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荊公：翩然欲下還飛去

蘇軾離開黃州，過長江，經慈湖，達九江，廬山到了，他要上去遊玩一番。

廬山林木蔭翳，峰回霧繞，自古秀絕天下，是文人們大發詩情的地方。但蘇軾到廬山以後，卻表態說：此次上山，隻遊玩，不寫詩。——這話自然不能當真。

後來蘇軾在《記遊廬山》中說：廬山“山穀奇秀，平生所未見”，沿途美景應接不暇，本來決定不寫詩的，可是到了山中，看到不少僧俗，指著我說“蘇子瞻來矣”。大家既然這麽好客，能有什麽辦法呢，隻好寫一首。於是一首一首地寫個不停。

蘇軾到廬山時，正好四十九歲，而大詩人李白四十九歲時也到過廬山，蘇軾對此感慨不已，歎惜“謫仙固遠矣”，“世道如弈棋，變化不容覆”，但在他心裏，是願意把自己比作李白的。

與王安石推崇杜甫，輕視李白不同，蘇軾特別佩服李白，認為李白“開濟明豁，包含宏大”，同時又敢於“陵轢卿相，嘲哂豪傑”，“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這也是蘇軾自己的理想境界。但事實上李白沒有達到這個高度，蘇軾自然也沒有。

因為崇拜李白，蘇軾在《李太白碑陰記》中，試圖為李白跟隨永王李璘之事進行辯解。李璘和李亨都是唐玄宗之子，安史之亂後，李璘擁兵南方，有自立為王之意，被唐肅宗李亨興兵誅殺。所以，李白跟隨李璘被當成一件不光彩的事，而李白也正是因此而被流放，途中遇到大赦，才得以“千裏江陵一日還”。

蘇軾為李白辯護說：“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但李白不是這種人，隻看他讓高力士脫靴一事，就可知李白是一個“氣蓋天下”的勇士，這種人一旦得誌，“必不肯附權幸以取容”，又怎麽會跟著永王李璘造反呢？所以，蘇軾認為，李白跟隨李璘，“當由迫脅”，是被逼的。“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何況李白？

蘇軾得出這個結論並不是有什麽史料支撐，而是他認為“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所以“不可以不辯”。蘇軾表揚李白“必不肯附權幸以取容”，其實是在做自我表揚。他早已忘記了自己曾經給那些當朝權貴寫過什麽樣的信件。

既然喜歡李白，當然就要到廬山瀑布前參觀一下，當年李白正是在這裏寫下千古名詩《望廬山瀑布》：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唐朝還有一個詩人叫徐凝，也寫了一首《廬山瀑布》，中有兩句：“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這詩當然沒法和李白的相比，被蘇軾嘲笑為“至為塵陋”，蘇軾專門寫下一首詩惡心徐凝：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

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遊完廬山，蘇軾前去筠州與擔任酒監的蘇轍見麵。

對於哥哥的到來，蘇轍非常高興，兄弟倆雖然經常詩文唱和，但很久沒有見過麵了。

蘇轍不久前到洞山禪院去見雲庵禪師，恰好有聰禪師也在，兩人正在談天說地。蘇轍問：兩位禪師在談什麽呢？

原來，昨天夜裏，兩位禪師做了同一個夢，都夢見他們陪著蘇轍去，“同迎五祖戒禪師”。蘇轍覺得這事有點玄，因為哥哥就要來了，難道哥哥是五祖戒禪師的化身？他當然不好明說，隻是笑道：這麽玄妙，“世間夢乃有同者”？

還有更玄的。

後來蘇軾到了，兩位禪師陪著蘇轍去接蘇軾，就把這個夢告訴了蘇軾。蘇軾卻並不奇怪，說：我八九歲的時候，“時時夢身是僧”，而且喜歡在陝西一帶跑來跑去。後來才聽說，母親懷著我的時候，夢到有一個獨眼的瘦和尚來我家住過一夜。

