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法

司馬遷10歲以前，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龍門鄉下度過的。那是一段典型的鄉下小孩的生活：幫助大人耕田、放牛，和帶著泥土香味的夥伴們玩耍嬉戲，當然免不了也要接受家傳的基礎教育。

這十年，在龍門西南方的都城長安，發生了一係列對這個國家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景帝崩，竇太後屬意梁王即位，年僅16歲的太子劉徹在雲譎波詭中登上皇位，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這時候的司馬遷隻有五六歲。一個五六歲的小孩根本不知道皇帝是個什麽東西，就算知道了，他也萬萬不會想到，自己長大後，竟然就在皇帝身邊做事，而且為這位皇帝做事，還真是“伴君如伴虎”。劉徹是一位大有作為的皇帝，一生傳奇，卻又充滿矛盾。他即位後曾自稱平陽侯，微服出巡。好笑的是，他曾被當作小偷，淋了一身尿。他為遏止社會上流行的戰國養士之風，果斷地殺了關東大俠郭解。為了替祖宗雪恥，他下令集全國之力痛懲匈奴，但卻怕死怕得像個沒見過世麵的小村婦，任一些方術之士玩弄於股掌之間，然後“且戰且學仙”。他常歎人才不足，可是又往往因一點小過就濫加殺害。他常常因一時失察而釀成巨大慘案，爾後又很後悔。

司馬遷的一生，就是跟這樣一位皇帝相始終的。漢武帝登基後建立了中國帝王的第一個年號，叫“建元”。這個名詞和“始皇”似乎有些異曲同工之妙。漢武帝和秦始皇嬴政一樣，統一四合，萬人之上，尤嫌不夠，還要在曆史紀錄上拔得頭籌。事實上，根據司馬遷的描述，秦皇漢武還真有不少相似之處。

我們知道，秦始皇有一個一直被後人所詬病的行為，就是焚書坑儒。他這一把火燒掉了大量的先代典籍，這給司馬遷寫《史記》造成了很大不便。尤其是“戰國七雄”中其他六個諸侯國的曆史，更是被秦始皇一把火燒得幹淨。所以《史記》中有關秦的事情，記述得最為詳盡，可以說秦在司馬遷的筆下複活了。同樣的，秦的尚武尚法精神也在司馬遷有生之年複活了。

說到這裏，我們又要談到統治思想了。一般而言，我國古代社會的統治思想不外乎三種——法家、道家、儒家。這三種思想在司馬遷的少年時期發生了激烈的遭遇戰。

早在司馬遷出生前二三十年的文帝時代，在當時的大商業城市洛陽，出現了一位天才，名叫賈誼。他主張，用禮樂教化樹立良好的習慣，摒棄不好的風俗，多分封諸侯以削弱地方權力。這些主張一時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青睞，原有的道家統治思想被削弱，儒家學說大有漸漸抬頭的跡象。同時人們也忽然發現，漢初所謂的無為而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味地因襲秦朝的製度，最明顯的就是繼承了秦朝遺留下來的法律。秦朝以法家學說為主要統治思想，推崇嚴刑重法，而漢初與其的差別隻在於那些刑罰不常用。沒事時，百姓自然過著清靜的生活，真有事情發生，懲處也是非常嚴厲的。原來漢初的道家外表下，還是藏著法家的內裏，隻是不常亮相而已。

賈誼的主張一出現，馬上引起了一些守舊大臣的恐慌，可是他們又提不出具體的辦法，也不能從理論上反駁賈誼，隻能大罵“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然後給了他一個“洛陽少年”的貶稱。這個稱號在今天看起來好像還挺好聽的，事實上，當時的意思是說賈誼是個在洛陽這種商業大城市中不守規矩的小混混，帶有輕視鄙夷的意味。賈誼就這樣被那批人隔絕於都城之外，無法親近皇帝以施展抱負。

這是儒、道、法三種統治思想交戰的第一個回合，儒家思想失敗了。可是，逐漸龐大的帝國從無為到有為的需要，使得這類衝突不斷發生。

到司馬遷少年時，統治思想之間的衝突更為激烈，這其中有一些有趣的巧合和衝突：

第一，逐漸龐大的帝國必須要有所為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這個時候，漢武帝登基了，他是位雄才大略、求變求新的君主。這是時與人的巧合。

第二，漢武帝好大喜功，登基之初就渴望有所作為。在各家學說之中，那一直隱藏在黃老之治外衣下，不曾發揮出來的法家學說絕對是他認為最合適不過的。可是，秦朝崇尚法家，使人民疲累不堪，終而速亡的前車之鑒擺在眼前，漢朝那些曾受秦暴政**的百姓的後代子孫自然不會提倡法家之治。這個民意，漢武帝也沒有膽量加以違背。這種想要又不敢說，想放棄又舍不得的心情，是漢武帝個人的內心衝突。

