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父司馬談

司馬家族這位重操遠祖舊業的司馬談無疑是真正引導司馬遷走向偉人偉業大道的關鍵人物，同時，他對司馬遷的思想也有很大影響。

《史記》中關於司馬談的故事並沒有詳細的敘述，也許是司馬遷不願在私人事跡方麵多費筆墨。因為這樣，司馬談的生年無法考證，隻知道他死於公元前110年，即司馬遷36歲那年。他在漢武帝建元年間擔任太史令，確切年代不知，大概是在漢武帝登基後一兩年內，也就是司馬遷六七歲的時候。不過，《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錄了一篇他寫的論文，這篇文章非常有名，也非常有價值，叫《論六家之要旨》。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談所推崇的思想學說。他把春秋戰國以來的學術整理出一套係統，井然有序地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學說做簡要而一針見血的總評。他最推崇的是道家學說，而批駁最多的則是儒家學說。他認為各家都有個通病，就是過於褊狹，無法在實際生活中靈活地運用，隻有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且“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換句話說，司馬談認為道家學說最具有綜合性、最富於彈性。在他眼中，道家學說就是集儒、名、墨、法、陰陽等各家學說之所長的哲學，他盛讚道家“無為而無不為”，批評儒家“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因此“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司馬談的這套思想對司馬遷影響很大。《太史公自序》究竟寫於哪一年已經不可考，但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我們卻可以分析出來。

漢初的君主推崇道家學派中的黃老之治，黃老之治是以黃帝時期的政治清明及崇尚道家思想中的清淨儉約作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方針，反映在漢初的具體政策大綱就是“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清淨儉約”。到漢武帝盛年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談正是生活在統治思想大變革的過渡時期，而且，他顯然是沉湎於過去的黃老之治的代表。司馬遷承襲了他父親評六家的學風，但是他的見識和評判已遠超他父親。他對孔子以及百家學說的評價中肯而客觀，直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對百家學說的評價大體還如他的意見一樣。

司馬遷生活的年代雖然全部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代籠罩下，但實際上，漢武帝的尊儒隻是做了表麵功夫而已，所以司馬遷實際上也生活在一種思想轉型的空氣中，不過是比他父親更靠近儒家學說而已。

漢代所謂的儒者，老實說，大多並不純正，他們披著一色的外套，內裏卻是五花八門，連那位被認為是儒者、曾以極濃厚的儒家色彩作《過秦論》的賈誼，以及始倡“罷黜百家”的大儒董仲舒都難免在儒者的外套下藏有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內裏。這是過渡時期無法避免的現象，不足為奇。不過，後世卻每每為司馬遷的思想究竟是“尊儒抑道”還是“奪道抑儒”而爭論不休，雙方都可以在《史記》中找到一簍筐一簍筐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看法。

《史記》中曾說司馬談向一位叫唐都的方士學過天官，天官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研究日月星辰等天文學的人；還說他曾向楊何學《易經》，《易經》是一門具有道家色彩的儒學；又向一位姓黃的先生學習道論，這個人大約就是司馬談道家學說的授業老師。

這樣一位對道家學說感興趣的父親，卻讓司馬遷接受了儒家教育，因為那是一個從百家爭鳴逐漸過渡到提倡儒學的時代，普及儒家教育是一種潮流，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司馬談在中央政府任職。

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有這樣一位父親的安排**，司馬遷的思想也許無法按後世的標準加以評定。說他是什麽家，或是偏重什麽家，這個問題永遠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重要的是，他是個史家，他用好奇的眼光觀看任何他能看到的事情，而這些就是他思想泉源的一部分。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對他影響很大，但絕不是他的全部。一個成功的史家往往具有敏銳的直覺，然後才會有準確的反應和反響。司馬遷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他個人的生活體驗是極為重要的。所以，我們還是從頭說起，先談談他的少年時期吧。