《白蓮社圖》（局部）（北宋）李公麟

雲庵禪師聽了大驚，問蘇軾：你說的難道是真的？

蘇軾誠懇地說：當然是真的，我騙你幹嗎？

雲庵禪師說：這事就清楚了，因為五祖戒禪師正是陝西人，而且是個獨眼的瘦子，五十年前死去。現在你四十九歲，時間正好，原來你就是五祖戒禪師的化身。

蘇軾一聽，自我批評說：原來我真是一個和尚，“強顏複出”，在俗世遊**，很不應該。我以後一定要好好修煉，重新做一個高僧。

據說從此以後，蘇軾“常著衲衣”。

蘇轍膽子比較小，他怕哥哥再亂說話，於是把酒飯擺在郊外，兩個人盡吃盡喝，不說一句話，有什麽想說的，“唯指口以示之”，以防再給別人抓住什麽把柄。

蘇軾在筠州住了幾天，廬山歸宗寺派人送信來，說佛印到了，要見他。於是蘇軾再回廬山。佛印見了蘇軾，帶著他去廬山湯泉洗澡，看到一個名叫可遵的和尚在溫泉壁上留的一首詩：

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

直待眾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

蘇軾忍不住手癢，便在後麵也寫了一首：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

若信眾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蘇軾當然要比可遵寫得好啦。這個可遵，其實並不可尊敬，他一聽說蘇軾讀了他的詩，還和了他的詩，以為自己和蘇軾是詩友，可以相互唱和，於是急忙去追趕蘇軾，要跟蘇軾談心。

在追趕蘇軾的路上，聽說蘇軾寫了一首《三峽》詩，可遵也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待追上蘇軾以後，可遵對蘇軾說：“我有一絕，卻欲題《三峽》之後”，可惜在路上跑得忙，沒來得及寫下來，你聽我讀一下好不好：

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卻愛君三峽詩。

道得可咽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

可遵說我和你寫的詩都好，我們倆半斤八兩，相差不大。至於其他詩人，隻能舉著小白旗望風而逃了。

蘇軾一聽有和尚追著他要和他的詩，本來很感興趣，但沒想到這麽沒水平，所以蘇軾“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抬腿就跑了。

可遵弄了一光頭的灰，衝著蘇軾的背影大言不慚：“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

再後來，蘇軾逛到了西林寺，在牆上寫了一首傳唱千古的《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這首詩的寫作手法和句法，與王安石在杭州時寫過的一首《登飛來峰》頗為相似：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眼望，自緣身在最高層。

兩詩體現了蘇軾和王安石人生高度不同，詩的氣質水平也不同。

蘇軾眼界有限，在山中迷迷糊糊轉了向，不識廬山真麵目；而王安石站立在高山之巔，縱有浮雲遮眼，也無所畏懼。不識與不畏，一個是在山路峰嶺中暈頭轉向迷了路，一個是在浮雲繚繞的山頂抬眼遠望，兩個境界，高下立判。

六月的時候，蘇軾下了廬山。蘇邁被任命為德興縣尉，蘇軾為了給兒子送行，便舟行湖口，順便來到了鄱陽湖畔石鍾山下，那篇著名的《石鍾山記》就寫於此時，全文如下：

《水經》雲：“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餘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鳴，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醜，餘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餘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咳且笑於山穀中者，或曰：“此鸛鶴也。”餘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莊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餘欺也！”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餘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餘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這篇文章不需要翻譯，中學生都學過，目的是培養學生探索真理的精神。文章的主題是探討“石鍾山”這個名字的由來，既然如此，文筆的好壞應該放到另一邊，重點看蘇軾的探討過程有無可取之處。

“石鍾山”這個名字到底是怎麽來的呢？本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山之取名，根由千奇百怪，並沒有固定的模式，也可能是因其形狀，或者傳說，或者紀念某人，甚或隻是莫須有的原因。蘇軾要在這個問題上較真，他先是交代了古人酈道元和李渤的觀點，然後一一加以嘲笑。