第三，姑且不論漢武帝內心的衝突，他貴為一國之尊，想要有所作為時，照理沒人可以阻擋他。可是不論什麽學說都無法改變的“君臣父子之禮”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他的父親景帝已崩，但他的祖母竇太後還在。如果竇太後是個不管事的也就罷了，偏偏她是竇氏外戚集團的首腦，諸事都想過問。更令漢武帝煩惱的是，竇太後堅決支持黃老之治。

景帝時，竇太後曾經請教過一個博士。“博士”這一稱謂始於戰國，是政府中的知識分子，屬於顧問性質，不擔任實際的職務，但工作內容很複雜，包括卜卦等。竇太後因為喜歡老子的書，有一天召一個博士去問問題。這位博士說：“老子的話不過是童仆之言而已！”竇太後聞言大怒，命他“入圈刺豕”。豕就是豬，這裏應該是野豬。這有點像羅馬人一種懲罰兼娛樂的方式，被懲罰的人在一個圍成圓圈的場子裏和猛獸搏鬥，勝了，算是走運，可以免罪；輸了，就讓猛獸吃掉。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裏描寫了這個故事：景帝認為這個博士實在沒什麽罪過，不過是直言冒犯了太後，就命人偷偷給他一把非常鋒利的刀，結果他的運氣不壞，一刀就刺進野豬心窩，從而免除了罪責。不過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竇太後對黃老之治的推崇和堅持。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實在無法公然忤逆祖母，大刀闊斧地改革。這是人與人的衝突，也是道、儒、法的交鋒。

這三個巧合和衝突使得漢武帝的改革十分棘手，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麽處理的。

漢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大臣們負責推薦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言明“申韓（法家）蘇張（縱橫家）之言，亂國政者”不在推薦之列，黃老之治則礙於竇太後，暫時不敢列入禁止範圍。結果，董仲舒等儒者被任用了，可是為了顧忌竇太後，隻好先把他們安置在地方政府，董仲舒被分派到諸侯國裏。我們前麵說過，漢武帝心裏真正希望推崇的是法家學說，但出於種種考慮不能明目張膽地推行，至此，他對自己內心的衝突已經找到了妥貼的化解辦法，那就是用相對溫和的儒家學說做幌子。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漢武帝時，有個諍臣汲黯，他曾批評漢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這句話可謂一語道破漢武帝尊儒學的真正動機，他想利用高談王道且重禮製的儒家學說來掩飾他“多欲”的內心，一方麵可獲得重仁義、行王道的美名，另一方麵可以避免天下人對法家學說的排斥，方便行尚武、尚法之實。這句話能夠流傳下來真要感謝司馬遷的秉筆直書，把罵當世天子的話也照實記錄下來，否則，後世人要如何知道漢武帝尊儒學的真正目的呢。

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司馬遷十歲的時候，竇太後眼疾嚴重，體弱力衰，逐漸開始不管事了。於是，漢武帝開始進行他的第二個步驟。他在手下的顧問組織裏設置了五經博士，換句話說就是“儒學博士”。不過，顧問組織裏本來就有的其他各家各派博士仍然存在。

第二年，竇太後逝，祖孫倆的個人衝突完全解除，漢武帝將顧問組織中其他各家的博士全部予以遣散，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從此，儒學成為中央政府正式標榜的正統學說，而博士的職務也加以製度化，成為專門研究曆史和政治，能夠“通經致用”的學者的代稱。他們沒有實際政務，但可以參加廷議，開創了學者步入仕途、參與政治的通道。

不管漢武帝內心是怎樣的想法，他是不是誠心地尊崇儒家學說，這個製度都是一個建設性的製度。後來在博士之下，設有弟子員50人，每年加以考核，通過考核的，就可以委派適當的官職，成績好的則可以成為郎（天子侍從）。這打開了由讀書通往從政的道路，為公平的選舉人才創造了一條較為合理的通道。

也許就是受到這種劃時代的背景的影響，崇尚黃老的司馬談也配合政策環境，讓司馬遷接受儒家教育。司馬遷自己說他10歲的時候開始學習古文。古文就是指秦代篆書以前的文字，在當時已經廢棄不用。司馬遷學習這種文字與這個背景有沒有間接關係，不得而知。一般認為，司馬遷七八歲時，他的父親司馬談開始擔任太史令，13歲時他跟著父親到黃河、渭水一帶收集史料。這對司馬遷來說應該是史學上的第一次啟蒙，他的古文基礎和日後考訂史料的能力就由此開始。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司馬遷八歲時，漢武帝派特使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要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大漢帝國已經準備舒展筋骨了。司馬遷馬上就要進入一個熱鬧、令他目不暇接的場麵中，他為之興奮，並對前途充滿憧憬。但與此同時，他也在向著他一生中最悲慘的遭遇，一步一步地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