祐保守派就被成群結隊地貶往嶺南去了，其中就有蘇軾。
許多大臣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危險性，所以，包括宰相劉摯在內，都在設法拯救蔡確，建議朝廷“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本已受命出知杭州的蘇軾，和這個事情根本沒有半點關係，卻忍不住給高太後寫了一封密奏——《論行遣蔡確劄子》。蘇軾給高太後出主意說：我對太皇太後“受恩深重”，不能因為現在要去杭州工作就“有所聞見而不盡言”。關於“繳進蔡確詩言涉謗”的問題，我有一點建議。我與蔡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一直不喜歡他，所以也不想“為確開說”。但現在這個事情“所係國體至重”，因為全國人民都在看著太皇太後您如何處理此事，一旦“行遣失當，所損不小”。
那麽，蘇軾的建議是什麽呢？
他建議高太後先讓哲宗小皇帝命令“有司置獄”，從重處理蔡確，“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後內出手詔”，說那幾首詩“未必真是確詩”，借機原諒蔡確。這樣一來，則太皇太後於“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這是我的一片“愛君憂國之心”，請太後體會。
這是一個典型的餿主意，讓哲宗唱黑臉，高太後唱白臉，有出賣哲宗而討好高太後的嫌疑。正如同事評論蘇軾的那樣，“蘇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橫揣摩之說”，“使軾得誌，將無所不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