蘇軾否定酈道元的理由極其簡單，隻是想象一下，說連鍾磬放在水裏也不會被風浪打響，不要說是一座小山了。這樣一推理，可憐的酈道元就沒戲了。

而李渤更慘。

其實李渤的態度要比蘇軾嚴謹得多，蘇軾隻是順道過來玩玩，李渤卻是專門“訪其遺蹤”，並沒有“臆斷其有無”，而是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調查，把山南山北的石頭都敲擊了一遍，仔細辨別，聲如鍾鳴，所以認為石鍾山即由此得名。這種說法雖不一定確切，但無疑也是建立在考察基礎上的一家之言。

蘇軾否定李渤的理由也很牽強，說什麽“石之鏗然有聲音，所在皆是也”，但他卻沒有列舉出哪些山是這樣的。這種反駁手法，看起來得力，其實等於沒說。

最奇怪的是蘇軾自己的理論。

他先是寫了一大堆與文本主旨無關的景色。然後切入主題，說“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因為“與風水相吞吐”，所以發出了很好聽的聲音，“如樂作焉”。

蘇軾就根據這塊“可坐百人”的大石頭，斷定石鍾山得名的真正淵源。而他的這個說法，實在是結合了酈道元“水石相搏”理論和李渤的山石作響理論。李渤好歹是調查了全山而得出的結論，但蘇軾隻看到一塊大石頭，聽到一點聲音，就下了斷語。誰才是真正的“臆斷其有無”的人呢？

後來有人也不買蘇軾的賬。曾國藩在《石鍾山名考異》中指出，“石鍾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俞樾經過實地調查後，在《春在堂筆記》中也指出，石鍾山其實是因為在水落下後，山下露出了一個巨洞，“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全山皆空，如鍾覆地，故得鍾名”。俞樾以此嘲笑蘇軾，說如果李渤的理論可笑，那麽“東坡當時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俞樾說了一個笑話，有一次蘇軾去找佛印吹牛，在門外大喊道：“禿驢何在？”佛印聽了，在裏麵回答說：“東坡吃草。”——俞樾認為蘇軾解釋石鍾山得名的理論比這個笑話還要好笑。

如果隻是把《石鍾山記》當作一篇寫景狀物繪聲的優秀遊記來讀，沒有任何問題，但如果是拿來作為具有疑古精神提倡實地調查的指導性文本，則差之甚遠。比起同是說理的王安石的《遊褒禪山記》，不可同日而語。兩人見麵之後，這種差異就更為明顯。

六月底，蘇軾乘船過金陵，天太熱了，於是決定在金陵多待幾天，順道去拜見一下罷政在家的王安石。

蘇軾此去金陵見王安石，並不是要去跟王安石交朋友，更不是向王安石悔過，檢討自己反對變法的言行，相反，他倒是在剛下船時候就給前來迎接他的王安石一個難堪。

《曲洧舊聞》記錄了蘇軾見王安石時的情景。當時“荊公野服乘驢”，簡便樸素，沒有擺任何高官的架子，在河邊等著蘇軾靠岸。蘇軾下船以後，對王安石“不冠而迎”，一派不羈的樣子，對王安石說：“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

王安石笑道：子瞻不必客氣，“禮豈為我輩設哉”。

蘇軾卻跟著來了一句：“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

王安石作為東道主，雖然年紀比蘇軾大了一輪，但對蘇軾的這些放誕行為並不在意，沒有發怒，也沒有辯解。

人既然來了，不免要帶著四處看看。有一次，王安石請新任江寧太守王勝之一道陪著蘇軾遊蔣山。正是蔣山風景清麗宜人之時，三人站在山頂，放眼遠眺，心神大為放鬆。王安石說：“子瞻可作歌。”

於是蘇軾提筆寫下一曲《漁家傲》：

千古龍蟠並虎踞。從公一吊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駕飛車淩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此時王勝之隻到任一日，即因他事而調離金陵，所以蘇軾此詞兼為王勝之送行，在曲中，蘇軾把王勝之比作白鷺，正要“翩然欲下還飛去”。其中也隱約有蘇軾自比白鷺，認為王安石“非吾侶”之意。

王安石對此並不在意，讀完以後，對王勝之笑道：“白鷺者得無意乎？”

