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與堅持

在海德堡待了一年半之後，1892 年春，毛姆回到了英格蘭，這時候的他雖然已受到了叔本華智慧與學識的熏陶及易卜生大膽前衛思想的影響，但還是不確定自己將來要做什麽。亨利伯父依舊鍥而不舍地勸說他去牛津大學念書，但他不敢向伯父吐露自己的誌向是寫作。其實在海德堡時，他就曾經完成了一部作品，是關於德籍作曲家梅耶貝爾的傳記。但毛姆不懂音樂，對這位作曲家的作品又所知甚少，結果當然不盡如人意，稿子被退回來後，毛姆便將他的這第一部心血之作投入火爐，燒成了灰燼。

在亨利伯父的央求下，他的一位遠房親戚勉為其難地為他的這個侄子安排了一份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可毛姆似乎並不領情，迫於無奈，他也隻得穿得如高尚的紳士一般去事務所上班。上了幾天班後，毛姆覺得自己無法融入新的工作環境，無法與其他同事愉快地相處，於是他越來越孤寂和落寞，漸漸地，他開始厭惡這份工作，間接厭惡起整個倫敦來。一個月後，毛姆又回到了惠斯特堡，伯父看見他後既失望又氣憤。在當地一位醫生的建議下，伯父又安排他去學醫。這個安排同樣令毛姆十分反感，他不想當醫生，他現在十分肯定自己想從事的職業就是寫作。

“自 15 歲以來，我就一直不停地寫作，我之所以會成為醫科學生，是因為我不能堂而皇之地告訴我的監護人——我想當個作家。”在當時，一位出身尊貴的青年要以寫作為生，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毛姆不願放棄剛剛品嚐到的自由滋味，如果他不在當地念醫科，就會被伯父送到牛津大學去。

於是，毛姆同意了去讀醫科，這一部分是他為了避免去牛津而使出的拖延戰術，另一部分，他也想做一個醫科學生，這樣便可以對像他母親一樣無助地躺在產**的婦女給予關切和同情了。

1892 年 9 月，18 歲的毛姆進入了倫敦的聖托馬斯醫院，並在這裏接受了五年的醫科教育和磨煉。

聖托馬斯是一所教學醫院，建於 12 世紀，位於倫敦橋南端南瓦克，1551 年在皇室的特許下改為貧民醫院。在這裏，剛入學的學生讀一些諸如《骨骼》和《解剖示範》之類的書，學校對於優劣學生設有各種獎懲製度。

毛姆在醫學院附近的文森特廣場租了一間房子，這棟簡樸的三層樓的四麵圍滿了灌木籬笆。毛姆的房間在這棟房子的最底層，房租是每周 18 先令，早晚餐每周另付 12 先令。

學校裏提供午餐，通常是一塊烤餅和一杯牛奶，需要 4 先令。在這裏生活，每年 150 英鎊的收入不僅足夠他付學費、書本費和食宿費，還可以攢下錢到國外去度假。碰到手頭拮據時，毛姆會把顯微鏡租出去，換些零錢。

學校為每名學生配備了一張小櫥櫃及一個儀器箱，並建議他們每人買副骷髏。與毛姆一起學習的有 60 名學生，他們多數都和毛姆一樣害羞，而且都對他們所要學習的醫學知識充滿了迷惑和畏懼。每天早上 9 點鍾，他們都要去上解剖課，那些等待師生們解剖的屍體因為存放時間過久，皮膚變得晦暗，像暗色的皮革。因為屍體不夠，學生們經常幾個人共用一個器官。有一次，毛姆和另一名同學共同解剖一條腿，那個同學說：“幸好這是條男人的腿。”毛姆問他為什麽這麽說，旁邊的一名同學答道：“女人身上脂肪多，比較難弄嘛！”

一次毛姆按照教科書中的說法解剖一條大腿，但有一根神經卻怎麽也找不到，正在他萬分懊惱的時候，老師走了過來，在教材中沒有提及的地方找到了那根神經。這件事令毛姆非常氣憤，他萬萬沒想到，自己向來尊行不悖的教科書竟然害他誤入了歧途。老師看出了他的憂慮，便微笑著對他說： “你看，這世界看似少見的事情似乎才是最正常的現象呢 !” 打那以後，毛姆開始留意起人世間的那些看起來異於常理的事情來，時間長了，這種觀察竟成了習慣，這種細致入微的觀察習慣也漸漸地開闊了毛姆的眼界和智慧。