蘇軾又拿出一首多年前的詠雪詩請王安石評論，上有兩句：

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這兩句詩寫好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不明白淵博的蘇軾又用了什麽隱晦的典故。蘇軾也一般不肯對人解釋，他現在想考考王安石能不能讀懂。

王安石過目不忘，廣讀博學，他拿過此詩一讀，即對蘇軾笑道：“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子瞻這裏是用的這個意思吧？

蘇軾不得不大為佩服，自此深信王安石博學。因為他這兩句詩的意思正是說，天太冷了，把人的肩膀都凍得縮了起來，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雙眼都被雪光照花了。

王安石對蘇軾的文采沒有任何意見，曾評論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但僅限於“論古昔文字”和“俱味禪說”方麵。

王安石退居金陵以後，絕口不提政事，以免影響朝廷決策。所以，蘇軾在金陵，王安石隻和他談佛論道評詩而已。但有好事之人，硬是編出了一出活靈活現的話劇，一來用以攻擊王安石，二來表現蘇軾所謂的高風亮節。《邵氏聞見錄》等筆記對此多有記載，後來《宋史·蘇軾傳》也不分青紅皂白，加以采用。

說有一次蘇軾嚴肅地對王安石道：“軾欲有言於公。”

王安石一驚，以為蘇軾要跟他提以前的舊賬，不免有點緊張。

蘇軾卻坦然道：“所言者天下事也。”

王安石等蘇軾繼續說下去。

蘇軾說：“大兵在獄，漢唐滅亡之兆。”現在國家“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救之乎”？

王安石舉起兩隻手指對蘇軾說：這兩件事情，都是呂惠卿幹的，“安石在外安敢言”！

蘇軾英勇無畏地說：“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但是，陛下“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

王安石聽蘇軾這樣一說，厲聲道：“安石須說！”但想了一想，又對蘇軾小聲道：這件事，“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講。

這樣寫雖然可以醜化王安石，可是這些對話既然傳了出去，難不成蘇軾居然無視雙方的約定，根本沒有信守保密的諾言？其實，這一段寫得再生動，也沒有一點意義，因為根本沒有一處經得住推敲。

首先，蘇軾見王安石時，當朝執政的是王珪，呂惠卿早在王安石二次罷相前就外放為官了，在地方上已經工作十年了，跟現在的朝政哪還能扯得上半點關係？

其次，就算是當年呂惠卿當政，也沒有對外發動一場戰爭，何來所謂“大兵”？雖然後來神宗在元豐四年對西夏用兵，那也隻是一戰即解。停戰之後，大宋已經有近三年沒有戰事了，何談什麽“連年不解”呢？

再次，曆數神宗朝一十八年，除了蘇軾那一個文字獄外，根本沒有所謂的“大獄”發生，不知這裏提到的“大獄”是什麽？

最後，以王安石的個性，怎麽會講出“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這種沒水準的話呢？王安石當年對神宗皇帝都可以直麵批評，何況這點小事！

在金陵期間，王安石曾建議蘇軾在金陵買一片地建房築園，不妨在此隱居，他看出來蘇軾不適合做官，雖然蘇軾對做官很感興趣。不過蘇軾對王安石的建議卻沒有認真聽取，因為他自有一番抱負尚未伸展。

蘇軾處理得比較委婉。他當時表示可以在金陵買地，請王安石為他代找一片合適的地盤，還寫詩說：“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在離開金陵後，蘇軾寫信給王安石說：與王安石在一起的這幾天“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但“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的心願可惜不能達成。隨後蘇軾在常州宜興買地建了房。

仔細研讀蘇軾的文集會發現，蘇軾此去金陵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想借王安石之手推薦他的得意弟子秦觀。

在《答李琮書》中，蘇軾就已經透露了請王安石舉薦秦觀的想法，指出“秦太虛維揚勝士”，“無乃亦可令荊公一見之歟”？

但蘇軾沒有當麵提及此事，而是在離開金陵、走到江蘇儀征時，才連續給王安石寫了兩封信。其中第一封信，還不大好意思提出秦觀的事情，隻是客套說：“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嚐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現在我離開了金陵，“悵仰不可言”，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擾您，隻請您“順時為國自重”。

在第二封信中，蘇軾先是“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說自己在金陵“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我現在已經準備在儀征買地建房了，這件事情搞好以後，我一定要“扁舟往來”，經常去金陵拜見您。

客套完以後，蘇軾話題一轉，說有個“高郵進士秦觀太虛”，確實是個人才，“今得其詩文數十首”，請您審閱一下。“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誌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也就是說，我蘇軾替秦觀做保證，請王安石向朝廷推薦一下。此外，蘇軾還說秦觀“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是個全才。現在人才稀少，像秦觀這樣的高才“實不易得”。

囉唆了一大圈，蘇軾終於羞答答地說：“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

讓蘇軾失望的是，王安石並不看好秦觀。這種深受女**戴的詞人是入不了王安石法眼的。王安石在《答蘇內翰薦秦太虛書》中，根本不提向朝廷舉薦秦觀的事情，隻是說看了秦觀的詩以後，正好葉致遠也在旁邊，說秦觀的詩“清新嫵麗，鮑謝似之”。王安石並沒有直接對秦觀的詩詞進行評價，而是借用葉致遠之口重複了蘇軾的看法而已。王安石此信，讓蘇軾難免失望。

離開金陵以後，特別是後來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以後，蘇軾的政治生涯有了起色，到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時，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保守派大行其道，蘇軾也廁身其中。他並沒有對王安石去世有任何表示，也沒有一句話對王安石表示哀悼。事實上，蘇軾曆來對王安石頗有微詞，從人格到治學到變法項目，一直有所嘲笑和攻擊。

針對王安石推行的人才選拔製度改革，蘇軾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實出於王氏。”要從文學和學術上打倒王安石。

在《跋王氏華嚴經解》中，蘇軾把王安石寫下的《華嚴經解》批為“荊公之豬”。

蘇軾嘲謔過王安石的《字說》，他編了一則笑話，說“鳩從九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用以諷刺王安石《字說》的牽強附會。如果說這隻是宋人筆記中記下來的，不能確定為蘇軾所講的話，蘇軾自己有一首《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的詩中有幾句寫道：

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

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

在《劉貢父戲介甫》中，蘇軾嘲笑王安石“多思而喜（穿）鑿”，“是以其學多說”。說王安石有一次和劉攽一道吃飯，突然放下筷子問：“孔子不撤薑食，何也？”

劉攽一本正經地說：《本草》記載，“生薑多食損智”，所以不能多吃。而孔子之道是主張愚民的，所以孔子提倡不撤薑食，是為了更好地愚弄別人。

王安石一開始沒聽明白，“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

蘇軾記下這個不知真假的故事後，加以評論道：這雖然是笑話，但王安石的學術“實大類此”。然後還說，我喜歡吃薑粥，甚美。不由歎息道：“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

王安石先被封為舒國公，後改封為荊國公，結果這件事被蘇軾看出問題來了。他在《宰相不學》這篇小文中說：《詩經》上早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的話。現在王安石卻被封為舒國公和荊國公，可見這是“宰相不學之過也”。

《雪樹寒禽圖》（南宋）李迪

蘇轍曾經在王安石手下工作過，為了與王安石劃清界限，蘇軾迫切需要為弟弟洗白。在《剛說》中，蘇軾說：弟弟在條例司工作時，因為觀點與王安石不合，主動要求辭職。王安石對蘇轍說：“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誰知弟弟非常有骨氣，堅定地對王安石說道：“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把王安石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弟弟到地方工作，受到了地方官員的尊敬，說弟弟“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