毛姆的生活都是遵循著固定的習慣，他白天待在學校裏，晚上 6 點鍾回到住的地方，有時會帶回一份晚報。每星期他都要到戲院去看一出戲劇。每天晚上，他都會堅持寫作，對他而言，任何社交生活和學校的課程都沒有寫作重要，似乎來念醫學院都被他看做是對成為作家的一種很好的訓練，醫學院的確能帶給他別處所不能獲得的東西——一種對人類身體結構和心靈的知識性了解。在這裏，他可以親見人類的病狀，通過身體上的病痛來感受他們心靈的狀態。

在醫學院的最初兩年裏，毛姆嚐試以易卜生的方式來寫劇本，主旨都在於發掘人類靈魂裏的秘密，劇中人物多半患上了致命的疾病，毛姆試圖通過身體的疾病來展示人類靈魂的病態。當這些劇本被拒絕後，毛姆對戲院經理的無知與大眾鑒賞水準的低下感覺萬分失望，於是便轉向小說。“我計劃先寫兩部小說，為自己提升名氣，這樣那些戲院經理們就會以崇敬的態度來看我的劇本了。”

毛姆認為使自己成為作家的過程很簡單，隻要勇往直前，努力去做就是了。在他看來，作家就要如易卜生那樣，是個社會的旁觀者、藝術上的孤兒、公眾的敵人。毛姆覺得自己可以從童年陰影中解脫出來，能夠看透他母親的死和他對世人的疏隔之感。

毛姆從進醫學院那天起便開始記筆記，但與其他醫學院的學生不同，他記載的都是對話與故事的構想，他已經把自己周圍的人看成是自己故事裏的人物，他認為生活不僅是一日日過下去的，也可以

是一筆筆寫出來的。在他 “寫”出的生活裏，他自己是個超然的敘述者，以觀察、探究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人和事，任何一個人、任何一件事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和筆鋒。

在醫院裏，人們覺得毛姆是羞怯、離群甚至冷峻的一個人，難得見到他身邊有朋友。事實上，毛姆在校外倒是有幾個朋友，像胡塞、佩恩等，後來他出版《蘭姆貝思的麗莎》時，還特別表示要獻給佩恩，並對胡塞的友誼表示感激。

1894 年春，毛姆趁複活節假期到意大利去玩了幾個星期，由此開始了他流浪式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毛姆此後的人生中都沒有再改變。他喜歡無拘無束，同時他也把旅行視為寫作練習裏一個必要的部分。那年春季，他動身去熱那亞，背著旅行袋，口袋裏隻裝著 20 英鎊。他去了比薩、佛羅倫薩，並學習了意大利文，回來時經過了威尼斯和米蘭。

1894 年秋，他完成了醫學院前兩年的課程，學會了使用聽診器、配藥與調製藥膏，通過考試之後，便可以在病房裏工作。毛姆在外科病房裏巡回，擔任外科醫師的助手，要包紮傷口、拆線、換繃帶，有時還要給病人做手術。他穿著白大褂站在手術室裏，把各種器械適時地交給醫生，或用棉球去擦拭血跡，好讓醫生清楚無誤地做手術。曾有一次，毛姆連續三天都待在急診室裏值班。他住在急診室附近的房間裏，三餐也在醫院裏吃，晚上一聽見響鈴就說明來了急救病人，毛姆便立刻跑去施救，不管他當時是在吃飯還是在睡覺。最頭痛的夜晚是在星期六，常會有醉漢和被丈夫虐待的婦人來看急診，他們有的被割傷了指頭，有的被割破了喉管。

後來毛姆又在醫院裏的接生部門做見習醫生三個星期。一天，他到手術室去，看到裏麵擠滿了醫生和護士，他們要為一名產婦做剖腹產的手術，在當時，這種手術成功的概率還很小。手術台上躺著的婦人已經流產過兩次，但是她一心一意想要個孩子，因此又再度懷孕，醫生告訴她隻有 50% 活命的機會，可是她和她丈夫都願意冒這個險。手術進行得還算順利，醫生把嬰兒從母體裏取出來後，滿臉是笑。

幾天後，毛姆在病房裏問起護士，那位了不起的母親如今怎麽樣了，護士很遺憾地告訴他：“她在生產後的當天夜裏就死了，可是嬰兒卻手舞足蹈的，很健康。”聽了護士的話，毛姆皺起眉頭，強迫自己不要哭出來，這位母親對新生命的渴望和對孩子付出的偉大犧牲讓他感動。帶著這種鼓舞，毛姆在產科病房做見習醫生期間共接生了 63 名嬰兒，這些嬰兒大多數都是在貧民窟裏接生的。為此，他時常向朋友們炫耀他是個“老接生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