為此，蘇軾表揚弟弟蘇轍就是孔子所說的“剛而不折”的君子，“知剛者之必仁”，弟弟是個勇敢的好人。

盡管蘇軾自負才學，對王安石多有譏誚，但畢竟以文鬥為主，王安石並沒有心存芥蒂，也沒有因而受到什麽影響。

蘇軾告別王安石以後，繼續往汝州進發。走到常州時，因為以前買有田產，就想在此養老，所以，連上了兩份《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說：朝廷處理我，就“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我“坐廢五年”之後，已經改過自新了，“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本來應該好好工作以報答朝廷，但我現在“衣食不繼，累重道遠”，困難重重。雖然到了常州，口袋已經空了，沒有路費，沒有住房，也沒有糧食，一家大小“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而我跟丐幫又不熟悉，不好討飯，隻能哀求陛下放我一條生路。我本來在常州宜興縣買了一塊地，現在不如讓我住在常州算了。

蘇軾怕神宗不理自己，所以囉裏囉唆地提起自己以前在徐州治水的功勞，請朝廷看在這個分上，批準這個申請。最後蘇軾大讚神宗“聖神天縱，文武生知”。接著說自己“貧病交攻，死生莫保”，請神宗無論如何要可憐可憐自己，同意他在常州居住，不去汝州了。

其實蘇軾手裏還是有一筆錢的，想在常州再買一塊地。看了好幾處地方，因為價錢談不攏，一直沒有定下來，最後在宜興買了一處田產，準備在這裏種橘子吃。

神宗沒有難為蘇軾，常州就常州吧，同意了他的請求。蘇軾對此“惟知感涕”，並且保證，在廢棄六年之後，“已忘形於田野”了，以後老老實實“耕田鑿井”。

因為交通問題，蘇軾沒能及時拿到批複，所以還得繼續往汝州趕。過泗州時，泗州知州劉士彥陪他夜裏坐船在泗水河上喝酒尋歡，蘇軾當然要寫點東西，提筆作了一曲《行香子·與泗守過南山晚歸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時，人語笑，白雲間。

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澹娟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劉士彥是一個本分人，看完這首詞後，對蘇軾說：“學士名滿天下”，這詞一定要到處傳唱的，但是本地法律有規定，“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何況我還是個知州呢？請蘇先生快把這首詞收起來，不要讓別人看見。

蘇軾的膽子又大了起來，劉士彥不是京官，他才不怕，所以意氣風發地對劉士彥道：“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此時蘇軾怕是早已經忘了在黃州寫的那些悔過書。

離了泗州，蘇軾又到張方平家裏住了一個多月，朝廷詔令才送到手上。公文上寫的仍然是“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地位沒有絲毫改變。

蘇軾接到詔書以後，心裏有一絲失望，他的請求雖然得到了批準，但是政治地位卻沒有任何改善。為此，蘇軾寫下了一曲《滿庭芳》，又開始“歸去來兮”。他想到那種“清溪無底”的好山好水好地方去，享受“天遠夕陽多”的自然景致，但時不時地仍然會悲從中來，因為奔波半生，一事無成，不禁令人“空回首、彈鋏悲歌”。

隻得掉頭回常州了，那裏有房子有地，如果真的想隱居，倒可以實現夢想了。

路過揚州時，蘇軾去拜見揚州太守呂公著。呂公著平時話不多，見了蘇軾以後，隻是請他吃飯喝酒，“終日不交一語”。蘇軾在酒席上提筆作詩，呂公著仍是不置一評，蘇軾沉悶得昏昏欲睡。

正在蘇軾往常州趕路時，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初五，神宗皇帝去世了。

其時蘇軾正去竹西寺遊玩，路上聽說皇帝去世的消息，不禁思緒萬千。神宗在位近二十年，自己一直沒有得到重用，相反，卻被整得暈頭轉向。他提筆寫下了《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

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香味過江東。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

暫借藤床與瓦枕，莫教辜負竹風涼。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最後一首意思是說我這一生大概都不會有什麽事了，今年年景很好，我很開心，路上也聽到了很多好話，連花花鳥鳥都跟著高興。

多年以後，這一句“山寺歸來聞好語”遭到趙君錫等人的彈劾，指蘇軾聽到神宗去世的消息有點幸災樂禍。

蘇軾在《辯題詩劄子》中辯解說：我是在往揚州竹西寺去的路上，“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我就聽了一下他們在講什麽，看見有一個人“以兩手加額”，說現在上台的是“好個少帝官家”。我“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這才寫下了“山寺歸來聞好語”。

蘇軾很誠懇地說：“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複書壁上以示人乎！”並且指出，那時距神宗去世已有兩個月，我根本不是在山寺歸來的路上才聽到這個消息的，“事理明白，無人不知”。

那麽，蘇軾是什麽時候聽到神宗去世的消息的？他自己說是在三月六日，也就是在神宗去世的第二天，“在南京（即今天的河南商丘）聞先帝遺詔”，當時他就“舉哀掛服了當”，然後才“迤邐往常州”。

但是這個說法也有人懷疑：當時交通不便，神宗前一天在開封去世，蘇軾沒有道理第二天在南京就知道消息。相反，他在往常州的路上消息不便，近兩個月後才聽到神宗去世，倒也正常。

不過，蘇軾聽到消息後寫下了《神宗皇帝挽詞三首》，以表達哀思之情，還寫信對朋友訴苦說：以後再也沒有人救他了。

回到常州以後，蘇軾打算要過一種愜意的生活。在《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中，蘇軾感歎“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甚至有出家的念頭，在《贈常州報恩長老》中，蘇軾告訴報恩長老，“憑師為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因為心情舒暢，不殺生的蘇軾，此時又有心思吃肉了。一天嘴裏發淡，正好看到一幅惠崇和尚的春江曉景圖，於是寫下《惠崇春江曉景》：

《溪山春曉圖》（北宋）惠崇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蘇軾想吃河豚了。

名人想吃河豚，那還了得？很多人請客。有一家“妙於烹煮”，做好以後，“招東坡享”。蘇軾也不客氣，坐好以後，埋頭大吃。這家人沒見過名人，都擠在屏風後偷看蘇軾吃河豚的樣子，也盼著蘇軾能誇獎幾句，好給自家掙點麵子。誰知蘇軾隻是猛吃不已，頭都不抬，“東坡大嚼，寂如喑者”，根本不提表揚的事情。這家人很是失望。等到蘇軾終於吃完了，把筷子一放，說了句：“也值一死！”

蘇軾雖然表麵清閑，心裏卻清楚朝廷政局必將有變。神宗逝後，十歲的小皇帝哲宗趙煦上台，趙煦的祖母高滔滔（宋英宗皇後）被尊為太皇太後，垂簾聽政。誰都知道高太後對王安石變法是什麽態度，早在王安石當政期間，她就一再因為變法得罪了親貴的利益而在兒子神宗麵前對王安石大為不滿。現在自己一手遮天，當然要變天。新年號定為“元祐”，大宋的政治風雲開始激烈動**起來。

果然，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為己任的司馬光首先被朝廷重用，不久便擔任宰相，開始全麵廢除王安石變法，史稱“元祐更化”。

蘇軾和司馬光關係不錯，他終於看到了希望。但在事態明了以前，蘇軾還不能明確表態，於是飲酒旁觀，“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

司馬光當然不能忘了蘇軾，雖然在“烏台詩案”中他沒有為蘇軾說過一句話，但現在需要大名鼎鼎的蘇軾出來為保守派撐門麵。於是，剛到常州一個多月的蘇軾，接到了朝廷的起用通知：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要他到山東蓬萊去上班。

五十歲的蘇軾，又準備大展宏圖了，歸隱之心，還是暫存一下吧。在《次韻答賈耘老》中，蘇軾欣慰地寫道：任命下達以後，“故人改觀爭來賀”，家人們也都興奮萬分，把邸報翻來翻去地看了好幾遍，擔心看錯了。我也有心情“為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

當時有一個布衣徐三翁，“不知所從來”，“時言人災福，必應”，一算一個準。蘇軾便也想算上一命，“見而問之”。徐三翁看了看蘇軾，說：“君無作官即善。”你最好不要當官。但蘇軾“信之而不能用”。

元豐八年七月，收拾停當之後，蘇軾欣然起身，離開了在常州打點好的地產家園，鬥誌昂揚地奔赴新的任所——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